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实现治理公共性价值的视角分析,本文是有关国家治理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公共性价值和视角分析和新时代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国家治理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以实现治理公共性价值的视角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公共性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内在价值追求.治理公共性价值的追求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新时代要以治理的公共性价值为引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以"人民性"为根本原则；多元治理格局的培育必须以"社会导向的回归"为基本方向；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必须以"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为基本纽带；社会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活力必须以"法治权威"为重要保障.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性价值
［DOI］10.13939/j.cnki.zgsc.2018.31.005
1前言
"国家治理"概念正式进入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标志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以此为契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背景下,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等诸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将成为如何把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政治创新理念转化为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重点.而以实现治理公共性价值的视角探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是这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2治理的公共性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
公共性价值是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社会以现代公共哲学复兴为基础所进行的"治理革命"的价值追求,尤其是20世纪以来,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等诸多哲学家都关注和阐发了"公共性"范畴.[1]"对于社会而言,公共性则意味着一种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的秩序建构原则与价值理念.而对于国家而言,则是构建一个公平有序的政治秩序,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1]公共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目的是消解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建立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契合.当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公共性价值追求的体现.以此为背景,从公共性治理价值理念重新切入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研究,恰恰可以超越单纯以概念论证为主的现代国家治理研究,进入重新界定和构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探索之路.
马克思主义曾对国家本质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界定,"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同时还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社会职能,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来讲,就是以强调人体性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性价值为基本价值遵循、构建国家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的治理过程.
中国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岁月,为了解放全中国,流血牺牲、勇敢战斗.在和平建设年代,为了人民幸福,也要呕心沥血,付出艰辛努力.正如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同志在讲话中所强调的,"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治理的公共性价值体现的是对公众诉求的回应、对公众意志的反映,要求一切治理活动都以社会普遍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与不忘初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3治理的公共性价值追求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
现代国家治理所寻求的目标无非是实现治理公共性价值下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契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从国家作为单一主体的管理和控制向以国家与社会联动为特征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的转变.[4]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城镇化进程,使得人类社会在步入现代社会征程中将面临着整体性社会生活秩序的变迁.在这一变迁格局中国家、社会、市场与公民的角色界定再一次成为亟须探讨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对于国家、社会、市场与公民的角色界定,人们历史地经历着一次次的实践尝试,从最初的排斥国家力量完全依赖市场和社会到政府作为"守夜人"而备受无能无为的问责,从对"全能国家"的权威的盲目崇拜到对总体型国家-社会格局弊端的反思,再到对国家、社会、市场与公民功能边界的重新界定,逐渐跳出了在国家本位与市场本位间循环摇摆的周期律,确立"有为政府、责任政府"作为"市场机制"与"活力社会"的前提,建立社会多元化变迁趋势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从而实现治理公共性价值下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毫无疑问,这一治理路径变迁所追求的治理的公共性价值包括重建公共性价值共识、创新治理方式、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契合,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
3.1重建公共性价值共识,以"共识"带动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发展
现代治理体系所要求的以国家与社会相互契合为特征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的变革并不是将国家政府的管理职能简单推向市场、社会的改革,而是要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重建公共性价值共识,用公共性价值共识带动多元主体的共同发展,也就是提升政府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项事务的能力,使国家、市场、社会与公民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下的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尤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权利与利益的博弈常态化和不断激化,单一的政府主体无法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管理危机.那么,在"全能政府"作为一种管理的模式成为历史的过往的情况下,是否政府管理得越少越好呢？事实上,现代化国家治理实践需要的是政府退出不该管和管不好的领域,进入市场机制不愿进入或者不能进入的民生事业领域,从而承担起"有为政府、责任政府"的服务职能.此外,政府作为拥有各类资源与先天权威优势管理主体,在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的自主适应性变革中,还必须成为经济社会交往活动中的有效监管者、公正协调者和社会公正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和有力仲裁者,更多地彰显其权力运作的公共性价值,这也是"市场机制"与"活力社会"的有效前提.可以说,公共性价值共识是多元主体共同发展,形成多元主体科学分工、密切协同的多元治理格局的前提.
