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画红画成了红学家,该文是戴敦邦类有关论文范本和戴敦邦和红学家和学家类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戴敦邦论文参考文献：
文/韦 泱
人们知道,戴敦邦先生是位画家.但是,却未必知晓,他是一位不事张扬的红学家.当然,几十年来,他画过各种题材的作品,但画得最多的是《红楼梦》,著名画家的身份,大大遮蔽了他钻研《红楼梦》的学问.
结缘“红楼”自少年
三十多年前,画坛前辈蔡若虹先生观看戴敦邦《红楼梦》人物画后,曾撰文说：“戴敦邦是一位以认真思考来指导绘画劳作的画家”.这就概括了戴敦邦的创作精神,说明他是善于开动脑筋、懂得分析比较的学者型画家.蔡先生又谈道：“达·芬奇说过,优秀的画家应该主要描写人与他的心灵.我特别欣赏敦邦创造的柳湘莲,这个于唱戏而漂泊风尘的优伶式人物,我想象不出他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敦邦有办法,他给了柳湘莲一副男性的身材和女性的面目,还给了他一副即使在鞭打恶霸的时候,也还带有行动在舞台上的架势,真是妙极了.敦邦通过柳湘莲的肢体姿态和动作,表现了他的身世、他的职业和内心的堂奥”.如此说来,没有对《红楼梦》的深度熟悉和理解,是画不出这等绝妙效果的.
戴敦邦画《红楼梦》,始于一九七七年.那时国家外文局敦请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把《红楼梦》译成英文,出版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外文全译本.为了使版本装帧更为优雅美观,北京外文出版社辗转找到上海画家戴敦邦,力邀他为这一译本绘制三十六幅插图.这是机缘巧合,也是戴敦邦的幸运.因当时大多数画家在“”中打入冷宫,尚未平反.《红楼梦》英文版配上精美的插图,于一九七八年出版第一卷,至一九八〇年三卷本出全,行销国内外,填补了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项空白.
而真正结缘《红楼梦》,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戴敦邦出身贫寒,是从镇江逃难来沪的皮匠后代,家中子女多,住在狭小的石库门旧里.这给了他熟悉市井百姓的有利条件.对于绘画,他是无师自通,从小打下扎实基础.他是从画连环画（俗称小人书）起步的画家,十四岁就把中国古代历史故事画成连环画,从私人出版商手中,换几个小钱以贴补家用或支付学费.如此,他对传统古典文学并不陌生.记得,读初中时,他对语文课方老师留有深刻印象,方老师不死抠课本,而是启发学生多看课外读物.有一次,方老师对学生说,中国有部伟大的小说叫《红楼梦》,很值得一读.戴敦邦就找来刚出版的启功注释《红楼梦》一九五三年版本,虽读得似懂非懂,却由此结下了与《红楼梦》的不解缘分.他对同学说：“我喜欢画画,总有一天,我会把《红楼梦》画出来的”.少年立志, 其言可嘉.
