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的《新华日报》,本文是新华类硕士论文范文和国统区和《新华日报》和新华日报有关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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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长江局和南方局直接领导的《新华日报》,是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武汉、重庆创办发行、面向各阶层群众的唯一一份报纸.《新华日报》贯彻及长江局、南方局的有关精神,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全面宣传中国的政治主张,担负起为实现民族团结与全面抗战、促进和改善民生鼓与呼的历史使命,展示了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抗战战绩和抗日根据地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强大舆论工具,为动员人民抗战,发展人民抗战力量,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武汉创刊
全面抗战爆发伊始,中国就酝酿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出版党报党刊,1937年8月在与国民党达成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等协议的同时,也达成了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协定.南京失守前,国民党政府机关在迁往重庆过程中停驻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决定在武汉设立长江局.1937年12月23日,以周恩来、王明（陈绍禹）等为主要负责人,以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为工作范围的长江局正式成立.根据8月协定并通过长江局的努力,早在南京就开始筹备的《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在武汉出版发行.
《新华日报》正式出版前的1938年1月9日,为扩大社会知名度,报馆在汉口普海春饭店设宴招待武汉国民党党政军领导人及文化、新闻界人士,正式出报后又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大公报》及《武汉日报》等报刊显著位置刊登广告,公开宣告报纸的宣传宗旨是“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
长江局十分重视《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由此专门成立王明、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潘梓年、黄文杰、华岗、吴克坚、何伟为成员,由长江局代管的机构——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华岗、吴克坚先后任秘书.报馆设立董事会,由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何克全）、邓颖超组成,王明为董事长,负责对外联络,受长江局直接领导.
也极其重视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这份党报,将《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群众》周刊一起作为面向全国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1938年4月2日,向全党发出《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要求党的每个同志都应重视和阅读党报,地方党的组织必须将党报、杂志上的重要文章作为党的政策和工作方针进行研究,帮助订阅、发行《新华日报》,建立通讯工作和读者会.
《新华日报》开办之初,职工只有五六十人,设编辑部、采访部、营业部、印刷部、经理室,其下设立分工更细的相关业务科室,与《群众》周刊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参照苏联办报模式,《新华日报》建立由编辑部领导和工作人员组成的编辑委员会.1938年5月,潘梓年改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章汉夫为编辑部主任.编辑成员有潘梓年、华岗、章汉夫、吴敏、楼适夷、陆诒等.吴敏撰写评论,石西民、何云、楼适夷、许涤新分别负责编辑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团结”副刊和《群众》周刊.采访科除陆诒、杨慧琳外,张企程一半时间参加采访活动,同时帮助楼适夷编辑副刊.
《新华日报》全张对开四版,一版主体内容为社论,二、三版分别为国内要闻和国际新闻,四版为“团结”副刊和“读者信箱”.主要编辑人员多为职业革命家,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很多人刚从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经历严酷斗争的锻炼,政治成熟,具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但大都初次从事报刊编辑,工作需要逐渐适应,加上印刷设备陈旧、印刷质量差,排印速度慢,《新华日报》出报时间相对武汉其他报纸要晚.但是由于消息灵通、论关时政、议事精辟,政治影响大,《新华日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发行量高达三万多份.
《新华日报》在抗战的政治中心武汉创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共两党领导人、各党派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周恩来、董必武、王明、博古、叶剑英、叶挺、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冯玉祥、方振武、陈铭枢、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孔祥熙、白崇禧、王宠惠、吴国桢、石瑛等纷纷题字、题词祝贺,《新华日报》连续刊载两个月,营造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全社会团结抗战的浓厚氛围.
