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结构性改革的特征、问题和路径,本文是竞技体育方面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跟新时代和路径和改革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竞技体育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结构性改革的特征显著,体现在从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的体制结构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组织结构转变、从金牌至上向展现综合实力的复合型目标结构转变、从服务国家的单一价值向满足社会需要的多元价值结构转变.面对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新使命、新要求,竞技体育存在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结构亟待优化,运动项目结构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突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结构还未形成,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后备人才的组织结构不协调等问题.新时代的竞技体育要尽快补齐结构性短板,打造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多层次竞赛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均衡协调的运动项目发展新格局,发挥竞技体育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需要的多元价值.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结构性改革；特征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10-0005-08
Characteristics,ProblemsandPathofStructuralReformof
ChineseAthleticSportsinNewAge
PENGGuo1,2,YANGGuoqing1,2
（1.NanjingInst.ofP.E,Nanjing210014,China;
2.JiangsuSportsandHealthEngineeringCollaborativeInnovationCenter,Nanjing210014,China）
Abstract:
Sincethe18thCPCNationalCongresswasheld,aneweraofsocialiwiththeChinesecharacteristicshasinitiatedandChina’sstructuralreformofcompetitivesportshasbeenmarked.Itisembodiedinthetranormationfromasinglemanagementtoapluralisticgovernanceinstitutionalstructure,fromafactorydriventoaninnovationdrivenorganizationalstructure,fromagoldmedaltoacomplextargetstructurethatshowscomprehensivestrength,andfromasinglevalueofservingthecountrytoamultivaluedvaluethatmeetstheneedsofsociety.Inthefaceofthenewmissionandnewrequirementortheconstructionofapowerfulsportsnation,thereisanurgentneedtooptimizetheinstitutionalstructureofcompetitivesportsthatisactivelyintegratedinto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However,theunevendevelopmentofsportsprojectstructuresremainsprominent,andthegovernancestructureofcoordinatedparticipationbymultiplesubjectshasnotbeenformed.The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thereservetalentsisnotcoordinatedandsoon.Thecompetitivesportsinthenewerashouldovercomethestructuralweaknesses,buildamultivariateandcoordinatedgovernancesystemofthegovernment,societyandmarket,constructmultilevelcompetitionsystemandtalenttrainingsystem,establishanewpatternofbalancedandcoordinateddevelopmentofsportsandprojectsandbringintoplaythemultivariatevalueofthenationaldevelopmentneedsofcompetitivesportsservice.
Keywords:newera;China;competitivesports;structuralreform;feature
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不断顺应经济社会的改革步伐,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在体制结构、组织结构、目标结构、价值结构等方面的改革特征显著.新时代的竞技体育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宏大工程,覆盖多个层面、多个领域,梳理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结构性改革的特征,分析存在的问题,可以为竞技体育的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参考.
1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结构性改革的特征
1.1从单一管理向多元治理的体制结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同时为体育事业的体制结构改革提供了契机.新时代,竞技体育积极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需要,不断推进体制结构改革,整体呈现出从单一管理不断向多元治理转变的改革特征.
