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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邓宝珊陪同傅作义去西柏坡拜会.见面时,邓宝珊问：“榆林的那两次仗,是不是可以不打?”说：“两次围攻榆林,有一次还是该打的.”邓宝珊又问：“为什么在毫不通气的情况下攻打榆林?”说：“那是去请你嘛！”邓宝珊不解地问：“哪有这么个请法?突然打起来,我总不能当降将嘛！”说：“邓先生你慢慢会想通的.”邓宝珊是否“想通”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个人理解并巧妙地实现了的这个战略意图,此人就是习仲勋.习仲勋匠心独运,创造出和平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榆林方式”,“请”来了邓宝珊的合作,也“请”来了榆林的和平解放.
从邓宝珊入手
陕西榆林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号称“小北京”（古时称“上郡”）,是陕、甘、宁、蒙、晋五省区交界地,素有“九边重镇”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红军进入陕北后,与榆林守军一直战事不断,邓宝珊来榆林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命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统辖第一军并任军长.1937年10月,邓宝珊率部进驻榆林.
邓宝珊,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先后在冯玉祥、杨虎城部队担任过高级军官.驻守榆林时,他赞同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反对内战.习仲勋创造“榆林方式”,就是从与邓宝珊的交往开始的.
1943年春,在杨家岭召见习仲勋,告之党决定,改任他为绥德地委书记,为党把守“北大门”.此前,习仲勋担任关中特委书记,为党把守“南大门”,关中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呈现出勃勃生机,党和十分满意.根据的意见,由于绥德紧挨着邓宝珊的榆林防区,两地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习仲勋把发展与邓宝珊的友好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努力争取邓宝珊与我党合作抗日.
当年6月,国民党电召邓宝珊赴重庆开会.邓宝珊由榆林赴重庆,陕甘宁边区是其必经之地.担心邓宝珊与接触后被“赤化”,指示其“绕道宁夏赴渝”.可是,邓宝珊早就想到陕甘宁边区实地考察,岂肯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得知这一情况,习仲勋立即在绥德精心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邓宝珊进入绥德地区后,看到沿无定河畔的数里大道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习仲勋和抗大总校校长徐向前等领导亲自前来迎接,十分感动.
习仲勋特意将邓宝珊安排在城内开明士绅刘绍庭家中下榻,与邓宝珊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习仲勋赞扬了邓宝珊坚持抗战、反对的正义行为,详细解释了统一战线政策.虽然习仲勋比邓宝珊年轻19岁,但分析问题极其深刻,富有远见,令邓宝珊十分敬佩.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此后,邓宝珊与习仲勋一直保持联系.邓宝珊明知自己的机要秘书汤昭武是秘密党员,但从不干涉其活动,汤昭武甚至可以在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的大院内召开秘密会议.邓宝珊二女儿邓友梅秘密进入延安上学,并加入了,通过绥德返回榆林,以半公开的员身份在榆林活动.胡宗南部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时,边区从榆林进口了大批粮食、药品、衣物等,绝大部分是从绥德输入延安的.赞扬邓宝珊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两打榆林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起了重点进攻.为了南北夹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加强了榆林的驻军力量.
希望邓宝珊起义,担任“西北联军”司令.这年夏,习仲勋的好朋友、爱国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邓的好友,爱国人士）的信到榆林拜见邓宝珊,劝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此前的1946年10月,在习仲勋统战下,习的同乡、早年立诚学校的同学胡景铎（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希仲（晋陕绥司令部参议）率部起义.
邓宝珊十分犹豫,一方面不想充当反共内战的炮灰,一方面对旧政权又有留恋,不愿意立即起义,只是在复信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为此,彭德怀、习仲勋决定指挥西北野战军,伺机以武力夺取榆林这一战略要地.
1947年7月,党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任命贺龙、习仲勋分别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8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谢富治部结束在晋南的休整,南渡黄河,出击豫西.
国民党中原战场形势危急,急调胡宗南部整编第十师、七十九师、骑兵第一旅等部东援.为钳制胡宗南集团南下,便于陈、谢部战略展开,根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第一次榆林战役.
当时国民党榆林驻军有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二十八旅,以及地方民团,共1.5万多人.榆林西与宁夏马鸿逵集团、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互为呼应,西与北面是茫茫沙漠,东南布满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彭德怀、习仲勋调集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及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共8个旅4.5万人,于7月31 日由绥德地区北上进攻榆林.8月6日战役开始,首先拔除了敌军的据点.7日,我军将榆林城包围起来,10日攻城.一面严令邓宝珊坚守待援,一面急令胡宗南等部驰援榆林.11日,敌整编军逼近榆林.我军虽然对榆林城发起多轮进攻,但均未夺取该城,为避免力量损失,12日,我军主动撤离,隐蔽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歼敌.虽然西北野战军未能攻占榆林城,但歼国民党军5200余人,达到了吸引胡宗南集团北上,策应陈、谢部南进的目的.
