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大学毕业论文> 专科论文>材料浏览

关于柳亚子磨剑室类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和韦力:柳亚子磨剑室:南明松陵,拜孙悼李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主题:柳亚子磨剑室论文写作 时间:2021-01-19

韦力:柳亚子磨剑室:南明松陵,拜孙悼李,该文是关于柳亚子磨剑室方面硕士论文范文和韦力和柳亚子和柳亚子磨剑室方面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柳亚子磨剑室论文参考文献:

柳亚子磨剑室论文参考文献 读书杂志王念孙李约瑟难题论文

韦力

光绪三十二年,柳亚子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来他又做到了国民党监委.他的这些履历讲的都是他的从政经历,而后世更多者则把他看成一位文人,而我在此所聊者,则是他的藏书事迹.

柳亚子是学者型的藏书家,他的所藏跟他的治学方向基本一致.整体而言,柳亚子的藏书分两大门类:一者是他也跟别的藏书家一样,将乡邦文献作为自己的藏书专题之一;二者是他因为研究南明史,为了能够得到详实可靠的资料,柳亚子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南明文献.对于前者的*,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亚子先生黎里藏书札记》一文中写到:“一是乡邦文献,凡是黎里人的著作,从古到今,不论精粗,一律*,后来扩大到吴江,又扩大到苏州地区.内容众多,有诗词、有文章、有书信、有笔记,也有小说,甚至连医药种植之书也尽加收集.为让乡邦文献流传后世,亚子先生可谓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他知道家谱、族谱不仅可以研究家族变迁、人口繁衍,同时可以发现很多艺文资料,于是就向家乡邻里友好借阅谱籍,从中辑录了不少吴江文献.”看来,他为了收集乡邦文献确实下了大工夫.

而柳亚子的工作不仅如此,他除了自己*这些乡邦文献外,更为难得者,他还组织了一些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一并来收集和研究,李海珉在该文中写到:“1918年冬,亚子先生聚集了有志于保存乡里文献的同志,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凡保存会的同志,大家互通有无,积极交流.亚子先生在吴江地区藏书家中选定了12位佼佼者,拟定了12个字,‘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一人取一字作为代号.具体的代号和姓名如下:‘文(柳亚子)献(黄伯缘)流(沈颖若)传(金眼初),后(薛公侠)生(范烟桥)之(叶叩濂)责(沈丹忱),维(周嘉林)桑(陆赓南)与(顾悼秋)梓(黄病蝶)’,根据这12个代号再编订一份《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这本书目共计收入吴江人著作740余种,亚子先生‘文’字号的款目多达650余种,是各家之冠,不愧是吴江的藏书大家.”

古人刊刻大藏经,基本是以《千字文》来编顺序号,这是为了便于查找和排序,不知柳亚子是否借鉴了这种排序方式,他竟然将吴江地区十二位藏书家每人分一个字,他的这种做法没有听说其他藏书家也这么做过.

柳亚子除了组织这些藏书家共同收集之外,他还动用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来帮自己抄书,《知无涯草庐诗》跋语中有这样的话:“此册原稿藏梦琴后人祥叔处,余未得见,见陆赓南所写副本,因命儿子无忌重录一遍,并志缘起如右云.……分湖柳弃疾记.无忌敬书,时年十二龄.”当时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年仅12岁就开始帮助父亲抄书,这种做法也确实太过稀见.

为了收集乡邦文献,柳亚子花了大笔的钱,李海珉在其文中写到:“在亚子先生的印章中,有一颗闲章文曰‘散尽黄金万卷书’,一点也没有夸张,亚子先生从1898年起到1927年离开黎里止,其间光为搜罗吴江乡邦文献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有时为了买下淘得的旧书,不惜举债.在乡邦文献上,大多钤有‘柳亚子藏书’的印章,妥加保存,对那些珍贵的版本、孤本、善本,亚子先生甚至连印都舍不得钤,生怕污损了珍品.因此,吴江老乡说亚子先生‘爱书如命’,这是中肯之论,一点也不夸张.凡是亚子先生研读过的书籍,都钤有‘亚子过目’、‘曾经柳亚子披览’或‘曾经分湖柳弃疾过眼’的印章.”