3.2坚持治理的公共性价值,以"协同治理"实现治理方式的创新
当代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变迁效果的最终衡量标准是主导治理过程的价值理念.在多元治理结构下,治理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不但要求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还要求把市场关进法制的笼子,充分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约束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规制,为现代国家治理实践的发展铺平道路.尤其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更需要在完善市场机制与社会自主成长方面补短板,解决市场机制在成长中出现的"失范"与"越位"问题.因为,"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5]这是西方世界曾经经历过的深刻教训.因此,在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中,面对多元主体互动张力所带来的各种治理危机,要坚持治理过程的社会导向与公共性价值,创新治理方式与手段,确保公共权力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导向与市场机制沿着有利于社会根本利益的轨道规范运作.在坚持治理公共性价值的前提下,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必然要求治理方式与手段的改革创新.随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市场、社会与公民等多元主体进入治理实践,单靠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治理实践的需要,而"协同治理"必然要成为贯穿现代治理实践全过程的方式与手段的重要创新,这也是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模式.回顾西方国家治理历程,人们见证了在进入现代与后现代双重压力叠加的时代之后"市场化社会""企业化政府"等治理实践模式变革的兴衰.不管是"市场化社会"还是"企业化政府"模式,都试图用特定单一治理主体的价值与行为完全重塑另一主体,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这恰恰也说明了,现代治理模式的构建,需要多元主体间形成一种协作互补的机制.也就是说,在有利于实现公共性价值的前提下,政府作为拥有强制力资源优势的主体,恰恰要完成以"去行政化""去强制化"为标准的自我适应性变革；社会作为拥有自治资源优势的主体,则应该警惕行政化侵蚀和交易原则的泛滥,并通过提供公共空间和协商平台为政府、市场与公民的有机联结提供支持.
3.3坚持治理的公共性价值,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契合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事业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都需要遵循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等多元治理主体间实现协同与协作而经历的磨合预留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从而避免出现期望一蹴而就的激进变革.深入分析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在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领域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契合,在保障民生、发展、实现公平的社会建设事业中稳步推进现代国家治理.
回顾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提供的是一条通过公共价值回归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双重目标的积极经验.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早期实践中,由于盲目相信经济增长的"下溢效应",认为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下,只要将经济总量的"蛋糕"不断做大,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信奉管得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由此导致了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发展最迅速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空前积聚与集中爆发,整个社会进入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危险期.于是,进入20世纪,西方各国开始强调有效政府、责任政府,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可以说这种倡导新国家主义回归的理念与实践帮助西方国家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度过了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危险期.由此可以看出,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以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共同发展与相互契合为基本前提,国家治理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困扰恰恰是社会建设事业滞后造成的必然结果.而20世纪末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更是向人们宣誓了给予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空间对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当代西方国家的治理实践已经通过公共性价值的回归实现了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社会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在多元主体间不断发挥着纽带的作用,而且有效地避免了国家与个人直面博弈局面情况的出现.一个成熟、理性而富有活力的社会会影响和塑造着其他治理主体,形成国家与社会彼此相容合作的多元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这种依托政府、社会、市场与公民等多元主体在治理实践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治理模式下,政府能够倾听来自社会的呼声,市场主体正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从而承担起社会责任,公民更倾向于选择法治、协商等体制内的渠道正常表达利益诉求.
而一些以拉美、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20世纪的现代化实践中因迅速透支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红利而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没有把握好发展与治理的社会导向性,导致对市场经济的管控乏力、有效政府和公共权威缺失、社会沟通与协商机制缺失,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不同程度的逆现代化现象.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广大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比发达国家在适应现代化变迁和治理革命方面具有更大的时空压力.这也意味着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拥有相对资源优势的政府,更应当担负起完善制度化治理和主动培育社会成长的社会责任,沿着从政府重塑到重点扶持社会成长,再到政府与社会协同共治的轨道逐步推进,而不可能轻易逾越奠定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相互契合根基的基础阶段.
因而,治理的变革是一个蕴含着变与不变的相对概念,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大国,在明确了治理的公共性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趋势这一前提下,理应在借鉴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有效路径.
4新时代以治理的公共性价值为引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路径
我国社会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有政无治"的传统管控模式到总体型国家-社会关系格局的模式,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在国家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方面会面临着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变迁叠加的治理危机,尤其作为后发型工业化国家,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国家活动所覆盖的领域、所涉及的问题、所遇到的改革阻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程度.有鉴于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正是面对社会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巨变的情况,实现政府、社会、市场与公民协同治理,从而超越国家社会间或为统辖或为博弈的关系模式而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实际上,只有面对市场经济与社会多元化的冲击,国家治理的公共性价值才能继续保持并且彰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公共性价值视角下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必须以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事业相契合的普遍规律为根据,在准确总结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特殊性的前提下坚持中国特色、选择中国道路.
4.1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必须以"人民性"为根本原则
我国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事业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公民作为多元治理格局的治理主体之一,有解决好自己的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坚持人体地位、发挥人民创造能力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根本原则.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要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有效的治理主体.人民性的根本原则体现在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事业中就是要坚持治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国家治理的本质内核.治理就是要把体现在权力运作与政府的决策过程,并通过在决策过程中创设公众参与、沟通与协商的平台,不断培育公民理性参与的意识,让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中公民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在沟通与协商中化解各种矛盾,并达成社会共识,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国家治理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也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治理创新的集中体现,治理是政治的基本理念.治理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国家治理的方向.
