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的问题--基于斯密斯模型的分析视角,本文是服务管理在职开题报告范文和服务管理和互联网和直播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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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这些年互联网内容经历了多样化的变化, 从一开始单一的文字、图片和视频, 到现在的多样共存, 加强了内容的可视性.随着传播的一系列操作门槛的不断降低, 使线上线下直播模式得到了飞速发展, 各种各样的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6 年6 月, 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25 亿, 占网民总体的45.8%.[1] 现在时隔两年, 网络直播用户日益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在线直播平台已超300 家.虽然直播模式和内容各式各样, 但日益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也是迫在眉睫.
二、分析模型
美国学者T·B·史密斯首先提出了“史密斯模型”, 用来分析政策执行的相关因素.该模型包括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以及环境因素四个变量.所以在分析政策时候, 必须认真联系这四个变量的变化, 才能做出综合分析.[2] 理想化的政策是指在政策的形式、种类、渊源、作用以及社会对该政策的印象都进行了高要求的标准.执行机构是指政府机构中负责执行的单位, 包括单位里面的机关结构、人员和管理方式等.目标群体是指政策服务的对象, 政策对象的制度化程度和先前的政策经验等.环境因素包括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因素.所以, 政策的合理制定、执行主体的严格性、目标群体的可接受程度和相关环境的影响都对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三、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政策执行分析
( 一) 政策本身的局限性
截至目前, 已经出台多项有关直播的政策法规和行业协定,但细节仍需要完善.从2016 年4 月18 日的《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 到2016 年7 月初《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再到2016 年11 月4 日《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从开始对部分主播进行实名登记, 到进行不定时的随机抽查, 再到最后的发布“黑名单”, 而一上“黑名单”就要被全国禁演.上述分析来看, 目前我国互联网直播的监管虽已从粗放走向了精细, 但关于违规者的处罚问题却没有作出具体规定.
( 二) 政策执行机构问题
现在对于网络直播管理存在多头监管的现象, 有、国家新闻出版和各种名目繁多的执法科室, 而各个部门又缺乏统一的监管机制.行政法规和规章对网络服务单位的经营许可设置了相应的审批规则, 但对直播活动的监管却缺乏具体规定.[4] 相比较网络直播的暴利, 对网络直播违反相关法规和规章的处理力度过小, 从角度出发, 可谓是微乎其微, 这样又再次给予网络直播为谋取暴利而钻监管部门的空子.
( 三) 政策接受主体问题
网络主播自利动机较强.网络主播相当于政策的“*人”,其在政策利益博弈过程中坚持自身利益第一位, 容易诱发“道德风险”.网络主播为了高人气, 从而在播出素材、播出方式以及播出形式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网络直播素材可谓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大到对国家大事的议论, 小到对于家庭琐事以及个人的生活细节.网络主播的进入门槛也非常低, 通过简单的身份验证, 就可成为直播主播.而直播人员的直播设备也是低要求, 想要实现互动直播, 进行身份验证、下载相关直播APP 就可以了.
( 四) 外界环境的问题
网络直播兴起的原因就是“无聊”、“有钱赚”以及“好玩”等原因.从Papi 酱开始, 网络红人层出不穷, 越来越多的人员投身到网络直播行业, 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收益, 还有心理上的一些满足.很多人为了打发时间和出于好奇, 趋之若鹜追“网红”, 不仅仅进行弹幕互动, 也进行金钱上的, 这些都成为观看者的“基本动作”, 网络主播为了挣到更多的“”, 从而展示出的方式和内容也就多样化.在这样的内动力的驱动下, 各种不同的网络直播内容层出不穷.在很多地方都不会按照政策文本的具体要求来进行规范自我, 而是打“擦边球”, 只顾谋求自我的最大经济利益.网民群众对于政策文本的认知程度较低.网民群众也不能按照政策文本进行对自身平台的优质化建设, 也不能对主播进行严格的筛选, 网络主播也不能按照政策文本进行自律规范, 观看群众在面对不良直播内容的时候选择的一般是沉默, 即使想要也不清楚单位和途径.
