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合谋和无声的拮抗论90年代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合和分,本文是关于诗歌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跟知识分子和拮抗和诗歌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诗歌论文参考文献：
“知识分子写作”或是“个人写作”阵营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内部千差万别.仅就“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诗人来说,他们之间的不同点要比相同点更显著,在有关“知识分子精神”、诗歌*与诗歌美学、具体诗歌展开的诗艺和语言等诸多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差别,甚至“对立”.[1]泾渭分明的阵营划分导致了评论家只看重“流派”“主义”式的批评,缺少了对流派内部以及具体诗歌的文本细读式的解析,诗人的个性被淹没在流派的冲突之下,被共性所掩盖.直到今天,对90年代先锋诗歌的研究依然以“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分裂和争论为主,而缺少“老老实实地对诗歌文本作些具体的分析,包括具体到某首诗的细读式批评”.[2]本文试将目光重新投向阵营内部和诗人个体,讨论“知识分子阵营”中诗人们的合与分的原因,以图对阵营式整体批评研究进行补充.
合流：金钱时代的“知识分子精神承传”
王家新曾认为,“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个流派或群体从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那些在艺术上十分独立、在写作上各不相同的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和严肃写作态度的诗人.前半句话是否成立暂且不论,但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孙文波、张曙光、肖开愚、钟鸣、张枣等“知识分子写作”代表诗人之间,在历史现实承担、时代意识、诗歌美学以及诗艺具体展开等方面并不具有共同认可的一致趋向,甚至还存在较大的对立.串联他们的其中一条线索便是上文王家新提到的“知识分子精神”：尽管这些诗人在诗学和具体创作上志趣各异,但这“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来写作诗歌并不矛盾”.
“知识分子精神”的内涵是不断演变的.1988年,西川、陈东东等人“以知识分子态度、理想主义精神和秩序原则为宗旨”创办了《倾向》诗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精神”这一诗歌命题.正如《倾向》倡导的那样：“对于诗歌写作的这种认识,是基于诗人们的理想主义信念和应当得到提倡的知识分子精神的”[3].“知识分子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诗歌写作不应被视作同一样事物,它们一脉相承,前者乃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执行.
九十年代出现的“知识分子精神”是一种经过时间和历史经验酝酿、成分复杂的“混合着古典主义与启蒙的英雄意识”[4]的诗歌倾向.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不同时间段、不同诗人都强调这种精神和由它的不同侧面,产生过不同的诗歌创作和研究向度,有些甚至产生了对立的含义.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强调诗歌写作的“节制”“秩序”和“责任”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三十年代“新月诗派”的传统；[5]将诗歌视作“引导人类走向光明的灯盏”无疑是受到了启蒙主义的影响；而从“宗教的意义来定义诗歌的倾向”,则可以上溯到西方中世纪时代.但无论如何,这个被不断阐释、重塑,甚至衍生出与它的原意完全背离的命题,凝聚了一帮“志同道合”的诗人,是“知识分子写作”阵营产生的重要基础,它的存在即是一种号召,“承传知识分子精神”这一响亮的口号将四面八方赶来“朝圣”的诗人聚合在一起,他们以大大小小的诗刊为阵地,坚定地守护着心目中神圣的、如同宗教精神一般的文化理想.虽然在这一精神的流变过程中,有人间或发现这精神与心目中所想的有所出入而离开,但它到底还是完成了将诗人们汇聚在一起的历史任务.
如果说“知识分子精神”的聚合力是明线、是诗内因素,那么争论双方的一致目标——力挽诗歌在90年代文坛地位渐趋滑落的狂澜,重建诗歌意义、挽救诗人群体日渐式微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便是隐线、诗外因素.参加这场争论的诗人或多或少都抱有这种心态——哪方赢得这场“朦胧诗以后谁是诗坛主导力量”的座位之争,哪方就是朦胧诗之后诗坛的主流,其中的诗人自然会在诗歌史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论战正酣时网络上悄然出现了《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便是这种意识的一种潜在体现.