4.2多元治理格局的培育必须以"社会导向的回归"为基本方向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上,导致了因治理改革和社会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而产生了市场机制"越位"的现象.因而,累积并产生了不信任、不公平、不稳定的社会危机.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就是要在治理创新与社会建设实践中改变因市场机制"越位"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偏差,在多元治理格局培育中实现社会导向的回归.首先,对于政府主体来讲,就是要完成自我重塑,将行政权力从不该管和管不好的领域主动撤出,以责任政府、有为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标准塑造多元治理格局中协调者、监管者、仲裁者、服务者的角色.当前转型发展中城乡民生事业均等化发展问题已经形成倒逼之势,政府主体全新角色的重塑理应首先从全体国民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需求的满足开始着手,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主要目标来衡量政府绩效.这样一来,才能为国家治理中的社会成长与公众参与解除后顾之忧,让更多社会成员能够认同具有公共性价值共识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培育政府、社会、市场与公民协同治理的格局.其次,社会导向的回归要求市场行为主体更加注重企业行为的社会责任,并基于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考虑承担一定比例的公共服务职能；要求社会和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准则与市场交易中的非公共性规范做出主动区分,避免市场法则侵占社会公共空间.
4.3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必须以"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为基本纽带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明显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事业的进程.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事业的复杂性让政府单一主体不堪重负,而发育不足又缺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的社会又无法承担起主体责任.因而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很难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发展社会组织的目标,实施新政策鼓励四类社会组织,并提出社会组织要实现补课增量到优化增质的转变.而如何让逐渐摆脱行政束缚和行政资源依赖的社会组织在始终保持公共性的前提下实现由外力推动型向内生增长阶段的转变成为重要课题.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与多元社会框架内,社会组织要实现课题的突破就必须克服自利性与官僚化倾向.就克服自利性方面来讲,要通过法治和社会自我调整机制消除社会组织的自利性保持社会组织的公共性价值目标和职能定位,让社会组织与一般营利性组织始终保持清晰的边界,从而提升社会组织的运转效能.对于当前中国来说,尤其是对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等经济发展地区,社会组织应尽快进入优化增质的阶段,完善社会参与、协商监督机制,切实承担起分担政府民生保障的职能.当然,这一阶段的完成需要建立完善的外部监管和内部淘汰机制,让市场和公民在社会组织的优胜劣汰中有充分的自主权.就克服官僚化方面来讲,一方面,需要政府以责任政府、有为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标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实现角色的自我重塑,从而排除政府自身的自利性；另一方面,要在社会组织机体中培育平等、、公共性等价值因素,让行政化、官僚化的元素在社会组织中失去生存的土壤.实际上,也只有真正实现阶段性转变的社会组织才能摆脱自利性与行政依附的困扰而成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企业、公民间搭建沟通桥梁,成为建立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良性互动的基本纽带.
4.4社会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活力必须以"法治权威"为重要保障
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在社会长期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发展.而实际上,社会的稳定不能单靠国家强制力的管控,现实中存在的"维稳压倒一切"的理念不但没有根本解决转型期的众多社会矛盾,而是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维持一种表面的稳定,实质上却让行政权力陷入"维稳怪圈"而为矛盾的激化埋下了种子.毫无疑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运用协商和法治建立一种社会机制来化解社会矛盾,同时,矛盾化解的过程也是培育社会和公民,使其更加成熟理性的过程.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也需要建立法治权威,"从而为公共性价值共识的达成过程设置程序上的必要规范".当前,中国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方面的法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深化,需要在宪法的总体框架下,通过完善和发展地方立法、部门立法提高其对于多元治理复杂性的适应能力,不断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法治支持.同时,要提倡社会参与立法.社会参与立法本质上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有益的现代意义的实践.这一实践过程本身也是社会组织与公民在日常参与政策过程和经济社会活动中学习、适应法治环境的过程,比以单纯的选举和议会活动为标志的制度更具有现代的进步意义.当前中国各种媒体发展迅速,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公民交流意见和表达权利诉求的重要平台,但是,如果缺少法治条件下的必要规范,泛滥的自由在缺少理性的自觉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下,难免会走向的对立面.社会组织是我国基层建设的重要载体,法治权威保障下社会组织的成长可以有效培育公用制度化、法治化的表达和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事业的自觉,形成并保持社会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活力.
5结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要使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事业遵循社会导向、坚持治理的公共性价值共识,并沿着一条从保障民生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再到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之路稳步前进.中国特色最大的特点体现在不忘初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全部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基层创新、群众创造的价值.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要在治理的公共性价值的基础上,既要借鉴而又不盲从既有经验,要积极进行多元化改革实践,允许探索试错,进而追求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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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薄贵利.强国宏略:国家战略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5]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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