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事件和中日交涉兼论复交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本文是关于中日关系毕业论文题目范文与复交和中日关系和东芝事件方面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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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④与国内相关出口法律的规定,向苏联出口高新技术设备的事件.这虽然仅是一桩贸易案件,却引起美日关系和复交不久后中日关系的波动.关于该事件的研究,国内一些学者详细梳理该事件的进程,分析美日各自的外交策略,探讨对美日关系的影响②；一些学者还分析该事件对美、日和西欧国家出口政策的影响⑨.但尚未有著述专门探讨该事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因此,本文拟结合冷战的国际环境、美国对日政策和日本国内经济状况等因素,利用解密档案和公开资料,梳理中日就该事件的交涉进程,分析日本对华政策的依据,并归纳影响中日交涉和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因素.
一、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与东芝事件的
随着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中日两国全面恢复正常的双边关系,“友好”一时间成为两国交往的主旋律.在诸多方面的交往中,经济和贸易往来成为最显著的领域.《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签署,确立了“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进出口平衡”的原则,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得以从层面进行制度化的规范.两国贸易因而形成中国向日本出口石油、煤炭等原材料,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建设器材和高新技术这一稳定的“互补”模式.除了鼓励对华贸易和投资外,日本还秉持“三原则”④的立场,给中国提供低息为主的长期贷款,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至1987年,中日之间已签署了两次贷款协议.密切的经贸和人员往来,使得两国关系一度进入到“蜜月时代”、“黄金时期”.然而,8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些问题给复交不久后的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1985-1987年,中日间就首相参拜、篡改历史教科书和光华寮等问题形成外交纠纷.如果说以上问题尚且限于两国的政治层面,那么东芝事件的使得两国关系的波动蔓延至最为瞩目的经贸领域.
20世纪80年代初,东芝机械公司曾伙同其他日企违反巴统和国内《外贸及外汇管理法》、《出口贸易管理法令》的规定,向苏联出口价值约35亿日元的4台9轴数控机床.东芝机械向苏联出口数控机床,实则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简而言之,第一,在冷战第二次缓和期( 1969-1979),西方国家普遍扩大同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逐渐提高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力度.贸易类型也在输出一般性商品的基础上,适度增加成套工业设备和某些高新技术产品.巴统的监管也因此放松.第二,西方国家在高新技术贸易的竞争日趋激烈.其中,美国既限制他国高新技术和设备流人共产主义国家,又设法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制定多种政策,强化美国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三,美日矛盾的加剧.美国对日贸易赤字连年增加,美国企业在国内和在海外的市场占有率,尤其是高新技术贸易领域,受到日本产品的极大挑战,这造成美日激烈的贸易摩擦.美国试图采取措施来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因此,向苏联这一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在上述冷战缓和、争夺高新技术市场和美日贸易竞争的背景下,成为东芝机械的不二选择.然而,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新上任的美国总统里根（1981年1月上任）决定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美苏冷战进入第三次阶段( 1979-1985).为了遏制苏联,也借机打压其他贸易竞争国,美国在经贸领域采取一系列措施.先是推动巴统于1982年11月和1984年7月下发通知,加强巴统的贸易监管力度,严控东西方高新技术贸易.而后,又于1985年7月在国内通过《出口管理法》修正案(“ExportAdministration Amendments Act of 1985” ),对违反有美国参加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多国协定的国家进行进口制裁.可对于东芝机械而言,早在巴统下发通知和美国修改《出口管制法》之前的1981年4月,就已经与苏联签署了出售协议,且苏联为利用这批数控机床改善其核潜艇螺旋桨噪音大的缺陷,提高反侦察的性能,不惜以重金购买.东芝机械为了获取这一巨额利润便铤而走险,向通产省递交伪造的出口申请,于1982年12月至1983年6月,将这4台9轴数控机床分批发货,直至1985年12月被.
