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集团和松室孝良恩怨考论,本文是关于集团与松室孝良恩怨考论类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和冯玉祥和冯玉祥集团和恩怨相关论文如何写.
集团与松室孝良恩怨考论论文参考文献：
一、有关人物
冯玉祥集团与松室孝良的恩怨,有关人物甚多,仅择其要者,简介如下：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出身行伍.官至行政院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P2046）.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出身行伍.曾任第二十九军军长、河北省主席、冀察政委会委员长[1]（P772）.韩复榘（1890-1938）,字向方,河北霸县人,行伍出身,曾任山东省主席[1]（P2659）.刘郁芬（1886-1943）,字兰江,河北清苑人,同盟会员,曾任河南厅长、甘肃省主席、汪伪开封绥靖主任[1]（P2469）.庞炳勋（1879-1963）,字更臣,河北新河人,曾任河北省主席、汪伪开封绥靖主任?[1]（P2819）.孙良诚（1893-1951）,字少云,河北静海人,曾任山东省主席、江伪开封绥靖主任[1]（P1532）.石友三（1892-1940）,字汉章,吉林农安人,曾任安徽省主席、察哈尔省主席[1]（P256）.马伯援（1884-1939）,湖北枣阳人,留学日本、美国,曾任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神田区本会总干事,曾接受行政院长孔祥熙密令,驻香港,暗中探询中日谋和条件[1]（P1160）,为冯玉祥之挚友.张岚峰（1902-1952）,字腾霄,河南柘城人,留学日本,曾任西北军军官学校校长,李德全将甥女嫁他为妻.日本派他为豫皖招抚使,汪伪任命他为第四方面司令,国民政府又改编为第三路军司令[1]（P1852）.白坚武（1880-1938）,字馨远,河北交河人,曾任吴佩孚部政务处长.1927年,吴佩孚失败,白赴日本.1935年回国,与石友三组织“华北正义自治军”,任总司令,谋组织伪“华北国”,被通缉.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取销通缉令,委为参议.1937年,赴大名会见宋哲元,1938年,被冯玉祥逮捕,以通敌叛国罪在南乐决[1]（P292）.何庭流（1895-）,陕西乾县人,留学日本,曾任吴佩孚部外交科长、河北省政府秘书、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汪伪湖北省教育厅长[1]（P674）.松室孝良,小学、中学读了十年,然后进入士官学校[2]（4,P12）,与阎锡山同学[3]（51,P187）,三年毕业,任排长二年.后考入陆军大学,三年毕业,任连长二年,任营长二年.又到帝国大学,三年毕业.读了二十五年的书.后来,他还每月买三十元的新书读.之后,又历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热河、黑龙江、北平等地的特务机关长.肖振瀛（1886-1947）,字仙阁,吉林扶余人,曾任石友三部总务、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长[1]（P2583）.鹿钟麟（1884-1966）,字瑞伯,曾任京师警备总司令、察哈尔都统、军政部次长、河北省主席[1]（P1713）.秦德纯（1893-1963）,字绍文,山东沂水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又毕业于陆军大学,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北平市长、山东省主席[1]（P1093）.邓哲熙（1892-1981）,河北大城人,留学日本,曾任河北省民政厅长、立法院立法委员[1]（P2378）.吴锡褀（1901-1982）,河北大城人,留学日本,曾任绥远都统署军务课长、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军政部政务厅长[1]（P645）.张越亭（1889-1972）,直隶蓟县人,陆军大学毕业,曾任第二十九军参谋长[1]（P1850）.