“时间上的焦虑”引发出一种史学需求,不免使诗人们产生强烈的文学史意识和参与诗歌史构建的急迫心理,再加上对诗歌评论家的不满,于是“诗人决定自己来操办一切”.阵营式的“操办”显然比单打独斗的“兜售”要来得更声势浩大,因为“即使是诗歌史家”,他们谈论最多的,“也不是某些诗人的作品,而是某个派别、团体的某些行动”[6].因此在世纪末的那场争论中,人们印象更深刻的,并不是某方就九十年代诗歌或先锋诗歌发展前途而作的讨论,而是争论中声势浩大、成群结队的飞短流长、挖苦谩骂、嘲讽揭底.
这种现象的出现很难单纯地归纳为诗人们不再清高、沽名钓誉,其中隐含了更复杂的原因.诗人们在“文”与“名”之间的窘境鲜明地凸现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空间中的诸多问题和中国知识界内部的精神危机.这涉及到诗人身份的认同、中国的社会人文地理的内部冲突、语言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文学批评传统以及大众传媒运作等方面[7].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商品化又加速了转型时期中国的种种社会文化焦虑,因而催生出种种彼此相异的解读,并通过诗人们的各异表达而不断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文化政治内涵.这种在时代的裹挟下呼啸而来的分化,以激烈的文化论战方式和纷争的方式出现.哪怕是不想加入论战的诗人在混战中也被“分配”了角色的怪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无怪乎荷兰学者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称九十年代诗歌是“精神与金钱时代的诗歌”.
分流：“个人写作”的自转方程式
“个人写作”本应是不分阵营的,它对所有九十年代的先锋诗人都适用.有人用“自转”一词来概括“个人写作”的本质,这种说法来自于诗人多多：“诗人一定要有一种迷狂,就是强烈的自转,就像一个球,你自转一放慢,外界就进入,纳入公转,然后就绕着商业走,绕着什么走,就走了.我自转,我抵抗你们”[8].“个人写作”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始终保持独立思考态度的态度,对来自于各个领域的权势话语和集体意识的警惕,把差异性放到首位,并将之提高到诗学的高度,同时又防止将诗歌变成简单机械的社会学附庸.
这与西川提出的“知识分子写作”在许多方面有共通之处.西川说:“我提出了‘诗歌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等概念,并以自己的作品承认了形式的重要性,我的所作所为……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诗歌和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朦胧诗的态度.”[9]再加上欧阳江河、王家新等人有意无意地将“个人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混淆,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阐释延伸这个概念,“个人写作”这个本应该属于全体先锋诗歌诗人的命名,最终与“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等诗学概念与理论口号一起,都成为了90年代“知识分子阵营”的主要诗学命题.很快,“个人写作”凭借其自身蕴含的复杂意味再次脱颖而出,成为诗歌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有趣的是,尽管“知识分子诗人”们将“个人写作”收入麾下,但是他们的意见在此处却产生了分歧.谈论者们所持有的立场、观点明明不一样,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甚至还是针锋相对、不能兼容的,可彼此似乎都浑然不知,视而不见,把原本不是一回事的东西都搅混到一起谈得热火朝天,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而焦灼的态势.但事实是,不同研究者口中所谈论的“个人写作”根本就不是同一个语境中的问题.
与这样的观点完全相反、并获得了一众拥趸的是王家新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写作恰恰是超越了个人的写作”,是完全非私人的写作.他在分析“非历史化写作”给80年代诗歌带来的严重后果时曾说：“我们曾一再逃避作为一个诗人的责任,但我们却未能避开历史的捉弄.因此,如何使我们的写作成为一种与时代的巨大要求相称的承担,如何重获一种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和品格,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考虑的问题.”[10]一些人将此观点奉为圭臬,认为王家新在“时代的高度上”赋予了“个人写作”新的内涵,个人写作”既无从逃避历史与传统,也无从逃避现实,对个人的强调正是为了唤醒历史意识,以便更好地“介入”现实,以个人化的方式承担现实赋予诗人的责任和使命.这样的说法是为了呼应“个人写作”提出的初衷,既避免先锋诗歌陷入50-70年代诗歌歌功颂德、为政治抬轿的境地,又避免成为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或拮抗或逃避政治的境地,获得一种新的“文化参与意识与美学批判精神”.