由此可见,中日经贸往来实则已笼罩在美苏冷战、巴统和美国严控东西方高新技术贸易的阴影下.但是,东芝事件毕竟没有中国的参与,可美国随后对日本的高压政策和日本由此实行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却对中日的经贸往来,甚至中日关系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美国对日施压与中日初次交涉
事件后,美国展开对日外交攻势,在多方面对日本进行层层施压.政治上,国务院于1987年3月向日本阐明该事件影响美国、北约的安全和日本战略利益的立场,并先后于3月和5月两次向日本展示美方搜集的证据；军事上,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Weinberger）先后于3月和4月向日方表达了该事件影响美日共同安全的观点.国防部在5月宣布对东芝集团进行进口制裁；经济上,里根在4月签署战后第一个对日经济制裁的法令；法律上,参议院在6月通过禁止进口东芝集团所有产品的修正案.美国已在政治、军事和法律上形成对日本的外交包围之势.
然而,日本起初并未料到该事件的严重性,政府还在1986-1987年初数次公开否认美国的指控.但是,随着美国的施压与日俱增,尤其是美国掌握了决定性的证据,日本不得不认真展开调查,设法全力修补日美关系,于1987年4月一6月这短短两个月间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4月21日通产省正式向美国承认东芝机械违规出口；5月15日,通产省依据《外贸及外汇管理法》行政处分东芝事件中的涉事企业.其中,禁止东芝机械在一年内向14个有巴统禁令的共产主义国家出口任何产品,并于20日将此决定在巴统会议上公布；27日,警视厅逮捕涉案的两名东芝机械高管；6月23日,外相仓成正和通产相田村元对该事件公开表示“遗憾”；中曾根康弘也在6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上,将此事件定性为“给日本和自由世界的安全带来重大而有害影响的问题”,并承诺加强出口管控,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而在私底下,日本则发动其资助的说客组成院外集团,和与东芝机械等日企有贸易往来的90多家美国跨国企业,共同游说国会,试图降低民众的反感,进一步推动国会通过有利于东芝集团的法案.
可见,日本此刻的外交主题是全力修补日美关系.但是,此事件却给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影响,因为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技术进口国,且东芝机械又是中国从日本引进技术的重要企业之一.通产省对东芝机械的处罚禁令,导致其与中国签署的25件合同无法履行,给中国造成24亿日元的经济损失.具体损失涉及对华出口高新技术设备与一般性民用设备的中止,在华投资建厂和技术指导等合作的中断.如中方某些工厂无法引进已*的机床、注塑成型机（射出成形楼）等尖端设备；沈阳拖拉机厂无法引进已*的价值60万美元的拖拉机等生产设备；沈阳压缩机厂无法在预定期限内获得已*的压缩机,生产计划被迫推迟；东芝其他子公司在华投资建厂被迫推迟,影响相关工厂的正常运转；北京某些工厂进行指导的技术人员被迫撤回.
为此,中国同日本展开了初次交涉.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矢野绚也访华和中日第五次政府成员会议为契机,中方向日方传达了重申友好关系和重视现存问题的立场.1987年6月4日会见矢野及其访华团时,首先指出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即两国的问题“不解决不行,小麻烦积累起来也会伤害我们的原则”,“要从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不仅限于政治问题,还包括经济问题”；其次,在谈及引进技术停滞的问题时,他并未直接提及东芝事件,而是指明日本对华技术转让的态度,即“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不积极”,“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中日建交时,中国并没有因此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我们做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从东方人的角度看,人情显得更重要,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贡献.坦率地说,对此感到不满”.可见,这番谈话的目的是借赔款问题敦促日本拿出诚意妥善处理东芝问题.但是,日方却无视中国的经济损失,反而断章取义并曲解的谈话.外务省次官柳谷谦介于当晚先是对发言不以为意甚至非议.即已是中国政坛的“云上之人”,未能把握两国交往的实况；其次,在谈及经贸问题时,柳谷也只是以“中日经济关系已经达到了两国恢复邦交之时所不能比拟的紧密程度”,“日本的投资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带来怎样的发展,实务之士对此正表现出满腔热情”的空洞论调回避东芝问题.针对日方非议中国领导人的无礼行径,中国外交部、驻日大使馆和中日友好协会分别于6日和7日进行和批.作为回应,日方除了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指出谈话的目的是要与日本积极推进经济和技术合作外,不论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藤田公郎,还是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的表态,其主旨仍旧是否认柳谷曾有非议的做法,不满对日本的“公然批判”,并承诺继续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的既有论调,未见解决东芝问题的实质性表态.而驻日大使馆于9日、外交部于10日转而对这两位日本政要为柳谷非议的辩解之辞予以驳斥和严正交涉.最终,这起外交风波以日方道歉告终.