二、历史沿革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联合同盟会员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11月,派同盟会会员马伯援南下,迎接孙中山北上,共议国是[4]（P79）,[3]（51,P186）,奉系领袖张作霖,皖系领袖段祺瑞,都认为冯玉祥靠拢同盟会,靠拢苏联赤化,是难以容忍的.冯玉祥为了缓和与其他军阀的矛盾,于25日向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递交了辞呈,称病辞职.即至天台山隐居[2]（1,P662）.12月11日,冯玉祥又与黄郛总理、马伯援讨论往日本游历的事.1925年1月13日,冯下祥等离开天台山,到了张家口.马伯援对冯玉祥说,外人说你赤化,是因为你请了许多苏联顾问的关系,你何妨也请个日本顾问,用以缓冲敌方的歪曲宣传,冯同意.马即介绍他的朋友松室孝良给冯作顾问[3]（51,P186）.4月16日,冯在日记中写道：“日人松室顾问来,谈作战计划.”[2]（2,P52）.松室是日本政府的情报员,担负着为日本搜集情报的任务,于是,就利用顾问的身份,无孔不入地开始搜集情报.当时,他是日本海军少佐.9月21日,冯玉祥与松室商议派员前往日本参观日军秋操的事.10月3日,派程希贤、韩复榘前往日本,参观日军演习.11月6日,程希贤、韩复榘从日本归来.11月8日,命鹿钟麟将冯军退至南口备战.由苏联顾问指导构筑防御工事.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等离开集宁,前往苏联考察.松室担任顾问以后,因为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总是造谣攻击冯玉祥所部,冯玉祥派松室去交涉,也没有用.松室见苏联顾问教冯军骑兵劈刺,他当时已是日本骑兵中佐,说日本的劈刺术是世界闻名的,介绍了两个日本教官在冯军学兵团教劈刺,由于所用防具费用太大,无法推广.他几次要求到南口阵地参观,也没有被允许.南口大战开始后,晋军也参加围攻冯军,冯军屡攻天镇不下,他也要求到前线帮忙,实际上是要看看冯军的战斗力.冯军战败,从张家口向绥远撤退时,松室就没有随军西去[3]（51,P187）.
冯玉祥等于5月9日抵莫斯科,8月16日,离莫斯科回国,9月30日,在五原誓师北伐.1927年6月,到了郑州.1928年春,有一个日本退役的陆军大尉,持有马伯援的介绍信,说是松室孝良派来的,来见冯玉祥,称日本有一批军火接济冯军,盼即派人接洽.冯玉祥派留日学生,现任参谋处长的吴锡祺到日本去.吴到了,即住在马伯援家中,见了松室,松室非常高兴,他已升大佐,在日本参谋本部任参谋.吴问军火的事,松室说本来是要奉送的,后来.陆军省不同意,要收费,吴认为要收费,须请示冯玉祥定夺.吴请松室联系参观炮兵工厂、所泽飞行学校、中野通讯学校、横须贺炮兵学校,还希望能在陆军大学旁听,所有这些,松室都帮忙完成了.这时,冯玉祥给吴来了电报,“望即日回国.”吴在日本买了十二个炮兵瞄准镜,即匆匆回国,向冯玉祥作了汇报,冯说如果要钱,咱们就不买日本的[3]（51,P188）.
5月,孙良诚、贺耀祖、方振武等北伐军进入济南,日本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北伐,出兵挑衅,收缴中国军队械,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扣留中国外交部长黄郛达十八个小时,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挖眼处死,还杀害另外十七名外交人员.占领脐济铁路沿路地区.将贺耀祖、方振武撤职,命北伐军绕开济南北上,任命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5]（P461）.冯玉祥对济南惨案愤恨交集,连日痛苦致病.6月18日马伯援陪日本记者拜访冯玉祥,谈济南惨案等问题.19日开始,冯玉祥又多次会见松室孝良,讨论济南惨案问题.7月5日,冯玉祥会见马伯援,认为日本出兵济南,早为其意料不及.济南惨案之后,田中受国人之攻击,外虽倔强,实则亦欲早日解决济案,交还所侵占之胶济铁路沿线地区.9日,松室孝良陪白田宽三、顷崎治平等拜见冯玉祥,问取消不平等条约问题.13日,又谈山东事宜.8月22日,冯与松室孝良继续讨论山东事宜.
