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奇崛于平淡：汪曾祺小说的矛盾性,该文是汪曾祺方面硕士论文范文跟奇崛和汪曾祺和汪曾祺小说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汪曾祺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汪曾祺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然而仅仅重视其美学价值,忽视了其深沉凝重,暗藏锋芒的思想性,则是对其鉴赏的严重偏差和失误.汪氏美学,其实质并不在于审美的平静淡泊,而是于这份平静淡泊之下隐藏的激烈冲突和锋芒.“寓奇崛于平淡”,汪氏小说的精髓,不在其和谐性,而恰在其矛盾性.
关键词：汪曾祺 异秉 矛盾性
1948年4月,汪曾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可谓一抬脚就迈进了文学史.主流批评家普遍认为,汪氏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就在于它“别一样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中.简单来说,就是美学价值高于思想和历史价值.具体表现在语言的平静淡泊、叙述的从容淡定、思想的波澜不起上.但是我却觉得,汪氏小说的“凝重”和“矛盾”却恰恰深藏在这表面的心如古井、不起波澜下面.
汪老先生的文学,固然是风俗画,固然是小品文,但是,如果仅仅将他的文学定义为风俗画、小品文,仅仅重视其美学价值,而忽视了其深沉凝重,暗藏锋芒的思想性,则是对汪老先生鉴赏的严重偏差和失误.我认为,汪氏美学,其实质并不在于审美的平静淡泊,而是于这份平静淡泊之下隐藏的激烈冲突和锋芒.用老爷子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寓奇崛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沉默,不是看不到激烈的矛盾与锋芒,而是千帆过尽后的“第二次平淡”,是时间的微笑,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和静寂.简言之,我认为,汪氏小说的精髓,不在其和谐性,而恰在其矛盾性.
本文我试以《晚饭花》、《水蛇腰》等短篇小说为例,论述汪老先生小说的矛盾性特色.
一.“作品呈现的平淡顺从”和“创作模式的自由不羁”之间的矛盾
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汪老先生写作,是特意地压制自己的主观感情对读者的干预的,他的小说和散文创作,首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文本话语,是一种冷静而置身事外的.汪老先生本人所受的教育和本人所形成的气质就是淡然自矜,这让他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先生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他最愤懑最有针对性的话,也不过是一句：“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随遇而安》）”汪老先生说,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怪不得同样是京派,汪曾祺的文风会和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差别这么大,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气质的原因吧.很多人说沈汪的风格像,像吗？我一点也不觉得.加上废名,这京派的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我看来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废名古朴,是一种“修辞立其诚”的天真；沈从文“鲜野”,带着一股新鲜的野性的倔强,而汪曾祺呢？水润润的,家常而有味,顺从而平淡.
但是他的创作模式却不是这样顺从,乃至于随遇而安的.他的创作是探索化的,是自由不羁的,是创新别致的.“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实并不那么老实.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自报家门》）
《徙》是一篇奇异的小说,“淡泊与凄美结合,超然与讽世交融,平淡与隽永平行.”《徙》开头的极富风味,淡泊从容,潜藏着深厚的底蕴,是典型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风格.汪曾祺在现代作家中喜欢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中喜欢契诃夫和阿索林.汪曾祺这样写废名：“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他不写故事,写意境.”而这也正是汪曾祺自己的风格.小说《徙》前半部分显然属于这种风格.但《徙》读到后头却不是一味的平淡,倒是有点情节有点起伏的.《徙》象极了精心泡制的陈年美酒,看似平淡无奇,却是后发制人的.越往下读,后劲越上来.让读者在称赏称奇《徙》结局的奇崛和不寻常同时,忍不住还要翻翻前面,把玩《徙》前半文字的朴素干净及描写的有味道.整篇小说结构自由不羁,浑然一体.
二.“美学风格的单纯清新”和“思想内涵的凝重锋芒”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其语言典雅美好,却借这样的语言托生出人物和故事的悲哀.
他常常写短句.简洁干净.他有烟火气.总的来说,他的语言以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为基础,充分吸收民俗话口语,显示出一种简雅隽永的古朴和田园气息的鲜活滋味.他自己说他的语言“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是尤其简丰有味,有明清小品风味.由于篇幅的原因,语言的典雅美好从容不再赘叙,本文着重表现语言的典雅美好同选材、视角的矛盾.