上述外交风波过后,中国对日交涉的重心回归到东芝问题上.在6月26日-28日中日第五次政府成员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敦促日方重视对华技术转让.他呼吁日方不要采取回避的态度,应妥善处理给中方出的“一些难题”.“对技术转让态度,是我们选择合作对象的主要条件之一”,“两国技术合作的水平应该成为衡量两国经济关系水平的一个重要基准”,并希望日本对技术转让给予鼓励和支持.于6月28日在会见日方代表时也重申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即中日友好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两国出现的问题,日本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双方要立足于长远,对发生的纠葛要冷静、迅速地通过合作尽快解决好.而日本外相仓成正除了表示为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而努力,要扩大经济合作,并从长远考虑之外,未见其他建设性的公开表态,也未见日本采取具体措施处理东芝问题.
综上所述,在本次交涉中双方的交涉重点并非如何解决东芝问题.中方考虑到两国友好的大局,未在公开表态上直接谈及东芝违约问题及经济损失,而是着重以委婉、隐晦的方式呼吁日本予以正视.日方或是有意回避、或是闪烁其词、或是蓄意制造外交事端,未见公开的实质性表态和建设性举措.究其原因,日本自从遭受美国各方面的外交压力以来,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补救,但美国的态度尚不明朗.加上前述的严控东西方高新技术贸易这一巴统新决议,和美国《出口管制法》修正案中的进口制裁“威胁”,日本采取了着重修复日美关系,暂缓解决对华技术出口的问题这一外交战术.总之,结合对美、中的考量,日本采取了美国优先的政策,回避与中方进行实质性地交涉.
三、美国态度的明朗与中日交涉的僵持
日本处理东芝事件的后续措施也因美国态度的明朗而呈现新的方向.以1987年6月27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日,并于次日会见中曾根康弘为节点,按照美国方面“不要试图去惩罚犯法的东芝子公司,而要确实做到撤掉那些失职者的职务,建立和施行新的规定,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由日本出资金,日美两国开始实行一项广泛的研究和发展计划”‘151的指示,日本转为从本国立法、司法和外交上保障国家安全、强化美日同盟的方向处理.7月,修改《出口贸易管理法令》,加大出口管制和处罚的力度；同月21日,签署协议加入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 Strategic DefenseInitiative)；8月,修改《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加入涉及国家安全的条款；9月,中曾根康弘与来访的里根会谈,达成将日美同盟的合作范围扩展到中东的意向；10月,同意与美国共同研制FSX战斗机；第二年3月,对东芝机械涉案人员做出有罪判决等‘峒.然而,日本提高出口管制力度,又使中国同其他日企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被搁置的出口申请已达1000多份,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约8亿美元‘171.在东芝事件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日本的后续政策无疑使对华技术贸易停滞的问题扩大化,也严重违反了两国的贸易协议及其延长协议.因为依据协议,从1978至1990年,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原油和煤炭要逐年增加；中国从日本引进的各项技术设备,也全部列入协议中；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各自出口总金额要由100亿美元扩大到200-300亿美元”.日本获得来自中国的数额巨大的石油和煤炭,很大程度上缓解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但为了修补同美国的关系,其采取的措施却一再造成对华技术出口停滞,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
于是,中日交涉在此复杂背景下继续进行.由于美国态度的明朗,日本终于有余力去正视对华技术出口的纠纷,试图主动缓和紧张局势.1987年9月10日的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等政党联合提出的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中曾根康弘当即表示,要以联合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及精神,最大限度地努力维持发展日中友好关系”明.通产省和外务省等部门于9月11日开始着手调整对华政策.同一日,在会见民社党委员长琢本三郎及其访华团时再次敦促日本处理技术转让停滞的问题.即“巴统对中国不那么友好.对中国的限制过多.我们主张巴统成员国减少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希望更改目前的巴统政策.但是,中国并不是因此而低头.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孤立的状态下奋斗着”,“期待日本政府的应对.作为事关中日关系基本方针的问题,中国对此予以重视.”尽管日本政府内部仍有一部分人士坚持认为考虑到日美关系,应慎重解除对华出口禁令,但是,担忧东芝问题会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论调也蔓延开来.民间团体如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经济团体联合会也敦促通产省妥善处理‘201.终于,在获悉美国不干预日本是否缓和对华出口制裁‘211的态度后,中曾根康弘于9月17日同琢本会谈时决定,在巴统内对华采取特别的缓和对策‘翻.作为回应,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简称经贸部）于次日阐述对东芝事件的态度,希望日方从中日友好大局和维护日本的国际信誉出发,尽快妥善地处理妤未能如期执行的合同,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利于两国双边经贸关系继续发展‘231.