除了乡邦文献,柳亚子的另一大*则为南明文献.柳亚子收集这些文献的原因,则跟他的政治观念有一定的关系.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有《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该文中这样叙述了柳亚子年轻时的所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才十六岁的柳亚子已经读遍了家乡大量藏书,其中也包括当时风行的《新民丛报》和留学生所主编鼓吹革命的刊物等.同年,他就在黎里家乡,创办了《新黎里》(月刊),编写数万言的《中国灭亡小史》.这时他很欣赏龚自珍、梁启超的诗和论述,但更敬仰明末张煌言、夏完淳等志士的为人,就此在日本出版的《江苏》刊物上发表《郑成功传》和《磨剑室读书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为郑成功作传鼓吹的人.”

因为他借助了这么多反清复明之士的文献,使得他有了对南明系统研究的想法,故而该文中又写到:“在此期间,尚未弱冠的柳亚子,在开始猎寻南明史乘的同时,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他在自传中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诸如凡借得孤本必亲自缮写或雇人抄录,自己校勘,有的还斥资重刊.现已辟为柳亚子纪念馆的当年吴江黎里周赐福堂的第五进楼上,栉次鳞比排列着书橱书箱,内贮各种书籍,它被称为‘藏书楼’.少年柳亚子藏书有条不紊,蔚为一家.”

以上所言,只是讲述的他的收集过程,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该文中又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柳亚子困居上海法租界,居家简出,自题寓所为‘活埋庵’.他愤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偏安一角,不以丧失大好河山为痛惜,先后选择、编撰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等人物传记及亡明痛史,但是由于吴江早为日寇侵占,无法利用家乡所藏有关明清史料.他通过与上海藏书家相识相知,借用图书,主要是阿英(钱杏邨)、胡朴安、朱希祖.”

柳亚子收集了那么多南明文献,可惜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的家乡沦陷了,而他的南明史料又带不出来,于是他就通过一些藏书家来借阅相关史料,遇到有价值的材料时,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复印机,所以他只能通过抄写来拥有.

对于他抄书的情况,陈燮君、盛巽昌的文章中说到:“他还向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借阅善本《南疆逸史》(温睿临),且用了26天,将全书五十六卷全部誊抄完毕,然后著述了《南明史纲》四卷(翌年重订为六卷)、《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记事史稿》等多篇.后在香港期间,虽然生活不甚稳定,但仍把《南明史纲》继续扩充到八卷,且辑补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56件的大书也靠抄写,并且他只用了26天,如此推算起来,他每天抄两卷书,这个工作量足够大,当时他抄书的地点在上海的租界.到了1941年11月,柳亚子写了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发表在了当月的《大风月刊》上.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就.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柳亚子来到了香港,他所收集的南明文献也带到了这里,而后他在这里仍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柳亚子躲到了澳门,因为走得匆忙,他所藏的南明文献以及他的研究著述手稿都未能带走,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谈到柳亚子藏书的归宿时称:“家藏清初禁书集部綦多,近闻已携赴首都寓邸.而所著《怀旧集》中著录所藏明季遗书一大宗,几与《禁书总目》相埒者,则抗战时失于香港之变,杳不可踪迹矣.”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全部没了踪影.

这些书去了哪里呢?柳亚子曾写过一篇《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其在该文中说:“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

看来,柳亚子也不清楚他的藏书最终的归宿.他用“听说”二字来解释他的书和文件都被日本人烧掉了,因为他在香港的居所成为了日本人的报道部.而后的相关文献大多引用这样的说法,比如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该书中说:“可惜这些字字心血声声泪的手稿,连同他多年搜集的资料和向胡朴安等借用的书籍,在日本攻陷香港时,为战火漫及付丙了.”