第一,从“垂直型”管理向“扁平化”治理转变,打造政府主导型体制结构.在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下,竞技体育贯彻管办分离的原则,不断转变发展方式,从行政指令单一结构向行政手段、市场机制和志愿者行为的耦合结构转变,把社会全面参与、市场有效参与、公民自觉自愿参与和政府统筹、政府主导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动力和活力,竞技体育不断向政府主导、企业赞助、个人投资、全社会参与的“扁平化”结构转变［1］.第二,从政府权力无限向权力有限转变,竞技体育体制结构更为突出“开放”.通过不断完善制运行结构,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围绕项目结构、人才培养组织结构、训练体制结构、竞赛体制结构等多层面布局进行改革,打破了依靠国家“独家管办”竞技体育的体制结构［2］,把竞技体育内部的一些工作放开给社会,通过取消、下放和清理若干行政审批事项,推进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和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由政府部门办体育逐步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办体育,初步形成了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体制结构.第三,从“中心——边缘”结构向“网式多中心”结构转变,社会化运行结构不断优化.一是创新了体育部门、教育部门、社会力量共同培养后备人才的协同结构,社会组织、企业团体、协会、个人等开始不断参与到训练和竞赛中,国家队不断向地方、向企业、向社会开放,项目选材不再局限于体制内单位,而是面向全社会开放选材.二是竞技体育不断走向社会,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社会活力.主要改革了运动项目管理体制结构,推进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将运动项目主要业务职责移交给协会.截至2017年底,姚明、周继红、王海滨、冼东妹、张健等一批专业人士当选27家项目协会负责人［3］.第四,从政府管办合一“独轮驱动”向政府、社会、市场、个人“四轮驱动”转变,多元协同治理结构不断完善.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逐渐步入了多主体、多领域、多系统协同推进阶段,不断引入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竞技体育事务,提升了各项目协会、俱乐部等多元主体的自主决策权.通过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多主体的密切合作、共同参与,提升了竞技体育体制的结构活性.
1.2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组织结构转变
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是实现竞技体育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4］.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组织结构囿于政府导向下的要素驱动,主要依靠政策、保障、措施等要素的组织推动竞技体育发展,通过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的高投入和高消耗,利用制集中要素推动竞技体育发展.
要素驱动下的竞技体育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这种组织结构的科学化程度较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导致了竞技体育发展活性不足.
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以创新驱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实现集约式增长,用技术变革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5］.竞技体育在社会改革的驱动下不断优化组织结构,呈现出由行政驱动向利益驱动转化,从注重数量的提升向追求综合实力的增强、质量的提高和结构效益的调整转变.第一,通过要素创新优化组织结构,推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多种机制耦合创新的集约型转变.从训练组织、竞赛组织、人才培养组织等多个要素不断优化发展方式,推动竞技体育组织结构由依靠资源倾斜集中投入的粗放型,逐渐向依靠科技引领、组织创新、制度完善、科技保障、理念创新的集约型转变.通过优化竞技体育组织结构,提高单位资源投入竞技体育的产出率,推动竞技体育由人力密集型向科学密集型转变；利用组织创新激活科技、市场等要素对竞技体育的投入,推动竞技体育的集约化、内涵式发展.第二,通过制度创新优化组织结构,推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制度创新是竞技体育组织结构创新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不仅对政府和市场协同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创新,还对后备人才、竞赛体系、项目协会、职业体育等多层面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制度性完善,通过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2014—2024年)》、《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国家队训练管理质量评估实施办法》、《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多项政策,利用制度创新激活竞技体育发展的组织活力,引导竞技体育不断走向内涵式发展,初步形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
1.3从金牌至上向展现综合实力的复合型目标结构转变
长期以来,我们把在国际大赛上获取金牌作为竞技体育的至高目标,把金牌作为考评各级地方体育部门绩效的指标.伴随着国家快速崛起,我们展现国家综合实力的方式日益多元,不再单纯依靠竞技场上的成绩来展现国家的强大,逐渐摒弃了金牌至上的目标定位,转而追求金牌背后的项目结构、国家形象、民族精神等复合型目标.2015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对全运会等全国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3］,这标志着我国传统金牌至上的目标结构开始从国家层面发生转变.
第一,从“争光体育”向全面体育转变.对于比赛,不再“唯金牌论”,而是更加看重金牌数在奖牌数中所占的比重、运动员在国际赛场的综合表现以及参加世界大赛的综合效益.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们更加注重整体项目结构的优化和参赛的综合效益,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中国海外征战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再次刷新了中国境外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纪录和参赛项目记录,中国参加了除手球和橄榄球外的所有项目,体现了我国奥运大赛目标不断向整体项目提升的转变.