《新华日报》以强烈的爱国热诚、大胆而切中时弊的评论,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也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层层波澜.国内外舆论纷纷发表评论,路透社评论说,现在就是中国最遥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这张报纸,中国做了很多工作,使它的报纸散布在中国一切省份的人民当中.苏联《真理报》刊载署名文章说,《新华日报》出版第一天起,“便广泛地揭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旗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所爱护的报纸”.英国《工人日报》称赞《新华日报》是中国的喉舌.国内出版、影响较大的期刊《战时文化》说：“《新华日报》无论就形式和内容来说,都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流的报纸.无论就读者的踊跃、报纸的地位、言论的力量说,《新华日报》的影响,都不在英国的《工人日报》或法国的《人道报》之下.”
为抗战鼓与呼
作为机关报,《新华日报》服从党的政治需要,秉承党的宣传宗旨,以长江局、南方局主要负责人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参与撰写的社论为宣传重点,以国内要闻、国际新闻、“团结”副刊和读者来信为主体内容,面向各阶层群众,集政治性、思想性和群众性于一体,积极动员抗战,充分发挥了党报人民喉舌的作用.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鼓与呼,是《新华日报》最鲜明的主题.在发刊词中,《新华日报》宣告“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独立生存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在《大公报》《武汉日报》等报刊显著位置,《新华日报》刊登广告,指出“本报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创刊伊始,针对当时国民党内的妥协空气,《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题词.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对华声明.19日,《新华日报》发表《给敌人的声明以坚强的答复》的社论,指出“彻底抗战乃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对中国军队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新华日报》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全面报道.从2月中旬到5月中旬,仅发表陆诒撰写的台儿庄战况通讯即近30篇.为纪念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的国民党将领,《新华日报》发表《向为国牺牲的模范军人致敬》的专文.《新华日报》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战绩,介绍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根据地各方面的斗争情况和经验,仅长篇通讯就有47篇,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真实情况的封锁,回击了他们的诬蔑.此外,《新华日报》还配合长江局的统战工作,以舆论宣传积极推动川、滇军抗战.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新华日报》称其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对以武汉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华日报》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报道,起到了动员抗战、鼓舞人心的重要作用.对日军侵华的残酷暴行,《新华日报》作了不遗余力的报道和谴责,对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中华民族子孙的悲惨景况寄予深切同情.宣传抗战斗争、报道抗战消息、讨论抗战战略、动员抗战力量、积聚抗战智慧、争取抗战胜利,是《新华日报》宣传的最重要的历史使命.
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组成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强固统一战线,是《新华日报》的重要任务.《新华日报》积极宣传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围绕坚持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题,开展了多方位的全面宣传,取得了显著社会效果.《新华日报》发刊词强调：“加强内部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挽救时局和复兴中华的关键.”“团结”副刊更是直陈宗旨,指出“只有团结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同时在刊头刊载“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创刊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团结救国》社论,指出相见以诚,一切为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共同工作,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应该是抗战时期大家公守的信条.4月29日,《新华日报》发表《增强抗日各党派的团结》社论,再次提出各抗日党派结成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拟订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的主张.《新华日报》坚决揭露敌人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华制华”的阴谋,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战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坚定地维护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长江局时期,国共两党拟组成两党关系委员会,协商后由周恩来起草《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由于不愿承认的平等地位、不发表正式意见而搁置,但制定纲领的谈判,推动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出台.由此,迅速改变斗争策略,两次向长江局发出指示,认为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基本精神同提出的抗战救国十大纲领某些基本原则一致,应取积极赞助和拥护态度,长江局通过《新华日报》的宣传,全面、积极贯彻了这一指示精神.
密切关注抗战战场的军事进展,宣传中国的抗战战略战术,是《新华日报》的重要工作.《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的创刊号,即发表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撰写的专论《目前抗战形势与今后任务》,客观分析了华北抗战的新形势,回顾了五个月来抗战的成绩,剖析了正面战场中遭遇严重失利的原因.《新华日报》经常发表、长江局和南方局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稿,及时刊登党的申明、决定、启事,通过多种渠道向全国人民阐明中国对重大事件的立场、态度.1938年4月7日,台儿庄胜利喜讯传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肯定了此次胜利的重大意义,同时着重指出此次的胜利还不过是局势的开端,必须准备长期抗战,进行持久抗战.针对《大公报》“这一仗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徐州会战是“准决战”的错误言论,《新华日报》按照的指示电文,发表《坚持长期抗战》的社论,指出徐州会战“既不是战略上的决战,也不是二期抗战中决定胜负的战斗”,“我们自卫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长期抗战”.