但从另一角度看,“个人写作”本质在于不再强调代言,是诗歌抱负的缩小,对于时代历史的反思批判的首要基点是具体文本写作.“代言”在此处不仅仅是指诗人为政治代言,也指诗人试图为别的诗人代言,试图为本流派代言,试图劝服别人什么是“该写的”、什么是“不该写的”.如果说多多的“自转说”是“个人写作”的形象譬喻,那么以王家新为代表的一众人的这个提法虽然没有限定自转的轨迹,却限制了自转的范围.退一步说,若诗歌真要一味着眼于“承担”“时代”“政治”“责任”等,即使是自觉坚持站在意识形态边缘,也难免会滑落成另一种“时代共鸣”.
臧棣代表了另外一些人,其看法“显然与王家新等有明显的区别”.他代表了一群在意识倾向上比较关注小事物、对宏大叙事有疏离感的诗人.他认为：“从新诗历史上看,凡是偏于‘大’的想象力的诗歌,最后都堕落为一种空洞的叫嚣和虚假.反而像卞之琳这样专注于‘小’的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真实的遗产.”在他这里,“个人写作”不再是背负着“时代巨大要求”的宏大命题,个人化的写作意味着历史是个人经验的历史,“历史”被切割、散射、投掷进每个人的生活,充盈在个人的情感意识中,只要将这经验以“精细的笔触”摹写下来,便算是承担了“个人写作”历史的责任.王光明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个人写作’……是相对于国家化、集体化、思潮化的更重视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话语实践.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对‘重大题材’和时代共同主题的疏离,突出了诗歌艺术的具体承担方式.”[11]可以看出,这三种观点在内核上是完全不相同的,但被归于“知识分子阵营”意见之中,其阵营内部的分化可见一斑.
多元选择：“写什么”与“怎么写”
相较于对于诗歌语言或是诗歌本身艺术的不同探求,“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却是首先体现在诗人们对待“纯诗”的不同态度上,其次才是具体创作领域的不同实践,即首先是“写什么”的问题,其次才是“怎么写”的问题.
对待纯诗,“知识分子阵营”分成了两边,一边是坚决反对纯诗的,另一边是不反对或赞成纯诗写作的诗人.后者与上文所说的偏重小事物、乐于在诗歌技艺上钻研的诗人往往有所重合.而前者相较于“怎么写”显然更关注的是“写什么”的问题,诗歌是为了要帮助人们更好地返回现实,因此他们批判有些诗人过于注重诗歌语言,“从个人性、创造性的‘创作’演变为实践性、技艺性的‘写作’,追求语言的快乐以及在写作中追随快乐,成为想象的动力机制”[12].
反对纯诗的诗人以王家新为代表.关于纯诗,他曾经“接着”欧阳江河的话说道：“除了如欧阳江河说的旨在‘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外,我想要结束的还有一个‘纯诗’的神话.”他认为,“对‘语言本体’‘诗的纯粹’的盲目崇拜恰好是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逻辑上的,因此它会致使许多人的写作成为一种‘为永恒而操练’却与自身的真实生存相脱节的行为”,并提醒到“谁都渴望做一个纯粹诗人及个人在历史中的自由,但这是在20世纪的中国,到底有没有一种‘纯艺术’存在呢？（或,它本身是否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呢？）”[13].由于王的话和欧阳江河的话语关联得如此紧密,让人不免认为他是延续了欧阳江河的诗学主张的.事实上,欧阳江河所反对的两个方向与他所针对的“纯诗立场”是毫无关联的,甚至欧阳江河是站在赞成“纯诗”一边的.反对纯诗的人谨慎地避开“纯诗”,并暗示“纯诗”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意图与其保持距离.但试问,倘若纯诗都无可奈何地被归入意识形态中的一种,那么王家新提倡的“现实承担和批判”又怎么能避免和意识形态发生关系呢？王以“帕斯捷尔纳克情结”来具体阐述其诗学主张,“20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罗斯矛盾”,“而在中国,情形更为复杂,知识分子的精神或立场是一个诗人们不可能避开的问题”,那么知识分子选择对“权力”“帝国”等表意实体进行正面强攻式的介入和评价,难道不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吗？