1929年4月13日,冯伯援从日本归来,对冯玉祥说,田中内阁因济南惨案颇受攻击.冯玉祥知道松室孝良为日本山东问题的谈判代表,即请马伯援到山东去,帮助孙良诚*接收胶济沿线地区,并转告孙良诚、方振武之赴胶东,为冯玉祥所邀请,望孙与方和衷共济,肃清土匪.当时,冯玉祥已准备与开战.中日交接胶济委员会议定日方交出胶济地区,孙良诚会见了日方代表松室孝良,安排梁冠英等*接收.不许冯玉祥取得胶东出海口,阻止孙良诚进入济南,另派陈调元接收.孙良诚向蒋称病辞职,蒋顺水推舟,即命陈调元*山东省主席[6]（5,P133）.冯玉祥调孙良诚率部向河南撤退,准备与开战,收买了韩复榘、石友三,冯玉祥失败,通电下野,被阎锡山邀请到了山西.7月13日,冯玉祥在太原会见马伯援,商议到日本参观的事,冯表示,俟与阎锡山会商后,再最后决定.14日,又会见松室孝良,松室称冯到后,陆军大学功课,可以自由选听[2]（3,P13）.20日,松室拟先行赴日,告诉冯要赴日时,可由大同搭火车直至天津出海,以免在石家庄再倒一次车.21日,松室又来谈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中国陆军应该如何改造等问题.8月7日,松室来更具体地谈改革军队、政治、经济要点,认为：1.军队贵质精,不贵量多.中国有精兵十万,最多二十万,即可足用.如扩充太多,则长官晋级必快,指挥力必差.就第二集团军言,在南苑、南口时,质量很好.由陕西出潼关后,就远不如从前.2.军官如位置高,知识低,稍有觖望,即生异心,再阶级太高,薪水一少,即有怨言,倒不如使薪厚而职卑.3.二集团军的缺点是军械来源困难,便不能不按没械的办法去打胜仗.没械的训练最重要的是：①精神训练；②夜战演习.夜战法在欧战即受注重,现日本亦颇重视.中国有许多军队,一到夜里或遇下雨,便尔休息.我们如能将夜战习好,将来必在中国无敌.4.将来无论与何方联合,必先自有主张,庶不致常被他人利用.5.中国一般人民现都在迷离惝恍之中,此后对人民的趋向,要用功夫调查.中国经济家、政治家对国民性不查考,对国民经济状态不研究,徒偏重理想,故往往扞格不入.6.二集团军经济政策是厉行俭约,此仅是消极的.此后应注意人民生产力.人民如富,给养自然充裕.7.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很有力量,为实行社会政策计,固不能抑制之；但为便利政权取得计,同时亦不得不利用之.南京政权之所以能维持,就是利用财阀资本家的缘故.8.第二集团军将来的政策,第一要助阎锡山,第二如有机会,宜向湖北发展.按中国历史,不能得湖北便不能守河南.至陕、甘根据地,无论如何不可轻易放弃.倘能将陕、甘、鄂、豫四省守住,可筦毂南北东西.冯玉祥对松室的这些意见十分重视,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记录了下来.20日,冯玉祥开始跟水木骥学习日本语文.水木骥也是由松室孝良介绍聘请来的.