在党安排下,习仲勋与贺龙组织西北局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在黄河边摆满渡船,大张旗鼓地从佳县向黄河以东转移,造成及西北野战军主力东渡黄河的假相.胡宗南果然上当,以为这是我主力所在,立即命令所属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当时,及西北野战军处境十分危险,被胡宗南部挤压在榆林、米脂、佳县间三角地区,黄河与无定河之间.胡宗南的意图是“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向沙家店之敌突然发起猛烈进攻,激战到黄昏,我军取得完胜,全歼胡宗南部最精锐的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约6000人,从根本上扭转了陕北战局.此后,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而胡宗南部被迫收缩兵力,放弃陕北广大占领区,向南撤退,集结于从绥德、清涧到延安一线,取战略守势.
榆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又进行了黄龙战役、延清战役等,在陕北、关中、陕南多次消灭国民党军队,胡宗南不得不一再调整军事部署,一再向南收缩战线,榆林城守军已经不足9000人,孤悬陕北.邓宝珊惊恐不已,夜不能寐.
彭德怀同习仲勋等野战军领导商量后,决定发动第二次榆林战役,先夺取榆林、神木和府谷,彻底解决北线问题,为及西北野战军创造一个稳固的后方,尔后集中兵力南下,收复延安,解放西安.
得到这一消息,邓宝珊惊慌失措,他乘机飞离榆林,赶往张家口,找傅作义请求增兵.傅作义除派出一个暂编师外,还说服马鸿逵派出部队支援邓宝珊.
此后双方激战20余日,西北野战军于11月16日停止了对敌进攻,撤离榆林战场进行休整,第二次榆林战役结束.此役共歼敌6800多人,但西北野战军也付出重大损失,伤亡4300多人.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1948年11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习仲勋担负起解放榆林的历史重任.在对榆林开展统战工作上,习仲勋确定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他两次致函邓宝珊、左世允（二十二军军长）,向他们说明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历史趋势,诚恳地规劝他们脱离反共内战,率部起义.邓宝珊、左世允仍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习仲勋于是决定对榆林进行必要的军事打击,迫使榆林守军与我谈判.很快,我军便在榆林城周围构建了一个严密的军事封锁圈,在榆林城外,先后进行了多次战斗,消灭敌军500多人.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进入尾声.邓宝珊受傅作义之托,与代表进行和平谈判,说：“北平和平解放后,榆林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2月,接到邓宝珊电的左世允派遣二十二军主任秘书孔芳亭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秘密到镇川与榆林工委谈判.根据习仲勋的指示,榆林工委提出,谈判代表必须是二十二军派出的高级军官,必须遵循以下3个条件：一是“真诚执行八项和平条件,听指挥”；二是“逮捕徐之佳等首要特务分子”,“为整个和平解决榆林问题扫除障碍”；三是“释放赵通儒等一切革命政治犯”.为了表示和谈诚意,左世允很快释放了横山驻军起义中被一股反叛部队逮捕的我方伊克昭盟军分区领导人赵通儒、参谋米国选和政工保安干部王耀清等.左世允还特意设宴为他们饯行,然后派人将他们送交驻三岔湾我军营地.但终因榆林方面内部对和谈意见不一致,这次秘密接触无果而终.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的22年统治已经覆灭.习仲勋再次委派胡景铎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榆林,督促左世允派代表进行谈判,邓宝珊也力促左世允速下决心.在我方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5月29日,榆林代表团在《榆林谈判协议》上签字.6月1日,榆林守军正式起义,榆林获得和平解放.
榆林和平解放,“以八项二十四款为谈判基础,解决方式介乎北平、绥远之间”,在西北创造了和平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第三种方式,史称“榆林方式”.其突出特点是：长期准备,逐步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耐心等待时机,又要积极营造时机；争取和,准备打,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交替使用；把外部压力输入对方内部,转化为巨大的内部压力,把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结合起来；原则问题以我为主,决不妥协,次要问题灵活处理,充分照顾对方利益,给对方最大空间；分化瓦解对手,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转化矛盾.“榆林方式”为中国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提供了依据和经验,对宁夏、新疆两省及酒泉、武都等地和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加速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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