美国进一步明确对中日技术贸易的态度,成为日本对华采取实质性举措的决定因素.10月7美双方在第一次巴统内对华出口协商会上确认,今后会对华减少出口限制种类,由日本来决定解除东芝机械对中国的出口禁令.15日,通产省决定不把中国作为巴统限制的对象国,不适用《出口贸易管理法令》的处罚口卅.19日,通产省贸易局局长自山襄和外务省经济局审议官赤尾信等人访华.自山襄与中国经贸部部长郑拓彬于21日的会谈时指出,对东芝事件的制裁不针对中国,给中方所造成损失深感遗憾.这是日本自处罚东芝机械以来,时隔5个月首次向中国正式表态.接着,日方提出将以经济损失降至最小的方式处理：东芝机械同中国签订的25个合同,除1项通产省准备批准履行外,其余准备采取延期履行、赔偿损失或用其他厂家产品顶替等办法解决；对东芝以外的9亿美元合同,中方提出的重点项目,日方将作为行政例外案件,于近期内批准并发放出口许可证；其他项目,日本已组成特别审查小组,于年内或明年初审批完毕.对此,中方也阐明了立场：首先,对日方5个月以来未采取实际措施认真解决表示不满；其欢,中方不同意日方的“拖延”方案.具体来说,同东芝机械签订的24亿日元合同,日方应全部批准履行,到期合同应在年内履行.不同意延期履行或以其他厂家产品顶替；其他的9亿美元合同,日方应尽快批准生效并发放许可证.因拖延审批而拖延履行合同的,应对中方企业赔偿经济损失；针对日方修改法律,加强禁运限制,中方表示十分关注,日方应采取切实措施,放宽限制‘251.
可见,尽管日方明确了美国政府对东芝事件和中日技术贸易的态度后,已决定不把中国作为巴统限制的对象国,但在具体处理东芝及后续技术贸易问题时,仍以不抵触对东芝的处罚禁令和巴统的出口管制为前提.中方则坚持东芝事件与中国无关,对东芝机械的处罚不能波及中国的立场,要求日方切实落实中国非巴统限制对象国的决定,遵守中日间既定的贸易协议.由于双方立场的根本对立,本次交涉则陷入了僵持.但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出口贸易不甚乐观等因素,促使新成立的竹下登内阁决定切实解决两国间的外交纠纷,这使得中日第三阶段的交涉和解决东芝问题成为可能.
四、中日的最终交涉与结果
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变化和首相更迭给僵持的中日交涉迎来转机.自从美、英等五国签署“广场协议”以来,日元持续升僮.日本采取金融缓和政策和大规模财政政策加以应对,引起景气的过热和货币供给的上升,大量资金涌人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最终产生了泡沫‘凋.期间,国内资金过剩和劳动力成本激增的状况也愈加显现,国内企业倍感出口和投资的紧迫,尤其是对欧美出口商趁机抢占中国的成套设备订单更感到担忧.例如,因东芝问题的影响,三菱重工、日立和东芝在上海石洞口火力发电厂两台60万千瓦机组的订单争夺上,均被欧美出口商击败‘明.这促使继任首相竹下登（1987年11月上任）切实采取行动缓解对日本的不利局面,因而在诸多场合释放“牢固地维护中日友好格局”、“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仍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为两国关系向着21世纪取得更大的进步竭尽全力”等对华友好言论‘281.