9月,西北军派刘郁芬到南京拜见,表示拥护,很高兴,亲自宴请刘郁芬及军政部长鹿钟麟,给西北军发了饷,运了粮食.接着,冯玉祥与又将开战,命鹿钟麟等撤离南京.鹿钟麟与刘郁芬以到钱塘江观潮为名,离开南京,在松室孝良协助下,至上海黄浦江,乘上日本轮船逃往日本.然后又至天津,住进日本租界[7]（P42）.10月23日,冯玉祥收到鹿钟麟的信,称在日本,松室颇为帮忙.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9月,张学良出兵支持,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冯玉祥到山西隐居.1931年9月,日本出兵强占沈阳等地.12月冯玉祥离开汾阳,到了南京.1932年,冯玉祥因为与政见不合,又到泰山读书.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被推举为民众抗日同盟司令.当时,松室孝良已担任日本驻热河特务机关长,6月22日,冯玉祥与张省三交谈松室的事及目前大局的事[2]（4,P91）.7月16日,冯与余伯春密谈,令余伯春去天津接洽,可以引证：在抗日恶劣环境,必须与日本缓和,日本、我方各有获益,早已与日本以默合,松室系同盟军所属,部分师长释放,更可证明绝非虚谈.8月,冯玉祥被迫离开张家口,仍至山东泰安读书.松室孝良敦约白坚武到承德,由何庭流陪同会见.白坚武表示要在热河召募团丁,既有兵,又有,作为建立“华北国”的基本,松室大佐概允.11月,白坚武再至承德,见特务机关宍浦,师团部参谋河野,河野却变了卦,说在热河召募队伍,关东军不同意.1934年1月,白坚武组建了正义军第一军,松室孝良与土肥原贤二少将又告诉白坚武,建军尚未到时,须少待机会,使白坚武大失所望.2月,松室又调任黑龙江特务机关长[8].12月张岚峰再到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经济,又到北海道旭川市拜访了松室孝良.经松室引见,又到拜访了参谋本部的楠木大佐和陆军省的影佐中佐[6]（2,P186）,并且参加了松室孝良的特务组织[9]（P50）.
1935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原省主席于学忠被免职.白坚武纠合日本浪人及伪军约三百余人夜袭丰台车站,夺得装甲火车一辆,向北平进攻,计划夺得北平之后,即以“亚东同盟军”名义,发表“反蒋倒党”宣言,组织自治政府,旋即被商震部击败,白坚武逃入日租界,十五名日本浪人被捕.白坚武被通缉.白坚武又潜入遵化一带,招纳土匪,为害地方.宋哲元抓住这个时机,派肖振瀛向北平军分会*负责人鲍文樾疏通获准,以“北平防务空虚,治安可虑”为词,立即命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以紧急行军的动作开入北平,进驻西苑.几天之后,《何梅协定》签字,按规定,国民党的军及东北军均须撤离河北地区,平津一带就很自然地成为二十九军的势力范围.8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10]（P144）.11月,又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12月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
1936年6月,宋哲元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撤销了此前对白坚武的通缉令.白坚武特别给宋哲元写了一封信,深表感谢.同时,也特意拜访了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双方欢叙甚洽.8月,白坚武由何庭流陪同,又连续拜访了日本军部池田长岭、专田参谋、吉田博士、松室少将、滨田少佐等,均交谈甚洽.还拜访了坂垣中将,谋求战区小根据地维持现状,得到了坂垣的同意[8].接着,张岚峰夫妇也从日本归国,到了北平,张岚峰1923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炮兵时,松室孝良就是其教官,后来,张岚峰又参加了松室的特务组织,此时又担任着北平的特务机关长[9]（P50）,于是,松室向宋哲元推荐张岚峰,宋哲元也是张岚峰的旧时长官,即任命张岚峰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后又加委为察哈尔省政府参议,负责察哈尔省对外交涉事务.张岚峰除与松室孝良接触较多外,还与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西田耕一,二十九军顾问樱井德太郎,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中佐,中根领事等频繁接触,向这些人提供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6]（2,P186）.11月,宋哲元又聘白坚武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8].