他本人风雅的士大夫气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
汪曾祺的小说中的人物,给人一种传奇的印象.这些人大多有自己所擅长的一两样事务,却要么际遇离奇,要么性格古怪.这些传奇的人往往又有些或可爱或洒脱的性情,他们中有些仿佛流落人间的落魄名士,有一点骄傲的神气,骄傲里往往又使人觉得一些苦谑.《八千岁》里的八千岁,开着当地最殷实的米店,性格却极勤俭,总是穿一身老蓝布二马裾,吃最粗糙的米,喝最粗涩的茶,吃最简单的青菜豆腐,下午茶永远是两个草炉烧饼.他性格异于常人“概不作保、僧道无缘”,可谓抠门到了极致.可是,在他历经大变,被强行夺走八千个钱后,他终于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吃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庐烧饼,他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去给我叫一碗三鲜面！”
那一刻,这个故事的整体基调才真正显现——那是一种与这样典雅的语言深深矛盾着的苦谑、深重和悲哀的.他写的也是现实,是历史画卷,只不过没有那么风云变色,没有那么宏大开阔,他的切入点始终关注在小人物和小命运中的.可是,恰恰正是这样的一群小人物,构成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恰似司马迁写游侠写刺客写小人物,只有这些小人物才是真正的历史的灵魂.
其次,他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叙述的不急不躁和思想之沉痛凝重的矛盾.
汪曾祺赞赏行云流水般的文章,“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他的故事爱跑野马,总是说着说着,就要把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处,说得详细动人.《异秉》的梗概和主题与鲁迅小说多么像！是悲哀的社会诞生的悲哀小人物,这种小人物可悲又可笑,长期受到压迫而不敢反抗,却寄希望于无聊的“异秉”.这是一种阿Q式的悲哀和自我麻木.《异秉》的主角代表的不是‘性’和‘破坏性’,恰恰是流传几千年不绝的,中国小农阶级的‘积累性’.作者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弱质.《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观念的零落,《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虽然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但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有所针砭.
然而他将这样沉重的故事主题深深埋在不动声色、不急不躁地叙述里.他写王二的卤烧,写保全堂药店的先生与在药店学做生意的陈相公的生活,写酱园的食客张汉轩,写这几种职业的风俗画式的全景图画.他将他的叙述故意地“跑野马”化,东拉西扯,不急不躁,不厌其烦地去描摹风俗画卷,描摹他心中永恒的故乡和乡野,也在其中深深地灌注着作家本人的深切同情和人格的真诚.
最后,这种矛盾表现在自我纠结、锋芒毕露与文本呈现的积极恬淡之间.
汪老先生是深受儒道影响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他的思想是有着本身的矛盾的.他经构过多次的自我否定与自我确立.《复仇》中那两人的挣扎后终归恬淡,同样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经过挣扎后的终归恬淡.中西方思想,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季红真《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确立艺术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汪老的思想是有锋芒的.他在年轻时为同学的作业中就能看出来.《黑花——李贺歌诗编读后》,他品论李贺：“他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这样的文字,是很难用积极恬淡来形容的,年轻时的汪老先生锋芒毕露.中晚年的汪老,这种锋芒并不是消失了,而是隐藏在文本呈现的积极恬淡上.他看待问题站立的是文学史,甚至是“文化史”的视角上.
现代民族国家都在经历日益严重的文化焦虑,文化认同的危机.新时代的西方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弱势文化,是正在消亡的文化.他以西方文学的视角,来审视故土的乡野,将触角触及民族伟大精神的发掘,文化失范的痛彻感受.汪老先生心呈悲观,却坚持以诗之惆怅作文化的最后回眸,偏偏这回眸是美好而不动声色地,更令人心痛入骨.汪老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在我心中,更接近于一种文化史上的“广陵散”.
因此,汪老先生的文学,固然是风俗画,固然是小品文,但是,如果仅仅将他的文学定义为风俗画、小品文,仅仅重视其美学价值,而忽视了其深沉凝重,暗藏锋芒的思想性,则是对汪老先生鉴赏的严重偏差和失误.我认为,汪氏美学,其实质并不在于审美的平静淡泊,而是于这份平静淡泊之下隐藏的激烈冲突和锋芒.用老爷子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寓奇崛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沉默,不是看不到激烈的矛盾与锋芒,而是千帆过尽后的“第二次平淡”,是时间的微笑,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和静寂.简言之,我认为,汪氏小说的精髓,不在其和谐性,而恰在其矛盾性.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第六中学）
此文结束语，该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奇崛和汪曾祺和汪曾祺小说方面的汪曾祺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汪曾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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