红学前辈传真经
直到多少年后,真正开始画《红楼梦》时,他感到《红楼梦》并不易画.为其配插图,不能只是原著文字的图解与附庸,而应视为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这是每一个优秀画家应该追求的至臻境界.他给自己划出一道基本底线：忠于原著,乃至每一个细节.从那时起,一部《红楼梦》他不知阅读了多少遍,可谓手不释卷,念念在兹.他日夜都在琢磨,如何在人物的衣饰、环境、道具等描绘上,与原著更为吻合,更符合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征.后人评说《红楼梦》,是我国优秀古典文学典范,是反映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但是,原著为逃避清代的文字狱,明文写着此事不发生在清朝.故事背景的朝代是模糊的,作为小说,书中年号等等,均是虚构的.如以秦可卿卧室的描写为例,室内有不同朝代的物件,远至汉、唐文物,近至明、清字画.再如贾宝玉的雀金裘与挂表,以及西洋止痛膏等,又是清朝引进的舶来品.如果因为此书是清朝年间的出版物,就把所有背景、摆设全画成清式的,恐怕连作者曹雪芹也不会答应.戴敦邦寻思着：画《红楼梦》究竟以哪个朝代为参照物呢？
作为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已成为一门专业研究的显学,涌现出不少卓有成果、声名显赫的红学家.当年,在北京第一次画《红楼梦》插图期间,戴敦邦有幸结识了一大批还健在的顶级红学家,如周汝昌、吴恩裕、启功、端木蕻良、胡文彬等,他一一登门拜访,受到热诚指导.因着一部《红楼梦》,前辈红学家与他心心相印,坦诚相待,指点迷津,不乏真知灼见,使他获益匪浅.他最早拜访的是“研究红学资格最老”的文史大家阿英（钱杏邨）.一九七七年春,他由阿英女婿、时任《文艺报》副总编的吴泰昌陪同,走近病榻上的阿英,提出了久悬心头的疑问,病中阿英已虚弱无力、语音含混,却为戴敦邦解答道：“画《红楼梦》插图以明为主,不排斥其他”.不出三个月,传来阿英病逝噩耗.阿英病中艰难答问一幕,深深烙在戴敦邦的脑中,闻之他难抑感恩之情.红学家吴恩裕专门带戴敦邦到北京郊区,去探访芹圃踪迹,辨识“曹雪芹故居”之真伪,也让戴敦邦感受到老学者对红学的顶真与执著.满族出身的红学家启功,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戴敦邦每有疑惑,总能在启功处得到满意答案.如古代一个茶壶如何倒水,再如摘下的帽子如何摆放等细节,都听启功一一道来,使他豁然开朗.那时故宫正有《雍正十二美人》画展,启功建议戴敦邦前去观摩,果然使他从这些皇家贵族为原型的清人画作中,获得不少启迪.周汝昌先生在戴敦邦眼中,是带他走进红学的“引路人”.在北京第一次配画《红楼梦》期间,周汝昌常常去看望他.一次,周汝昌踏进金碧辉煌的友谊宾馆,在戴的画室对他说：“你在这里画不好画的,应该到西郊找个破庙去住”.当初戴敦邦以为这是玩笑之言.后来想想,此言有理.在如此舒适的环境中,难以体味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心境.
与上海,戴敦邦与红学家的交流就更多了.一九九二年,他曾与孙逊、孙菊园、魏绍昌、吴新雷等红学家结伴访台,与台湾同行切磋红学.与国内一流红学家交往,戴敦邦如鱼得水,沉浸于《红楼梦》的精深博大之中而废寝忘食.不久,他成为我国权威的《红楼梦》学会首批会员.一位画家跻身门槛颇高的红学圣殿,这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之后,他参加各种高规格的红学讨论会,如一九八六年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等,不断拓宽了他在红学研究上的视野.他的《英文版<红楼梦>插图创作谈》一文,首发在一九八〇年创刊不久的《红楼梦》学刊上.
细读精研笔有神
阿英生前明确指点的“以明为主”这句话,给戴敦邦吃了一颗“定心丸”.在绘画中,他把大多数场景、物事等,设计成明代式样,但在画“元春省亲”中元春的长袍,则以清初满族王室的女性装束为参照,而其头上戴的凤冠,则应是明代的遗物.此外,画“宝玉识金锁”中的宝玉和宝钗的服饰,画“黛玉进府”众多人物的衣饰,都力求忠于原著的描写.可以说,他“功夫在画外”,花了大量时间研读原著,从人物到静物,都做到逼真细腻,无懈可击.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长处和不足,《红楼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这就是它的长处.而插图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根据原著进行合理推测和想象,进行拾遗补缺式的形象表达,以补文字的局限.