柳亚子所藏的南明文献在香港全部被日本人烧掉了,这样的说法流传了三十余年.到了1982年,这件事突然有了转机.这年的5月9日,香港的《大公报》上刊登了柳亚子之子柳无忌所写《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一文,该文首先叙述了社会的普遍认定:“关怀先父柳亚子的朋友,与研究南明史的学人,都知道他在九龙羿楼(用后羿射日典故)所*的好几百种南明史料,以及他所撰的南明史稿,都已在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遗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劫灰’.”同时还引用了柳亚子本人的说法,而后柳无忌在该文中又称:“其实,柳亚子所听到的消息,并不正确.在1942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他的南明书籍,非但未成灰烬,而且大部分还好好的保藏着,甚至美观地装潢在几套夹板中间,上面分别摹刻着他自己所题的书名.这可说是奇闻,却千真万确,有文章为证.”

柳无忌所提到的文章乃是王瑞丰所写《柳亚子南明史稿*记》,该文发表于1944年9月16日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该文的作者详细讲述了自己偶然得到南明史稿及藏书的过程.如此说来,柳亚子的这些藏书并没有被烧掉,而是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某人的手中.

可是,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44年,为什么过了38年柳亚子的儿子才得知这个消息?对此,柳无忌在该文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释:“王瑞丰这篇文章,刊于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1944年9月16日,正值汪伪政权时代,未为学者注意,此后亦无人提及.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家父及他的友人都不知悉,总以为他旧藏的南明史料早在日军占领港九时成为劫灰.现在,根据王氏所述,至少在1944年时,这些书稿尚大部分安全无恙,至于以后的情形如何,有无特殊的事情发生,却无从知道.”

柳无忌说,1944年的上海正是汪伪政权统治时期,所以这篇文章发出来后并未引起他人的注意,所以也就没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柳亚子,而柳亚子去世于1958年,直到其离世,他仍然认定自己的南明藏书变为了劫灰.其一生精力所聚之一,竟然是这样的结局,想来柳先生至死都会是个遗憾,但没想到在他去世几十年后,这个旧藏又有了柳暗花明的结果.

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写的不短,约有几千字之多,他是如何意外得到柳亚子这些藏书的呢?王瑞丰在该文中详述了事情的本末,他首先讲到民政部情报班的班长叫黑木青行,从名字可知这是个日本人,此人从台湾来到了香港.这位黑木因为受某少将之托,到香港后他打问《大公报》张季鸾的下落,其实张在此前一年已经去世,而黑木在打听的过程中认识了王瑞丰的同乡,于是王也就成为了黑木的朋友.

某天,黑木请一些朋友到其住处兼办公地吃饭,王瑞丰在其客厅旁的一个小屋内看到了一个玻璃书橱,同时他还看到了何香凝画的一幅梅花,这幅画的下面有柳亚子的题诗,为此王瑞丰意识到,情报班所占的房屋很可能是柳亚子的书斋.此前,王瑞丰早就听闻过柳亚子致力于*和研究南明史料,于是他意识到这个书橱内很可能藏的就是这些珍宝,他很想上前翻看,可是又碍于他觉得自己跟黑木没有深交,不便于太过唐突.好在当时有一位叫信子的女士从书橱内拿了一本柳亚子《自撰年谱》送给了王瑞丰,于是他觉得黑木似乎对这些藏书并不在意,所以他小心地提出可否借阅这些书,没想到黑木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这个结果让王瑞丰大为高兴,于是他就从书橱中挑选了几本.王究竟拿了哪些书?他在文中写到:“吴易传初稿1册全(文言体29年8月写成的);吴日生传1册(文言体29年8月写成的);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1册全(修订本);吴易传1册全(文言体);江左少年夏完淳传1册全(1940年10月29日夜分脱稿),该传的特色,是以语体文写成的,记得柳氏主修上海县志,也是采用白话体,这是在旧传统中,别开生面的一点;周之藩传1册全(修订本);南明杂传1册全,中有夏氏父子传、杨娥传、赵夫人传、孙璋传、徐弘基传、吴潘合传、王戴合传、吴志葵传,共有7册.”