宣传、反映民生,也是《新华日报》宣传的宗旨之一.通过多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发展人民力量,是中国遏制国民党分裂和内战企图、维护抗战团结最可靠的力量.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之时,中国就将争取人民权利作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抗战的重要条件.国共合作关系刚刚建立,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就抛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言论,企图以“统一言论”“统一行动”取消,扼制的发展.为此,长江局以的名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长篇专文,指出国民党实行,就是“只允许国民党的合法存在,企图以武力消灭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促成中国统一局面的有效办法,不是反对或取消某派的存在,而是各党派力量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形成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4月29日,《新华日报》发表《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三先生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了中国关于各党派团体拟订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建立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民意机关的建议.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前后,《新华日报》发表《我们全国同胞的热烈希望》《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就》《抗战与改善民生》《抗战中的民权主义》《抗战与外援》等社论,赞扬国民党政治上的进步,认为这次会议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同时也批评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鼓吹只许国民党合法存在、不承认其他党派并存的错误主张.
迁驻重庆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在延安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调整各地组织机构,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代表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
武汉沦陷前,长江局主要负责人相继离开武汉前往重庆.1939年1月16日,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常委.在此之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周密部署下,《新华日报》开始了迁往重庆的准备工作.报馆工作人员和家属从1938年7月中旬开始,先后分四批离开武汉.最早一批离汉入川的23人由总经理熊瑾汀率领,7月14日从武汉出发,乘船至宜昌后分批抵达万县,再转船半月之久,8月1日抵达重庆,开始了编辑、印刷的前期准备.第二批离开武汉的杨放之、何云等目的地为西安,准备在西安和重庆同时出版《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西安政府拒绝注册,计划被废置,后由西安转至重庆.他们此行间接促成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出版.1939年1月1日,在朱德、彭德怀及华北局支持、领导下,由何云、陈克寒等负责,《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太行山创刊.
第三批前往重庆的华西园、戈茅（徐光霄）、林德光等30多人,乘坐满载印刷、排字机器和纸张的两艘木帆船,8月6日从武汉出发,行至沙市,遭遇,误入洞庭湖,待转至宜昌时已过两个多月.由于延时已久,《新华日报》急于在重庆早日出版,华西园等于是转乘轮船先行到达重庆.木船上的物资由戈茅负责,11月1日从宜昌出发,26日一号木船在离重庆不到200公里处被撞沉,幸无人员伤亡.戈茅处理好善后事宜,12月4日乘二号木船于20天后抵达重庆.
武汉沦陷前,《新华日报》一直坚持在武汉编辑出报.由于日机轰炸,报馆房屋毁坏严重,编辑部于10月21日分别迁至五族路五十四号和界限路四十四号,报纸改出半张.此时武汉报刊大多停刊,《新华日报》成了武汉群众能看到的唯一一份报纸.10月24日晚,日军已攻至武汉城郊,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办公地,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这期战火中编成的报纸传到了武汉读者手中.在《新华日报》最后几位同志全部撤离后,周恩来才离开武汉.
报社的大部分人员于10月22日离开武汉.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报馆共同包租“新升隆”号小火轮,100多人编成一个大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任大队长,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和徐迈进为副队长.轮船行至湖北嘉鱼境内时遭日机轰炸沉没,《新华日报》16名工作人员遇难,所有行李衣物全部丧失.幸存下来的同志掩埋好烈士遗体,含着热泪,徒步行走一段路程后改乘小木船抵达宜昌,再乘轮船于11月22日到达重庆.