四十年前为英文版《红楼梦》配插图,使戴敦邦赢得了画红的最初声誉.几年后,他画《红楼梦故事》连环画等,上世纪九十年始画全本二百四十幅黑白线描《红楼梦》,再到二〇〇〇年出版彩色国画《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通过画红,他一步步攀上红学高峰.在这部大型画册策划前,出版方明确提出,这考验出画家的三个“力”,即画家精湛的绘画能力,旺盛的创作精力,还有更重要的是,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力.最后得出一句话结论：“能担此重任者,非敦邦莫属也”.
当年画三十六幅《红楼梦》插图时,“”刚结束,内容上受制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局限,思想的影响下,每画一图,首先考虑的是画面思想倾向.上面怎么说,画家怎么画,体现的多是长官意志.同时,也受到篇幅所限,宏大的故事背景,区区三十六幅如何表现,可见捉襟见肘,很不尽兴.到了可以画全本时,戴敦邦视为难得一展身手的机会,以了却夙愿.整个故事上至皇妃国公,下至贩夫走卒,统统画了出来.他一改画坛历来“脸谱化”的旧习,画得大俗大雅,充满人间烟火气.每一次画《红楼梦》,都是戴敦邦一遍遍精读原著,一遍遍修正着原来失之偏颇之处,更真实、完善地刻画人物,如熙凤、宝钗、袭人等,更符合作者曹氏的本意,体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物个性.甚至在细节上,也更臻完美.如画古代的门窗,他本以为有了铰链,画面更加完整了,其实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幸亏多读原作,加深领会,才避免出现这一细小错误.
他珍视自己的这些呕心沥血之作,看着日积月累的彩色画稿,他常会出现幻觉,生怕哪天会突遇火灾而使全部画稿遭灭顶之灾.为不至前功尽弃,他每晚把一卷卷画放在枕边,如此才能安然入睡.
谈起《红楼梦》,戴敦邦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他对《红楼梦》太熟悉了,是名副其实、真才实学的红学家.只是,他把对红学的研究及理解,全部融入到其绘画的构图与造型、线条与色彩之中了,他是以形象的笔墨来解析他心中的《红楼梦》,让读者看到在原著文字中看不到的真实历史画面.也许,他的画名太大了,别人就忽略了他的红学家身份.他自己低调淡泊,更不会计较这个名分.其实,红学家不是自封的,是积沙成塔,由一点一滴红学知识积累起来的.
历来的红学家,其实也各有所长,史学家研究《红楼梦》,剖析的是从封建大家庭的盛衰,看社会的变迁,文学家是从语言文字上,来评说这部古典巨著的文学意义,甚至美食家会从珍稀菜肴上,来分析那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与风土人情.而作为画家的戴敦邦,为了使自己的画笔更真切、客观地再现历史细节,潜心研读原著,包括故事情节、细微言行、家庭摆设、庭院布置、人物服饰等等.画《红楼梦》题材的作品,画坛不乏其人,早期的有改琦、费丹旭、任伯年、钱慧安等,同辈中有程十发、刘旦宅,但画得最多、最全且最有影响的,当数戴敦邦先生.
一九八二年全国召开大型《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期间,正值电视台首度筹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之时,剧组获悉戴敦邦先生与会,便派出一支采访团队,连续采访戴敦邦,听取他对《红楼梦》剧组如何根据角色需求,挑选合适演员等建议和意见.关于林黛玉这个人物,戴敦邦一口气讲了八方面的相关内容,比如入选演员年龄上要小一点,容易表达原著中所描写的纯正无邪的感情；黛玉生于苏州,长在扬州,体弱多病,进贾府时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小姑娘,演员就要选得稍瘦些；演员更要有内在美,要选山口百惠型的演员来演林黛玉；演员要有性格,《红楼梦》中上百个重要人物,表面上看都是“美人胚子”,但都有不同的性格,在曹雪芹笔下,对宝玉、宝钗等都有较详尽的描写,唯独对黛玉的描写很少,却有着很含蓄的意境美,这要求演员十分熟悉《红楼梦》,对黛玉的命运有深切的理解,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少女美与明清时代的仕女美相互交映,能被观众所接受,为专家所认可,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戴敦邦意味深长地说：“林黛玉是那么美,那么具有艺术魅力,要挑选这样的演员真如大海捞针”.其他如贾宝玉、薛宝钗、史湘云等,戴敦邦都能根据原著的描写,谈出许多独到见解,供剧组参考.这一组采访稿在《大众电视》杂志上,从一九八三年连载到一九八四年,给了剧组不少有益启发和切实帮助.以后,在《红楼梦》剧组第二次拍摄连续剧时,特请戴敦邦担任人物造型总设计师.