可能是初次相见的原因,王瑞丰不敢多拿,他仅从橱中挑选了七册.看来这位王想细水长流,先跟黑木搞好关系,而后慢慢地从这里拿书.可惜的是,黑木不久就辞官离去了,而这所房子则由黑木的亲戚八木田来看守,住在此处的人还有八木的女友张莉莉.这位张莉莉在香港也是著名的交际花,她常常招很多人到住处来,这种做法让八木田很不满,二人为此还吵过架,同时这位张莉莉还把房中的东西随手拿来送人,而八木田又管不住她,于是他就前往王瑞丰家劝王把想要的书赶快都拿走.

看来,王瑞丰未曾想到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于是王事不迟疑,他立即跟八木田来到柳亚子旧居,虽然张莉莉怒目以视,但他还是从书橱中挑选出了跟南明史料有关的书籍带走了.

王瑞丰在文中详细列出了他所带回之书,从排列的顺序看,我感觉这位王瑞丰对版本颇为在行.他首先列出了柳亚子藏书中的自抄本:

南明史料书目稿本1册(有29年6月9日后记2册);补遗第1册(附编目四种,关于华延年室题跋所载者);补遗第2册(关于图书馆及私家所藏者);补遗第3册(关于丛刊及丛书本者);残明大统历,残明宰辅年表合订本1册全(大兴傅以礼遗著,有29年7月23日首记,又后记二则).以上均为柳氏手抄本.

接下来,他又列出了柳亚子的批校本:

又南疆逸史8册全:第1册为纪略1至4全,第2至第8册,为列传1至52,附杨跋12首.按他29年9月13日全书校毕记里说:“校勘前后凡14日,合诸抄写时期,共为34日.”观全书不下十数万言.仅以短短的时间,就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并且丹铅校勘,详证异同,这种治学精神,真值得我们钦佩.

而后他又提到了中文打字机的录入本:

夏太史遗稿1册全(从旧钞本迻录,有30年9月17日题记),玉樊丙戌集上下2册全(从旧钞本迻录,有30年6月28日前记),上两种为麟飞女士以中文打字机打成.

而后他又详列出柳亚子得到的抄本:

南疆绎史7册(卷首至卷20终);海东逸史1册全(翁洲老民著,魏如晦先生购赠,等于一部鲁监国实录);明清纪略1册全(吴江朱不远著,朱字明德,即勾吴外史,饭香抄本,附跋文,胡朴安先生赠);明季实录1册(胡藏吴县朱氏槐庐校刊本,亭林遗书中之一,胡先生拆开借给的).我想一本弃失便永无完日,自古名贵典籍,也往往是这样散失的.圣安纪事1册全(即明季稗史中的圣安本纪,与明季实录同);野史无文共7册(胡先生代觅抄本),此书现为程演生先生所藏,也是抄本,原题淝水奈邨农夫(即郑达)纂辑;晚明史籍考十本全(国立图书馆28年5月印行,有柳氏眉批).

在目录的最后部分,王瑞丰又列出了柳亚子已经发表的手稿:

南明史纲散稿一束,1至6编(看上面红笔标的记号,是已经发表过的);合柳氏自传年谱,及“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看来,柳氏写成的南明史稿及参考各书,大致没有失缺,只是闻随笔1册,不知什么时候被应急需,竟撕去了半本.我也*起来,算是抱守之意吧!

由以上可知,这位王瑞丰所选出之书数量并不大,但却是柳亚子研究南明史收集资料中的精品,可见这位王瑞丰对此是绝对的内行,他得到这些书之后也很珍视,因为他在1942年的春天还花了几十元的军票订做了几套夹板,特意把这些书保护了起来.当他离开香港时,他将这些书寄存在了一位好朋友的家中,此后他们之间在通信过程中,王瑞丰还惦记着这批书,朋友告诉他“请勿为念”,其潜台词则是告诉王:他的这批书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再后来,这批书的下落就没有了消息.