第二,从突出优势项目向推动各项目结构协调发展转变.新时期,我们不断挖掘新的项目增长点,努力恢复各类项目结构间的“生态平衡”,追求运动项目结构的整体发展和效益.在业余体育与职业体育、奥运项目与非奥项目、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间追求协调发展,在集体球类项目和基础大项上寻求突破.十八大以来,我国竞技项目结构有所优化,优势项目及一批潜优势项目、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成绩取得了新突破,尤其是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我国冬季项目得到了长足发展.
第三,从“以金牌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进步,社会对金牌的认识发生转变,人们开始用更加宽容、理性的态度看待金牌,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国人对比赛首日零金牌的淡定充分体现出一种观念的转变,女子100米仰泳半决赛结束后,没有拿到金牌但贡献了大量“魔性”表情包的傅园慧备受追捧,这说明我们在关注金牌的同时,也在关注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现出的综合素质和精神风貌.
第四,从少数人的体育向全民体育转变.竞技体育不再只是少数人提高技能的舞台,更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7年8月,第十三届全运会高擎“全运惠民,健康中国”主题,新增了群体项目,打破了专业和业余的界限,取消金牌榜,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紧密结合,让民众参与全运会享受竞技运动的欢愉.这说明我们办赛的目标结构在不断转变,利用竞技体育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日渐彰显.
1.4从服务国家的单一价值向满足社会需要的多元价值结构转变
一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结构相对单一,主要服务于国家崛起的政治需要,强调塑造国家形象、彰显精神风貌、振兴中华的政治价值,竞技体育单一的价值结构过于重视达成国家层面的政治诉求［6］.新时代,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深入,竞技体育较为单一的价值结构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休闲娱乐、健康促进、文化教育、消费升级等方面的多元需要,价值结构上开始由服务于国家需要的政治价值,不断向满足社会需要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多元价值转变,逐渐凸显竞技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不断高涨,我们不断拓宽了竞技体育价值的内涵和外延,从文化娱乐、健康促进、文化教育、经济助力、社会缓冲等多个方面深化了竞技体育的价值结构.2016年7月《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提出“以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为目标,以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竞技体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综合功能”［7］.与之前的竞技体育发展规划相比,新时期的竞技体育在价值结构上更加注重综合效能,更加注重通过竞技体育推动社会建设,竞技体育由单一的社会价值向多元价值转变的效益明显.
第一,从竞技主导向助推社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转变,不断挖掘竞技体育的经济价值.为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竞技体育不断拓宽了单纯以追求运动水平提高为中心的价值定位,将发展竞技体育相关产业与促进社会消费相联系,通过大力发展体育赛事表演、体育电视转播、体育健身娱乐、体育场馆运营、职业体育等第三产业,不断挖掘竞技体育的经济价值,促使竞技体育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经济效益,助推社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二,从训练竞赛向提升人们的精神素养转变,不断释放竞技体育的人文价值.伴随着新时代人民日益高涨的文化生活需要,通过不断挖掘竞技体育的精神价值和教育价值,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体育比赛促进人们交流,提升人们的精神素质.通过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讲述励志性体育故事,使竞技体育中的顽强拼搏、不怕困难、团结协作等精神得到发扬,对培育人格健全、具有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公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从单一的成绩追求向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转变,日益彰显竞技体育的休闲、娱乐价值.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活动审批以来,竞技体育赛事活动不断走向民间,与社会、市场相结合,全国各地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体育赛事活动丰富人们业余生活,广大群众不断参与到各类比赛中,竞技体育的娱乐、休闲价值不断释放,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和体育获得感.
2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2.1竞技体育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结构亟待优化
进入新时代的竞技体育步入了“两个发展”并重的新阶段,竞技体育不仅要加快补齐结构性短板,实现自身快速发展,而且要引领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由于长期受国家体制机制影响,竞技体育主动服务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体制结构效率不高、能力不够,导致了竞技体育实现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短期内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一,竞技体育实现自我发展的内部结构驱动力不足.竞技体育内部组织缺乏活性,运行机制创新不足,依靠外部助力、引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力度还不够.在发展方式上,竞技体育还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和保障等要素驱动实现发展,短期内竞技体育的外延式扩张和粗犷式发展依然占主导位置,依托社会、运用市场推动、科技助力、制度创新、组织保障等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结构还不健全.在发展动力上,竞技体育依然主要依靠行政部门层层下达的政策、文件等维持运行,社会化、实体化、扁平化改革还不够深入,管办分离、内外联动、各司其职的体制结构还未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互动”的内部结构联动能力不强,充分利用社会市场资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竞技体育、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还未形成.