此时,第一批转移至重庆的许涤新等先期承担起了报纸的编辑、出版筹备工作.由重庆地下党组织介绍,许涤新认识了新蜀报社社长并获得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第三批启程离开武汉的总编辑华岗及编辑戈宝权到达重庆后,和许涤新一起分别负责编辑的筹划管理和国际、国内新闻的编辑.在他们紧张筹备下,在《新华日报》武汉版出版最后一张报纸的10月25日,《新华日报》也出版发行了在重庆的第一张报纸,报纸编号同为第287号.此后,《新华日报》一直在重庆坚持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其间,由于国民党政府复都南京,1946年4月南方局主要领导人按照决定,离开重庆至南京成立南京局,《新华日报》总馆亦随迁至南京,准备在南京、上海和重庆同时出版发行《新华日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原拟在南京、上海出版的《新华日报》未能按计划出版,留置重庆的《新华日报》成为四川省委机关报,仍然是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实际上仍承担着代表团的宣传任务.
对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始终极为重视.《新华日报》创刊一周年之际,给《新华日报》董事会及全体工作人员发来贺电,充分肯定《新华日报》在宣传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多次指示南方局就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的封锁、压迫进行,代表与国民党进行相关谈判时亦就《新华日报》问题进行协商和斗争.针对国民党当局勒令《新华日报》停刊,参加国民党控制的《联合版》的无理要求,多次致电要求南方局向国民党严正交涉.就重大时局、国共关系重大问题的解释和宣传,经常致电南方局和《新华日报》,指示正确方向,纠正错误和偏差.多次亲自起草《新华日报》社论,接受《新华日报》记者访谈,发表对重大时局的意见,指示《新华日报》等党的报纸积极团结党外人士,吸纳其言论,发表其反法西斯文章.
南方局对《新华日报》进行了全面、高效的领导和管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兼任《新华日报》董事长,负责《新华日报》的全面领导.南方局常委吴坚兼任《新华日报》总编辑,负责报纸的业务管理.《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多为南方局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南方局工委、青委和妇委（妇女组）参与主编《工人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群众性专栏.许涤新既是南方局统战部经济组成员,同时又兼任《新华日报》经济方面文章的编辑工作.南方局定期召开报社工作会议,周恩来、董必武等主要领导人经常作政治报告,宣讲党的历史,传达党的指示,解释党的政策,分析抗战和国际形势,宣传抗日根据地建设成就；教育工作人员学习政治理论,注重世界观改造,保持革命气节,增强革命意志,遵守革命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报社工作人员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提高了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周恩来等南方局主要领导人坚持亲自审阅、修改并撰写《新华日报》社论,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何凯丰等都为《新华日报》亲笔撰写过社论和重要文章.从1938年10月到1946年6月,除直接社论外,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署名文章就达37篇.在《新华日报》创刊、发行的九年里,周恩来所写文章加上题词、演讲稿、函电、答记者问、备忘录等,共计108篇24万字.报社每周向南方局汇报宣传计划,重大问题的宣传主旨、主要观点、文章组织等必须征得南方局
同意.
南方局还直接领导了《新华日报》从采访、编辑、印刷、发行到财务的全部管理和业务工作.《新华日报》管委会和社论编委会每周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指导、管理十分细致.《新华日报》记者外出采访,周恩来都会找他们谈话,出采访题目,提供采访线索,交代采访方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求报社工作人员注重业务学习和调查研究,积累素材,不断提高采、编、排、印能力,从思想、业务等各方面关心报社工作人员的
成长.
南方局对《新华日报》的政治领导和业务管理,造就了一支政治能力高、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过硬的《新华日报》人才队伍,形成了一支能战斗、守纪律的“新华方面军”,同时也将《新华日报》打造成具有坚强党性、鲜明战斗性和广泛群众性的党报,使《新华日报》真正成为高举抗战、团结、进步旗帜的党的喉舌、人民的号角.（编辑?黄艳）
作者：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研究一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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