到了1982年,身在美国加州的柳无忌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就特意写出《寻书》之文发表在《大公报》上.关于他写此文的目的,柳无忌在该文的最后两段写到: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绝望,我写本文的动机,旧事重提就是想借助于畅销各地的《大公报》盼它的读者,不论在香港、上海、山东,能指示我一条寻书的线索.

我更大的希望,当然是当事者如王瑞丰本人——那位妥为*史料并盼望“原璧归赵”的热心人——他在港的知己朋友,或他们的家属,会看到这篇文字,并告诉我这些南明史稿仍完整保存的大好消息.虽然世变沧桑,但自1942年至1982年亦不过40个年头,谁知道这些宝贵的书稿——在政府与学人正从事整理文史古籍的时候——不会重新出现?我乐观地期待着.

最终,柳无忌找到了他父亲的这批旧藏吗?我未查到结果.为什么这么多的书几十年间变得杳无音信了呢?这会不会是王瑞丰编的一个故事?从柳无忌的《寻书》一文中,能够感觉到王的所言确实并非杜撰,比如柳无忌在文中有如下一个段落印证了王瑞丰的说法:

王瑞丰在文内列举了好几种书稿,内有柳亚子以20日抄写,14日校勘完毕,有十数万言的清初温睿临著的《南疆逸史》(,56卷).关于此书,柳亚子在《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文中,这样写着:“56卷本则是我离开上海以前从西谛先生(郑振铎)那儿借来亲自抄写的,还费了我20天废寝忘餐的代价呢.现在,这两个本子(另一部为上海国光书局排印的44卷本)当然都毁灭了.”哪里知道,当柳亚子在桂林写这篇文章时(1942年12月),这些书都尚安全地存在香港呢!南明史料以外,王瑞丰还获得残余的半本“随笔”(另一半被“应急需”时撕去),不知是否即是曾在《笔谈》半月刊(茅盾主编,香港出版)上发表的《羿楼日札》?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情.

如此说来,王瑞丰的叙述确实有这么回事.虽然至今不能知道这批书的下落,但基本可以肯定这些书仍存在于天壤之间,这个结果不知会让多少爱书人又生出了蠢蠢欲动的贪欲,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

其实柳亚子的本名并非如此,陈锡岳、林基鸿合编《名人与图书馆》中,有《爱国诗人柳亚子与“柳亚子图书馆”》一文,该文的第一段就讲到了这件事:

柳亚子(1887 - 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16岁因崇信天赋人权说,以亚洲卢梭自命,改名人权,字亚卢.18岁,模仿友人陈去病的名字,改名弃疾,以示对宋代爱国诗人辛弃疾的敬慕.在上海健行公学任教时,友人高旭嫌卢字笔画太多,常在诗笺赠答时作亚子,他慢慢地采用了.“五四”以后,为了统一名号,只用“亚子”二字了.

原来,柳亚子之名跟其崇尚卢梭有关.而对于他的藏书,该文中写到:

“五四”以后,柳亚子客居上海,锐意*图书.上海是旧中国文化的中心,大小出版机构不下二、三百家,占全国出版机构的一半以上.柳亚子唯一的嗜好是书,买书不惜工本,尤其是印数较少的“冷门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柳亚子因反对政权,遭到通缉,后化名为唐隐芝携家逃亡日本,但他还念念不忘托人图书.1928年回国,继续进行反蒋活动.

前面提到柳亚子藏书有两大主题,一是乡邦文献,二是南明史料,其实他的藏书中还有一个版块也是他人未留意者,陈锡岳、林基鸿所编的该书中讲到:“三十年代,柳亚子住在上海裴德路(今复兴中路)柳家大厅和书室时,他*了几十橱图书.1935年,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时,为整理这批图书,请正在编辑上海图书馆史的胡道静来家分类编目,胡道静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编好书目,名为《磨剑室文艺书目》,胡道静趁此编目之机有幸拜读了柳亚子的藏书,胡先生认为‘柳亚子图书馆’的藏书很有特色,他说:‘凡是文学革命的书都收全了.’”原来,柳还有收集红色文献的偏好.