第二,竞技体育主动融入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结构效能不高、作用不够.由于竞技体育在体制上一直囿于政府驱动型发展,主要围绕国家的政治需要,强调担负政治层面的“工具性”角色,实施国家权力向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渗透,将本来可以自我发展、发挥综合效益的体育变成了资源消耗型体育,使竞技体育体制结构的社会活性下降,短期内难以全面地融入国民生活方式.新时代,人们对竞技体育的多元诉求不断高涨,但受长期政治身份的制约,短期内竞技体育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娱乐休闲、文化教育、健康促进等方面的多元需要,竞技体育自身释放娱乐、休闲、健康、教育、经济、文化等多元价值的体制动力还不足.
2.2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突出
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规模、结构、效益等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布局不够科学合理,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之间,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之间,个人项目与集团项目之间,优势项目与弱势项目之间,东、中、西部区域项目之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并且,基础项目和“三大球”以及冬季项目整体水平仍然较低,优势项目提升空间有限,潜优势项目整体缺乏后发潜力,竞技项目区域结构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8］.
第一,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布局不均衡,世界大赛依赖跳水、羽毛球、乒乓球等优势项目.从近三届奥运会项目夺金点看,我国大赛成绩主要依靠优势项目,伦敦奥运会金牌分布中,举重（5金）、体操（4金）、乒乓球（4金）、羽毛球（5金）、射击（2金）和跳水（6金）共获得26枚金牌,约占金牌总数的68%,主要靠优势项目保持竞技实力.
第二,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夺金项目结构“错位”明显.我国的基础项目、集体项目、“三大球”、水上项目等大赛成绩,与美国、英国等竞技体育强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从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分布看,我国优势项目多分布在美、英优势项目以外,与美、英形成较明显的“错位”发展,田径、游泳等“重金项目”是我国竞技体育的“软肋”,在国际竞争中长期处于不利的局面（见表1）.
第三,竞技体育项目职业化发展程度不均衡.职业联赛发展水平不高的运动项目,除乒乓球、羽毛球、女子排球的成绩相对理想外,篮球、足球、男子排球等项目的职业化水平还不高.
第四,竞技体育项目区域结构非均衡发展.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区域分布存在很大差异,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水平不均衡,存在夺金项目分布面窄,优势项目不多,田径、游泳等基础项目薄弱,潜优势项目缺乏竞争力,冬季项目仅有少数小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冬季项目分布不均衡,为新时代冰雪运动的推广与普及造成障碍.
2.3竞技体育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结构还未形成
新时代,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竞技体育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转变,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竞技体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竞技体育原有的管理模式及运行结构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需要,面临着治理结构亟待创新、发展方式亟待优化,政府部门、社会市场、协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关系亟待理顺等现实问题.受国家体制机制长期影响,我国竞技体育依然主要依靠政府单一管理,国家办与社会办相协调、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还未形成.第一,竞技体育事务主要依赖政府行政手段管理,社会参与度不高.短期内主要还是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竞技体育事业.第二,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不健全.竞技体育主要依靠行政部门层层下达的政策、文件等维持运行,社会主体参与竞技体育的力度不够,各项目协会、俱乐部等自主决策权不高,与经济社会转型所要求的“小政府、强社团、大社会”新型治理结构不匹配.第三,管办分离、内外联动、各司其职的治理机制活性不足.竞技体育的社会化程度低,市场配置体育资源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各类市场主体投入竞技体育的门槛依然过高,与经济社会转型下社会市场参与竞技体育治理的要求不适应,导致竞技体育的自我造血功能不足.第四,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治理结构还未实现.竞技体育不同参与主体间存在利益冲突,体现在与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与事业单位及社会市场之间,运动员、教练员与集体和国家之间,奥运会与全运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协同参与的治理结构需要深入优化.