紧接着,外务省事务次官和驻华使馆公使于1987年12月8日分别向中国驻日大使和中国经贸部提出解决方案.与东芝机械签署的25个合同,有7个合同项目（金额约一亿日元）将通过转换厂家、延期交货的形式作为例外审批进行审查,不在巴统限制之列的则准许出口.这7个合同项目包括5个自动换刀数控机床（7夕二7少七7夕—）等机床合同,2个注塑成型机合同.注塑成型机审查较为容易,将于明年开始出口；而其余合同要向巴统递交申请,取得必要的许可‘291.经贸部于12月31日做出回应,就日方时隔7个月之久才拿出方案,且单方面对外公布表示很不理解,对此方案也并不满意,提请日方注意此事给中日贸易带来的的消极影响.但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从长远考虑,中方可与日方协商处理,要求日方做到：对正在审批的合同积极抓紧全部批准放行,对顶替和延期交货合同尽快提供交货时间表；确保顶替交货产品在技术、牲能等条件上不低于原合同规定；对撤约、延误和推迟交货的合同,日方予以赔偿损失；对其余未审批和积压的合同应尽快审批；切实实施已多次承诺的在禁运方面对华放宽限制的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删.这表明,在竹下登政权多次展开对华示好的舆论攻势下,为谋求加快经济和现代化的建设,中国方面最终选择“引进技术”第一、“维持原则”第二的灵活折中立场.
中日就东芝事件的纠纷似乎因此而得以解决,但却再次受到美国国会对东芝处罚法案的影响.1988年3月31日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达成一致意见,通过了禁止政府三年内向东芝集团采购,东芝机械公司三年内禁止向美国出口且政府也禁止向其采购的法案.日本国内表现出一片失望和忧虑的情绪,认为其对东芝及其子公司的处罚仍旧过于严苛,甚至有贸易保护主义之嫌,影响多边贸易和日美经贸关系‘311.作为法案的间接效果,日本不得不吸取东芝事件的惨痛教训,对共产主义国家出口则更为慎重.4月5日,日本以违反巴统禁运为由,搜查并处罚了曾向中国出口设备和技术的极东商会和新生交易商社.7日,通产省宣布8日起实施新的出口管理体制,将战略物资出口管理要员从最初的42人增加到103人；新设战略物资出口检查官亦公室,对战略物资出口进行事后审查和揭发违法案件‘321. 尽管外务省和驻华大使馆分别于5日和6日表态,称对上述两个日企的处罚是依据国内相关法律处理国内问题,希望中方予以理解.但是,日方在履行两国贸易协议上不断地出现类似问题,不仅无助于化解东芝事件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还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经贸部局长陈之孝于4月12日会见驻华公使自中笃时即对此表示难以理解和遗憾,希望日方慎重妥当处理,不要给中日贸易一再设置障碍,损害双边经贸合作的顺利进展.中国领导人也在首相特使、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访华之际公开对此表示不满.17日,副总理吴学谦指出,在东芝事件的消极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又发生搜查对华贸易的日本商社的事情.这类问题不断发生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19日,敦促日方妥善、迅速地解决；总理李鹏也直接指出,东芝事件发生后不久,又发生强行搜查对华贸易公司的事件,中国经济、科技界人士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希望日方能够慎重处理,在对华技术转让方面实行更开放政策.28日召开的第四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上,中方也将“贸易领域出现的人为障碍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问题”作为影响两国发好的突出问题‘341.不论在层面还是民间交流,中方都直接、公开地表达对东芝事件及后续一系列技术贸易问题的不满.