对于柳亚子的这一类*,郑振铎都很羡慕,郑伟章所著《文献家通考》中称:“有《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所著录百三十六种皆系辛亥革命前后鼓吹国民革命之书籍、报刊,是关于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献目录.郑振铎题识云:‘《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柳亚子藏,阿英钞本,不分卷一册.……余所藏书目,无一关于辛亥革命者,得此足弥一憾.’”

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视野十分广泛,并且他在每个专题的*上都能做出自己的成就.然而他的藏书之好是由何而来者?黄建林认为柳亚子的藏书之好有其家传,其在《柳亚子藏红梨社文献考论》一文中,首先从柳亚子的高祖讲起:

柳氏家族是分湖地区典型的文学世家,然而柳氏族人科举不显于世,柳亚子高祖柳树芳仅为秀才.然而这位秀才在柳氏家族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柳亚子尊称其为“大胜柳氏在文坛上的开山祖师”.柳氏家族与红梨社的关系也要从这位“开山祖师”说起.柳树芳,字湄生,晚自号古查,又号粥粥翁.性伉爽直谅,乐善好施,尝刊先辈遗书数种.诗精警明爽,不屑为钩章棘句.著述宏富,有《养馀斋诗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六卷、《四集》二卷、《文集》二卷、《胜溪竹枝词》一卷,《分湖小识》六卷,《分湖诗苑》一卷等.

正因如此,柳亚子有了收集红梨社文献的举措.而黄建林认为,柳亚子的藏书思想正是基于乡邦文献的收集:“考察柳亚子藏书思想,我们有必要概述一下柳氏家族对于地方文献的态度,这可看作是柳亚子藏书思想的渊源之一.高祖柳树芳在《分湖小识·自序》中言:‘邑中诸镇若同里、盛泽、黄溪、黎里均有人焉,刻其里志以备采访,独分湖无闻焉.生其地者忍听其文献无传,废坠而不知举耶?抑或尚有待于来者,谓此事非我责耶?树芳志在搜罗,阅二十余年矣.家庭多故,岁月少闲,惟兹一事拳拳于寝兴食息之余,而不忍释.’除此而外,柳树芳还为吴江乡史善长刊刻《秋树读书楼诗集》,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对地方文献责任感的高度体现.柳树芳之子柳兆薰著有《<松陵文录>作者姓氏、爵里、著述考》,得以弥补《松陵文录》仅列作者姓名而无人物小传之不足,保存了大量吴江地方人物的传记资料.高祖、曾祖对地方文献之重视必然对柳亚子有潜移默化之影响,亚子《自撰年谱》‘三十三岁’条言:‘狂胪乡邦文献,购书万余卷.资用不足,则举债以继之.’”

柳亚子故居位于江苏省苏州市黎里镇浒泾街.这一天是乘卜若愚先生的车,因为卜兄的朋友叶剑青先生认为卜开车水平太过一般,所以他前来坚持自己来做司机.而卜兄为了让我了解到更多的细节,他请来了苏扇博物馆的张琦.我等一行四人沿着苏州的三个方向兜了一大圈,其中的一站就是来到了黎里镇.

虽说这里也是江南的富庶之地,可是在该镇上依然能见到许多老建筑,尤其是镇中心的一条河,虽然河水已经变得污浊,河面上还停泊着一些废弃的水泥船,但我还是觉得有水就有灵气,而南方人的精明肯定也是由这些水的滋润而形成者.

张琦说,前些年她曾来过此地,然而仅仅过了几年,镇上就有了不小的变化,以至于我们前往柳亚子故居仍然需要打听.在河的两岸能够看到已恢复了一些古建筑,而今这里被改造成了步行街,于是请叶先生把车停在桥头附近的一个空地,我等四人徒步沿着步行街边观赏边寻找.