这是画家高超技艺使然,更表现出一个红学家的扎实功底.
了却夙愿传薪火
前些年,有关邮政单位计划发行《红楼梦》特种邮票,邀请戴敦邦担纲绘制设计,他按要求如期交稿.但过了不久,对方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修改意见,有的简直是“林冠薛戴”,既不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也无美感可言.他当即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能为“博眼球”而不顾历史的真实.双方合作不甚愉快.最后对方负责人表示,戴先生是熟悉《红楼梦》的权威画家,一切照原作印梓.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戴敦邦为此生气,并不为一己的丝毫名利,他是为了维护《红楼梦》的真实性,为了维护中国古典名著的声誉,坚守了一个学者的真诚与良知.
在绘制《红楼梦》人物画的那些岁月里,戴敦邦思考、归纳、提炼、总结,用时尚的话说,是不断补“短板”.一旦有所感悟或收获,就发而为文.他先后写了不少关于《红楼梦》的艺术笔记,结集为《缘画红楼录》出版.在一篇《画人难、画女人更难、画美人尤难》文章中,他感叹：古往今来的仕女画,总有“千人一面”的弊病.《红楼梦》中描写了上百女性,虽年龄大多相仿,但性格个个不同.曹雪芹为后来的画家出了一道千古难题,也让戴敦邦费尽思量,如何在画中把人物的个性区别开来,他作了最大努力,将《红楼梦》人物画得有别于前人,有异于传统的仕女画,把小说中的人物画成活生生的凡人,不管水做的妹妹或泥捏的哥哥,都画成俗骨凡胎,画出了有自己绘画风格的“戴家样”.
二〇一七年上海书展上,上海书店策划新版《戴敦邦圆梦红楼画汇本》,再度引起读者先睹为快的热潮.这部大型画册的出版,算是为戴敦邦画《红楼梦》划上圆满句号,可谓“尘埃落定”.
即使这样,他仍感到这是“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感叹读了一辈子《红楼梦》,也画了一辈子《红楼梦》,越画越怕,这也许是曹雪芹不可企及的伟大之处.戴敦邦说：“大半生过去,我对《红楼梦》原来还只是一知半解”.有一种精神叫学无止境,这就是啊.
戴敦邦自称“民间艺人”,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低到不易被人察觉.我觉得他还是一位“草根学者”,两者互通互动,更显示出他接地气、有活力的艺术底蕴.这就是说,他的成功,走的不是学院派路数.他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透着画家兼学者的高雅气质.多年来,他有一种嗜好,坚持研习昆曲,是顶级的票友.每周与一帮同好雅集,专事昆曲的唱念做打,有板有眼的唱腔,博得满堂喝彩.
因为他的真才实学,很早就从杂志社的美术编辑,调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一个没有学历的画家,走上高等学府的人文讲坛,也是破天荒的新鲜事.这当然凭的是学问实力.他讲绘画,讲艺术,当然也讲包括《红楼梦》《水浒》等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由于几十年研读绘制《红楼梦》等,他一眼已然失明,另一眼视力差到只有零点几了,他用上海话笑说：“眼火推板了”.尽管如此,年届八旬的戴敦邦小画不能细作,就画三五米大的巨幅《道德经》.他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这些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画作,留给国家,留给人类.他有一种紧迫的使命感,誓愿把前辈学者、画家传下的薪火,再传递下去,奉献自己一生的心血而无私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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