1937年6月6日,冀察绥靖公署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冀察政委员长宋哲元,北平市长秦德纯,河北省主席冯治安,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三十七师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李致远,还有社会名流吴佩孚、张怀芝等.日本方面出席的有,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等.宴会开始,由宋哲元、松室孝良先后致词,都强调中日是同族同文的国家,应该力求亲善.讲话完毕,中日军官一起照像.欢宴到酒酣之际,一个日本军官跳到一张空桌子上,唱了一道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何基沣临机应变,也跳上桌子,高唱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接着,又有日本军官唱歌,李文田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然后,日本顾问松岛起立,始而舞蹈,继而挥舞指挥刀,大有项庄舞剑之意,松岛舞罢,日方鼓掌狂笑！秦德纯请董升堂出马,董升堂立即打了一套八卦拳.日本人又以一人打一人唱作答.李致远也打了一套花拳.日本人又用他们的“倭刀”挥舞了一阵.李致远又用“柳叶刀”劈了一趟“滚堂刀”.董升堂又用西北军习用的大刀片,劈了一趟刀法.日本人又用大笔写汉字,吴佩孚也用醉笔写了一行大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日本人又猛地把宋哲元、秦德纯等一一高举起来,中方军官也如法炮制,把松室孝良、松岛等高举起来,气氛紧张.最后,由宋哲元将我方喝止,松室也将日方斥退.这次宴会,后来被人们比作中日大战之前的“鸿门宴”[10]（P258）.7月,日军进攻卢沟桥,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开始.张岚峰与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仍幻想察哈尔保持中立,由张岚峰与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中佐,二十九军顾问樱井德太郎交涉,称日本反对,就应该从长江方面进攻,不应该从华北下手.恰在此时,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率其第十三军及高桂滋第十七军开进察哈尔,在南口、延庆一线与日军展开激战,张岚峰认为汤恩伯此举是他与日本谈判的障碍,遂把汤军的布防情况通报给日军,日军派飞机轰炸南口、下花园,使汤军受到惨重的损失.张家口失守以后,张岚峰在蔚县脱离宋哲元部,回到了柘城原籍[6]（2,P187）.
1938年6月,日军占领柘城、开封.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邀请张岚峰进县城谈判,约定共同反共.7月,张岚峰又至北平拜见了华北日酋寺内寿一,被北平伪临时政府任命为豫东招抚使.11月,张岚峰随同松室孝良之弟日本顾问松室政宪回到了商丘,设立了豫东招抚使公署[6]（2,P188）.
1940年1月1日,周佛海拜访刘郁芬,商谈汪伪政权组建时之国防委员会条例及一般军事运动事宜[1]（P4）.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刘郁芬为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2].接着,松室孝良也到开封充当顾问,联系在归德的张岚峰,在鲁西的孙良诚[3]（51,P192）.4月,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派其族弟石友信到开封,通过松室孝良会见了日本驻军司令官佐佐木,签订了“共同防共协定”,决定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相协助.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石友三矛盾尖锐.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调解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与石友三在十二月到达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的驻地[6]（2,P32）.石友三即被高树勋逮捕.高树勋电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卫复电：“就地正法”.当夜,高树勋命人将石友三勒死,埋在黄河沿[7]（P113）.1942年,要夺孙良诚的兵权,孙良诚派人到开封找刘郁芬,刘郁芬派人陪孙部来人到南京见鲍文樾,鲍代孙良诚拟了投汪通电稿,给孙部八十万元军费,说钱存归德张岚峰处,通电发表,即可提用.4月,孙良诚投汪,到了开封,就任汪伪第二方面司令[7]（P84）.8月,汪伪任命刘郁芬为总参谋长,由孙良诚继任开封绥靖主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见松室孝良对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颇有研究,是一个有水平的“中国通”.他不仅向冯玉祥提出具体建议,在中国各派势力竞争中取得优势,还协助鹿钟麟等撤离南京,协助吴锡祺联系参观日本炮兵工厂、飞行学校、通讯学校,博得了广泛的好感.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与冯玉祥集团的密切联系,也协助了张岚峰、石友三、孙良诚等投靠了汪精卫,作了汉奸,为日本侵华效劳,瓦解了中国的抗日力量.松室孝良为人深沉,比起那些张牙舞爪的侵华分子,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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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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