他的支持者也认为,“在‘个人’话语实现了‘霸权统治’,‘自我’”膨胀到‘目中无他’的今天”,诗歌写作如果坚持纯诗立场而不去承担写什么便是“继续执迷于那种所谓绝对的‘个人’和内在的‘自我’的神话”[14].且不论个人话语在中国是否真正实现了“霸权统治”,在这段话中,我们似乎看到了韦勒克、沃伦所指出的文学“甜美”和“有用”的辩证：“整个美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法,其中正题和反题就是贺拉斯（Horace）所说的‘甜美’（dulce）和‘有用’（utile）……我们在谈论艺术的作用时,必须同时尊重‘甜美’和‘有用’这两方面的需求.”[15]在反对纯诗者看来,纯诗似乎变成一种打发时间的消遣的“甜美”,一种“不是义务”的无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90年代文坛出现的先锋思潮,无论是在诗歌领域还是在小说领域,都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表现在对既成的权力话语与价值观念的某种反叛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表现在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和变异上.强调纯诗的写作立场,暗合了先锋精神中的“去崇高、去神圣”特质.不仅是先锋诗歌,哪怕在“在80年代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潮流中”中,“纯诗”写作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但是对诗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和诗歌技艺的一次必要的历练,也是对于诗歌美学的不懈追求,正如陈东东所说的,纯诗的存在是创作上永恒的不可触及的“地平线”.
在“知识分子写作”群中,我们可以大致将陈东东、欧阳江河、臧棣、柏桦、张枣、钟鸣、郑单衣等许多诗人归为另一边.在这些诗人的主要文本里,人的“整体存在”依然是诗歌所要处理的主题.而既然是整体的存在,就不仅仅意味着“当下的存在”,它更主要指向人的意识自由的存在——灵魂的超越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特性的表达.[16]这些诗人的诗歌中有很多的超脱世俗生存条件的因素,他们不甚注重琐屑的日常经验和社会生活表达,而努力寻求个人灵魂自立的可能性.因此,坚持“纯诗”理念是他们创作上的一根准线.
在诗歌的艺术追求上,这些诗人也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如孙文波诗歌中的显著叙事性,体现了诗歌对日常生活有意识的讲述和超越：这种叙事性不仅存在于其诗歌内容,也存在于外在形式之中,在他的《在无名小镇上》《地图上的旅行》等诗篇中尤为明显.陈东东则对现代汉语形式有别样的追求,力图在诗歌的韵律、词语的选择、章节的排布上着力,“靠词语和意象虚构了另一个世界”,如长诗《炼狱故事》中的“七重天”.同样是词语的表达,欧阳江河则让人惊诧于他惊人的修辞能力和繁复的技法,“擅长于在多种异质性语言中进行切割焊接和转换,制造诡辩式的张力,将汉语可能的工艺品质发挥到了炫目的极致”.[17]张枣与臧棣在某些方面都显现出对“小事物”的关注,对诗歌质地的推敲,然而张枣在后期写作中改变了前期“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下来”的抒情式独白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的对话式抒情……总体来说,90年代一些诗人对艺术方等方面的追求,是对诗歌本质的一种矫正式的追求.
九十年代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合流与分化本应是一场具有丰富现代性意味的诗歌内部讨论,它应当向人们传达混乱、迷惘时代复杂的现代经验,将新诗引向了一个更沉潜、更厚重的境界.重返90年代诗歌,还原一个切实的“知识分子写作”流脉,必须要重返真实的诗歌争论发生的场域,在两大阵营混战后的“废墟”中发掘阵营内部的那些各异的诗观与刻板印象,通过对具体文本、现象的细读,突破当时那些策略性的“诗学术语”,真正做到如艾略特所言的“把对诗人的兴趣转移到诗歌上面来”.
二十年过去了,在今天强调多元性、差异性的后现代文化景观中,“知识分子阵营”的诗人们之间渐行渐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同的发展轨迹侧面透露了他们对转型时代中国的种种社会文化焦虑之中产生的不同看法.这些看法中的差异性比相似性更为珍贵,因为它不仅代表了不同个体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各异价值取向,也隐含了当代诗歌在历史转型期的社会中的阵痛和当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诗歌能指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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