可能不是旅游旺季的原因,沿路的商户一半都关着门,因为游客少,所以走在这石板路上多了几分从容与悠闲,可以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这让自己的心情也舒缓了下来,心情不同则眼中所见也会随之变化:原本我颇为反感旅游景点太过商业化,尤其不喜那种强迫购物的恶习,可是大多数景点都会设有一条长长的商业街,使得游客必须经过这些商业街才能到达真正要看的景点,这里虽然也是如此,但我却饶有兴趣的一家家地探看着,甚至旅游纪念品的千点一面也会变得不那么可憎,甚至沿途所见的一家“陈小姐私房奶茶铺”,也成为了我等三位大男人调笑的话题.

在这条长长的古街上,柳亚子纪念馆并不显眼,以至于错过了正门几十米后我们才发现,回到正门时,看到纪念馆的门牌号为“中心街75号”.纪念馆不收费,进门即看到了柳亚子的塑像,而后沿着参观路线一直向里走,此处旧居窄而深长,一路参观下来,大约有五进院落.

关于这处旧居为什么不叫“柳亚子故居”而叫“柳亚子纪念馆”?我在一处文献上看到,因为这处旧居乃是柳家租用他人者,并且当时只租了最后两进院落,如此说来,称为“纪念馆”确实更为恰当.

对于此院落的本主,李海珉在《柳亚子书斋名考释》一文中写到:“寿恩堂共分四进,第二进楼房五开间,有一个匾额,上书‘题红仙馆’.第三进是大厅,匾额上题有‘寿恩堂’三字,是乾隆的御笔,下笔还写着‘赐直录总督臣周元理’.‘磨剑室’就在‘题红仙馆’对面的寿恩堂一侧,共二间,打通后作为柳亚子和他父亲共同的书房.寿恩堂是周元理任直隶总督以前所造,周元理告老回乡后,另建更为高大的新宅.周元理在乾隆年间任工部尚书多年,因此新宅的工艺特别是砖雕门楼代表了当时的最高艺术水平.新宅落成,乾隆皇帝曾大书九个‘福’字赐予周元理.故新宅称为‘赐福堂’,周元理也以‘周赐福’名噪江南.新宅共六进,真正赐福堂在第三进大厅.”

看来这是乾隆时的一处老宅,到了近现代,柳亚子之名盖过了原房主,反而少有人知这处院落本是乾隆年间工部尚书周元理的旧宅.而这处旧宅艺术性最高的地方,则是这里的砖雕,细看有些砖雕虽然已经残损,但却依然能看出当年是何等的精美.

在一间展室内有给柳亚子题诗词的塑像.当前往重庆谈判,柳亚子与毛见面后,柳希望毛能赠给自己一幅墨宝,于是柳就得到了那首极具名气的《沁园春·雪》,而这组雕像正是表现了这个场景.

一路参观下去,直到第四进院落才看到了“柳亚子先生故居”的匾额,看来这里才是他当年真正使用之地.而今这里布置成了展室的模样,里面用很多展板介绍着柳亚子的生平事迹,同时还摆放着一些他生前用过的物品,而我等四人最感兴趣者则是他的几方印章.从印章的用石以及材质看,这些印章应该都是复制者,这对有藏书之好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印章,怎么都觉得是个遗憾.

老宅的最后一个院落则是柳亚子的居所和藏书处,这里有他的藏书室——磨剑室的介绍,而磨剑室也成为了柳亚子最为人所熟知的堂号.其实柳亚子的堂号有近20个之多,而每一个堂号都是根据其思想的变化与其不同的境遇所起者,李海珉在《柳亚子书斋名考释》一文中说到:“有砥砺自身决心为国为民贡献才华的(磨剑室),有追随孙中山崇尚马列主义的(拜孙悼李楼),有陷于苦闷惚惚如狂愤世嫉俗的(活埋庵),有抗日救国时的擂鼓呐喊(羿楼、射日斋),有金瓯不全一家难圆时的苦苦企盼(鸥梦圆移),也有抒发胸中浩然的气概(上天下地之庐).”