2.4竞技体育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后备人才的组织结构不协调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结构和总量与体育强国建设的要求不适应,表现在新兴奥运项目人才短缺,各项目人才发展不平衡,多层次、多途径人才培养组织结构不协调.第一,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后备人才培养组织结构不协调.后备人才培养主要依赖体育系统,培养结构比较单一,存在后备人才生源不足、人才选拔与培养衔接不合理、运动员文化素质落后等问题,大、中、小学“一条龙”的人才培养结构尚未建成.学训矛盾、社会用工制度改革等造成了运动员就业出口不畅等现实问题.“制”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学校体育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办体育、学校办运动队、俱乐部培养后备人才的组织结构还不健全,多元投入的后备人才培养组织结构还未形成.第二,地方化、院校化、社会化多元人才培养组织结构联动性不足.一个完整科学的高水平运动员培养体系包含合理选材、科学训练、全面教育、职业规划、社会保障和配套法规等多个要素.然而,目前我国缺乏以竞技体育为手段、以全面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方式,高水平运动员培养还主要采取“一条龙”的模式,尚未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运动学校共同培养后备人才的积极性,社会组织、协会、俱乐部联合培养后备人才的渠道还未打通,利用高等院校培养后备人才的方式还没有在全国普及.当前,“跨界、跨项、跨地域”多元人才选拔方式只是局限于一些弱势项目和新兴项目,还未有效地进行多项目推广.国家队组建结构还比较单一,地方化、院校化、社会化多元人才选拔组织结构还未形成.第三,运动员选拔方式依然单一,缺乏运动训练与文化教育协调发展的组织结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教融合不够,以各级体校为基础的“训练网”主要通过国家强制性制度实施,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协同性不够,导致了青少年运动员训练参赛脱离了教育系统,还没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运用市场资源和教育资源共同培育后备人才.当前,基层体育学校只有55.4%实现了体教结合,竞技体育人才的成材率仅达6%［9］,文化教育水平不高严重影响了运动员的升学、就业和退役安置,制约了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3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3.1健全竞技体育体制结构,打造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
新时代的社会转型对竞技体育体制结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新的社会背景下,协调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关系是提升竞技体育治理能力的基础.新时代的中国竞技体育要顺应经济社会改革的趋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打造政府主导、协会自主、市场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见图1）.
第一,构建制与社会市场相结合的体制结构.进一步完善制,对竞技体育管理机构和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分配,发挥政府在竞技体育治理中的主导型角色,实施政府的调控型服务式治理,逐步将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体育政策和制度设计上,在规划各级政府在竞技体育事务治理中责权边界的同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引导社会组织、市场共同参与竞技体育治理.厘清国家、社会和市场在竞技体育治理中的关系,制定政策法规防止不同主体在治理中的权力寻租,打造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的竞技体育治理体制.第二,打通不同主体间的网络结构,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拓宽竞技体育治理结构,以政府、协会、社会组织、职业联盟和俱乐部为治理主体,根据不同参与主体的性质,构建以竞技体育核心利益为主、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结构,推进政府、社会、市场、协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10］.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和民众力量介入竞技体育治理,打通不同主体间“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横向互动”的网络结构,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多种机制相互配合、多个主体共商共治的体制结构,实现竞技体育治理效益最大化.第三,提升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的治理效能.一是完善社会组织运行结构,发挥社会体育组织贴近民众的优势,积极配合政府和市场主体,通过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准则、健全组织结构、拓展组织功能、完善组织制度规范,使其担当起实践竞技体育治理的主体角色.二是降低各类市场主体准入竞技体育的门槛,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逐渐使市场在竞技体育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不同市场的参与激活竞技体育体制结构活性,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依靠市场力量培育竞技体育多元治理主体.第四,建立考评竞技体育治理效果的社会化多元评估体制.加强竞技体育治理效果评估,协同多元治理主体,建立以社会市场、项目协会、非营利组织、企业代表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等为主体的第三方评估体系.将法制化、化、效益化、协作化、规范化等治理绩效纳入评价指标（图1）,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与协调的体制结构,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利益相关者制衡、财务透明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多元评价结构,提升治理绩效.