四、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政策的完善措施
( 一) 明晰主体职权
针对网络直播的多头监管问题, 由国家新闻出版进行管理更为恰当.的主要职责就是对文化艺术领域进行政策指导并监管, 但网络直播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属于文化艺术的管辖范围.而国家新闻出版的主要职责就是广播影视和互联网的等活动拥有监管的职责.在一系列的监管活动中, 国家新闻出版应该明确自身审核和管理的职责, 同时也要加强对网络主播的相关培训.对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禁止的行为要坚决进行严查和严惩, 开展不定期和定期的抽查, 并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网络表演市场黑名单和警示名单, 对于这些行为带来的恶劣行为, 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具体的惩罚措施.
( 二) 提高违法成本
网络主播之所以这样猖獗, 就是因为背后的暴利, 大多数主播都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轻松获利, 当然也可以获得社会的关注, 从另外一条渠道快速走红, 成为网红.所以很多主播为了这些收益,就会出各种新招来吸引社会观众的注意, 从而为了满足各层次的观众需求, 大量网络直播平台愿意铤而走险为这些主播提供平台, 而主播们也会为了利益各显身手, 之所以两者这么肆无忌惮, 就是因为违法的成本过低, 成本远远低于收益.所以相关部门对于这些低成本的违法行为, 需开展更多的严格规章制度, 对违法经营单位不仅要没收违法所得, 还要处以数倍于违法所得的罚款, 同时停业整顿或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并记入警示名单.对于违法的网络主播, 不仅要没收其个人所得, 还要将其列入黑名单, 对其进行短期的教育或者长期的禁止演出的机会.同时可以建立主播数据平台, 将各个主播信息纳入管理网.通过数据管理网, 从而对主播的违规信息进行全方面的记录, 也会进行评级, 一方面对主播起到警告作用, 另一方面也可确保严重违规的主播远离网络直播或相关公众领域.
( 三) 建立健全制度
对直播内容进行规范监督, 单靠网络平台远远不够的, 因此一些小平台就会出现监督不到位、劳动力缺少的情况.建立健全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一步.另外一方面也要加强培养群众的自觉监督意识,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呢, 就需要实行激励促进机制, 要坚信群众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发挥群众力量, 更好地协助平台和监管单位做好直播内容管理.从政府层面来讲, 为了更好地完善奖励制度, 一是及时发现违规内容并立即作出处理, 但这也有局限性, 那就是只依靠专职人员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 力量远远不及广大网民群众的参与, 他们能敏锐地提供违规表演内容的源头和线索, 从来为形成综合的防御系统做好坚实的基础, 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部门制定规制的成本, 还可以降低网络主播和网络平台的违规概率.对于提供有效信息的网民群众, 应该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 从而最大化地激发网民群众参与到维护网络安全中.
( 四) 加强业内自律
政府监管是他律, 而行业自律也是重中之重, 对于自身行为的规范和自我行为要求的制定就是行内自律的表现.这是一种不同于政府监管的治理手段, 更能体现自我治理的能力.业内自律有其自身独有的优势, 在约束直播主体的不规范行为、维护直播良好的秩序、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等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监管网络直播中的技术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计算机的日益强大, 想要找到抑制其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也是日益增强.因此利用业内自律可以降低监管部门的成本, 同时也更具有针对性和更强的精确性, 从而达到整个行业良性发展.
五、结语
现今网络技术的发达, 给人类带来了便利, 但内容的纷繁复杂依然需要外部和内部监管的共同协力, 这样才能营造出良好而干净的网络空间.直播平台的时代性、趣味性和社交性是其他网络媒体所不能比拟的.虽存在着大量道德的缺失, 甚至是违法违规的情况, 但只要加强政府部门的制度监督和行业内的自我规范, 直播平台就会朝着积极的方向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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