这些堂号中最具革命性者乃是“拜孙悼李楼”,关于此堂号的含义,我做出了本能地猜测:“拜孙”当然指的是崇拜孙中山,而“悼李”,我则想到了李大钊,可是,柳亚子的这个堂号使用于1924到1925年之间,而李大钊则是去世于1927年,显然这个“李”跟李大钊没关系.而当我读到李海珉的这篇文章时,我方得知这个“李”乃是指列宁,因为在早期列宁曾被翻译成“李宁”.而在李海珉的《考释》一文中又说到柳亚子曾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其印文为“亲炙中山,私淑列宁”,这里又成了“列宁”,不知当时这两种称呼方式是否同时在使用.

对于柳亚子藏书的数量及其归宿,郑伟章在《文献家通考》中说:“解放后,所藏共七万余册,三百箱,一九五三年捐上海文管会,转入上图.其革命文库之书归、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七万册的数量足够大,这应该是柳亚子藏书的总量,然而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一文中则说出了与之相差较大的一个数字:“黎里的藏书多达44000余册,在1950年冬,分装成300多箱,亚子先生把它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黎里的书都是亚子先生1927年以前所藏,此后还有沪寓藏书、香港藏书和北京北长街89号的藏书,亚子先生也都分别捐献给了国家各级图书馆.”

李海珉说在黎里旧居的藏书数量是“四万四千多册”,这跟《文献家通考》中所说的“七万多册”差距较大,而捐赠的时间也差了三年,可是这两个说法在箱数上却很相近,郑伟章说是“三百箱”,李海珉说是“三百多箱”.如果把“七万多册”视之为柳亚子藏书的总量,而“四万四千多册”视之为仅是故居藏的这一部分,倒是可以解释通的一种理解方式.

但两者在箱数上却又如此的相近,真不知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中《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中称:“建国后,柳亚子于1950年9月由北京饭店迁居北长街新居后,在度过国庆节后就兴冲冲南返上海.他毅然决定将上海复兴中路旧宅的藏书和黎里老家的44000余册藏书,包括期刊、信札、手记等,共有四、五百箱,全数捐献给国家.1951年春天,上海文管会派版本学家陈乃乾负责清理造册,这些书籍,信札等,尔后就全部交与上海图书馆典藏;与此同时,柳亚子也将北京新居‘上天下地之庐’存藏的南明史料、南社文库和其它书刊、信札,全数捐献与北京图书馆.”如此说来,这“四万四千多册”指的仅为此处旧居所藏者,余外的那近三万册,应该是柳亚子藏在别处的书.

如今柳亚子的藏书之处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且根据介绍牌上的所言,这处藏书楼的后面还有一进院落,里面展放着柳家所刻的碑石,可惜这进院落被封闭了起来,看不到后面的情形,于是我站在这座U形的楼前,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把斑驳的影子投在楼体之上,那份安宁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世间的美好.

该文点评,上文是关于经典柳亚子磨剑室专业范文可作为韦力和柳亚子和柳亚子磨剑室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柳亚子磨剑室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廖晓燕:作为技术支持者,我尽了自己的份力
1987年澳大利亚酿酒师Nigel Sneyd接受英国酒商公司委托飞到波尔多监督葡萄采收,“飞行酿酒师”一词首次被使用,后来服务于全球12个国家100多个酒庄的米歇尔&midd.

利巴韦林:服用之前要三思
哪些人要慎用利巴韦林利巴韦林的抗病毒机制主要是其能抑制RNA 和DNA 合成,对RNA 病毒和DNA 病毒的复制均有抑制作用 然而,利巴韦林也抑制正常人体细胞的RNA、DNA 合成,尤其是对快速生长的.

民间藏书第一人韦力
韦力是一个在古籍收藏领域响当当的名字,他被誉为“民间第一藏书家”,他的“藏书楼”收藏有9000余部、10万余册古籍善本,令国家级的图书馆都十分羡慕 15.

罗伯特马瑟韦尔:抽象主义是用思想绘画
来自哲学的艺术罗伯特·马瑟韦尔1915年生于华盛顿,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哲学 在这里,他先后接触到现代主义、象征主义……一系列艺术观念,且深受自动主义的影响 自动.

论文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