3.2完善竞技体育组织结构,构建多层次的竞赛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竞赛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竞技体育组织结构,建立与经济社会转型相适应,与竞技体育发展规律相匹配的竞赛体系,通过发挥教育系统、体育系统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教育系统、体育系统和社会力量多元投入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打造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竞赛体系（见图2）.
第一,完善竞赛组织结构,打造多层次的体育竞赛体系.一是推动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组织共同投入体育竞赛体系.国家、省、市、县要共同建立常态化的校园体育竞赛组织机制,发挥体育、教育和社会组织各自优势,形成各系统协同推进的办赛新体制,逐步建成适应社会市场要求的政府引导、形式多样的竞赛组织结构,实施国家投入与市场运行相结合的分级混合赛制,打造相互衔接的县、市、省、国家四级体育竞赛体系.二是优化学校体育竞赛组织结构,完善区域竞赛体系.针对我国区域分布情况,开展区域学校体育竞赛活动,定期举办跨区域综合性学生运动会,要丰富学生体育竞赛的组织形式,科学设计竞赛组织内容,完善竞赛管理办法,可以广泛运用挑战赛、对抗赛、大奖赛、等级赛等多种组织形式,推进全国比赛、校际比赛、班际比赛和校园四级比赛相结合［11］.三是完善社会力量参赛和办赛机制,推动学校竞赛、青少年竞赛、职业竞赛的有机结合.调动地方与社会各方积极性,利用不同地区社会组织和俱乐部力量,构建学校、社区和俱乐部体育的联动共享组织机制.要拓宽学校竞赛资源来源,将学校体育竞赛与社区体育、乡镇体育竞赛、俱乐部竞赛结合起来,打造多渠道、多形式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新格局.
第二,优化后备人才培养组织结构,构建教育系统、体育系统和社会力量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协调好不同系统的关系,做好职责分工.政府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好各级学校教育系统,在人才培养、资金、管理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性支持；体育系统要对体育人才训练和参赛直接负责,做好不同层次后备人才的训练参赛任务；社会组织要通过各种途径,吸纳社会资源,发挥项目普及、俱乐部对接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不同系统的协调,打造多元投入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二是推进高水平人才培养多元化,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队组织结构.在各类学校、体校、俱乐部和职业队中选拔组建国家队,建立国家队、省市队、地方队层次衔接的人才输送模式,形成精英运动员培养与选拔的长效机制,打造不同项目联动递进的后备人才梯队［14］.三是构建与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相衔接的运动员文化教育保障结构.协调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关系,建构“体教融合”的文化教育监管机制,根据运动员成长特点,将竞技体育与教育、育人与夺标有机结合,打造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综合服务保障体系,拓宽优秀运动员升学和继续教育保障渠道,推进运动员文化教育常态化,提升运动员学习、训练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3.3统筹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建立均衡协调的运动项目发展新格局
均衡协调的竞技体育项目结构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新时代,要对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布局做好顶层设计,科学优化项目结构,减小区域发展差距,建立各项目布局合理、区域分布均衡的项目结构,推动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第一,开发和培育不同项目竞赛市场,优化项目结构.综合评估各类项目发展潜力,从不同项目特征出发,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激活运动项目发展转型,推动不同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促进运动项目的市场化、社会化和产业化发展.统筹各省市自治区的优势项目与劣势项目,健全运动项目资源流动市场,合理利用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和跨域活动特点,促进区域体育资源的交流与合作,针对不同地域、不同项目的市场化程度,培育多元竞赛市场,通过不同项目竞赛市场拉动项目结构优化.第二,推动不同项目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坚持突出重点,拓展优势空间,恶补弱势项目,统筹奥运与非奥项目、夏季与冬季项目、优势与潜优势项目、集体球类项目与基础项目及弱势项目的协调发展.要深挖不同项目的竞技潜力,扩大夺金单项数量,总结优势项目制胜经验,通过推广优势项目经验带动潜优势项目发展,争取形成更多优势项目.要协调潜优势与弱势项目共同发展,以重点项目结构优化引领整体项目结构调整,对于弱势项目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形成新的金牌增长点.第三,运用政策倾斜重点扶持“三大球”、基础项目和冬季项目发展.