伊东在以上场合均承认东芝事件给中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损害,承诺要努力放宽对华技术转让的限制.日本应尽量做出努力,给中国造成的无端麻烦减到最低限度‘351.4月19-20日在召开的日美第二次巴统内对华出口协商会上,日本再次与美国确认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将在今年夏天前制定放宽限制草案并提交给全体巴统成员国,争取在年内取得巴统同意付诸实施.通信和电子交换器（工沙夕}、口二灭楼器）将有望获得放宽‘蚓.但是,美国对苏联的全球战略、巴统严控东西方技术贸易的政策和美日之间的微妙关系,给日本所能采取的对华行动设定了限度.然而,由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10多年的快速发展,和日本泡沫经济持续升温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双方都有尽快解决东芝问题的共同利益诉求.因此,如何在冷战局势和美日关系这些特定因素的制约下超越具体分歧,实现双赢,考验着中日两国的外交智慧.
随着1988年5月29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成功实现第四次美苏首脑会晤,美苏关系再次缓和.这为日本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出口带来重要的国际转机.关于中国与东芝机械签订的25份合同,和与其他日企签署的8亿美元合同,则继续按上述1987年12月交涉的日方方案解决.然而,中日两国在各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发展要求.对中国而言,不仅需要继续从日本引进先进技术,还要获得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急需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尽可能拓展与日本的贸易形式,即把原先单一的出口石油和煤炭、引进设备和技术,转换成中日相互投资和资金合作等形式.对日本而言,需要推动日企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投资,缓解因日元急剧升值引发的出口乏力和国肉资金过剩的问题.于是,在首相竹下登访华之际,两国于8月27日正式签署《投资保护协定》.进而,通产省在9月和12月两次宣布放宽对华半导体和电子交换器等设备和16种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这标志着中日就东芝事件及后续一系列技术贸易问题进行了三个阶段的交涉后,历时近一年半终于得以解决.
五、结语
东芝事件引起日美的外交纠纷,也严重影响了复交后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日本迎合美国所采取的处罚东芝机械和强化出口管制等一系列外交对策,造成东芝等企业无法依据贸易协议的规定向中国出口技术,阻碍东芝等企业对华投资建厂和技术指导,给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也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回顾中日就东芝事件及后续技术贸易问题的交涉过程,以下三个因素制约并影响着交涉进程和结果：
第一,冷战背景下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限制中日交涉.作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回应,美国推动巴统强化对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高新技术的禁运力度,严控东西方的技术贸易,坚定贯彻经济遏制的战略.作为美国的盟国和巴统的成员国,日本必然要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管制力度,不断提高本国的出口管制水平.这给中日交涉和日本的对华政策带来很大程度的限制,导致中日难以怏速、顺利地解决东芝问题,甚至对华技术出口停滞的类似事件还会不断发生.尽管中日贸易协议里规定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的义务,但毕竟是在美苏缓和时期签订的,日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策必然要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动而变动.
第二,美国对日政策和对中日技术贸易的态度制约中日交涉.在同中国交涉东芝问题时,日本的态度深受美国对日、对中政策的影响.对日政策方面,美国经历了由起初的对日外交施压,到缓和对东芝事件的态度,再到颁布东芝制裁法案的变化.对华政策方面,美国持不干涉日本处理对华出口问题的立场,并与日本两次达成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的共识.这就使得日本的政策始终都在“配合美国提高出口管制”和“对华履行协议出口技术”之间寻求平衡.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和对中日技术贸易态度的明朗,往往都会推动日本对华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反之,日本则不是有意回避,就是继续以技术管制为由接连造成对华出口停滞的局面.
第三,日本国内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动推动中日交涉.日元急剧升值和泡沫经济持续发酵给日本造成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波动.在此期间,国内资金过剩和劳动力成本激增的状况也愈加显现,国内企业倍感出口和投资的紧迫,尤其是对有着广大市场的中国抱有强烈昀出口期待.而中曾根康弘政权的终结、竹下登内阁的成立也为中日交涉迎来转机.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状况,竹下登政权不论是对华交涉还是对美协调,在东芝问题上都采取一系列积极、主动的举措,最终与中国达成解决方案,还签署了符合两国经济发展诉求的投资协定,标志着东芝问题的解决.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虽已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双边关系.在处理同中国的双边纠纷时,日本的政策仍深受美国态度的影响.这也预示着美国对外战略、美国对日政策将成为左右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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