在资金、人才等各个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围绕重点扶持项目,与学校、社区、企业合作共同培育优势项目,扩大项目规模.要借鉴国外竞技体育强国的项目发展经验,如美国的游泳、田径项目,牙买加的田径项目,挪威和德国的冬季项目等,深入挖掘国外优势运动项目的成功因素.要秉承走出去、请进来的思路,加强重点项目教练员培训,提高教练员执教水平,提升重点项目的整体实力.第四,科学规划区域项目结构,挖掘具有优势特色的区域运动项目.围绕我国竞技体育资源分布,结合地方经济、地域、资源等条件,统筹各省市自治区的优势项目与劣势项目,结合东部和中、西部项目特色,进行优势互补,可以东部竞技体育发达地区为引领,重点向偏远穷地区倾斜,推动全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的整体优化［13］.各省市自治区要根据自身经济、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培育特色运动项目,科学规划各地运动项目发展的空间结构,如东北地区可利用气候寒冷多冰雪的特点,大力发展冰雪运动项目；东部利用水资源优势发展游泳、帆船等水上项目,西部利用海拔高多山脉优势发展中长跑、登山等项目.
3.4拓宽竞技体育价值结构,发挥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需要的多元价值
新时代,我国的国家战略有了新调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竞技体育应紧扣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脉络,围绕“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定位价值结构,发挥助力于新时代国家建设的多元价值.
第一,深挖竞技体育的政治价值,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是适应国家“立体化”外交的新要求,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战略,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多边体育交往,在教练员、场馆建设等方面提升援助力度,为世界体育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二是加深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推动退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进入国际体育组织,参与多边体育治理,承担更多的国际体育义务,提升国际话语权.三是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推进元首体育外交,继续发挥大型赛事的外交价值,通过举办各类重大国际赛事,促进国家间交流,展现新时期中国大国新形象.第二,发挥竞技体育的经济价值,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一是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相关产业助推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提升竞赛表演、场馆运营、职业体育等业态比重,打造多门类的职业赛事品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向服务化转型.二是大力推动“赛事+”发展,使体育赛事与旅游、健康、餐饮、交通、传媒、娱乐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多元产业链,引导消费结构升级,促使体育消费方式从实物型向参与型、观赏型扩展,为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第三,释放竞技体育的文化教育价值,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一是通过竞技体育实施意志教育,提升民族意志品质.通过引导民众参与竞技体育活动,体味竞技体育中顽强拼搏、不卑不亢的文化精神,发挥竞技体育凝聚人心、激励斗志、文化整合的价值,提升公民意志品质.二是通过竞技体育实施技能教育,提升公民文化素养.通过举办各类运动项目技能培训活动,让广大民众学会健身基本方法,通过举办各种民间赛事丰富人们业余生活,利用经常性的体育参与提升公民文化素养［14］.三是通过竞技体育实施精神教育,塑造健康文化价值观.通过在全社会推广中华体育精神,激发民众勇敢、激昂、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为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第四,践行竞技体育的公共服务价值,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一是健全覆盖全面的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拓宽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内容,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职能相结合,建立多类型、多层次的体育赛事服务中心,创建集多功能于一体的赛事服务平台.二是培育多元竞技体育公共服务主体,让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承担竞技体育公共服务,通过推进竞技体育走向社会、打造高质量的体育比赛和民间民俗赛事活动,让人们在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加强交流、加深理解,使竞技体育活动融入民众生活,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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