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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照
世界文明大都是缘水而起的,如起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相应地,古代建城也自然沿河选址,以水为邻、依水而建自然佳处颇多,然而也不免有一定的隐患.
井井有条的开封城
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古代的城市排水,在夏商之前相对简陋,至西周以后渐次发展,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排水系统.我国历定了许多与城市排水有关的制度和法规,值得今人借鉴.
古人已经深刻意识到,“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而为灾也”,所以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可谓代不乏人,史不绝书.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五代十国时期,周太祖曾诏开封府淘疏旧壕,以免雨水毁坏百姓庐舍.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要更多一些,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制.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令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仁宗天圣二年,张君平等人推出治理河渠的八条建议,其中提及,“民或于古河渠中修建堰碍,节水取鱼,渐至淀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则致深害,乞严禁之”.其议被皇帝采纳,诏令颁行.
北宋都城汴京即今开封, 在城市排水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汴京城水系十分发达.英国加迪夫大学建筑系访问学者刘橄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当时的北宋汴京城包括3重城壕、4 条穿城河道、各街巷的沟渠以及城内外湖池；外城城壕称护龙河, 宽80 米, 深4.8 米, 估算过水断面约372平方米, 长约30千米, 里城及宫城的城壕分别长12 千米和5.4 千米, 3重城壕总蓄水容量达1765.6万立方米；4 条穿城河道为汴、蔡、五丈和金水4 河.根据文献记载估算, 4条河道总长约30千米, 蓄水总容量约为86.63 万立方米.宋汴京城面积约50 千米,由此可知河道密度约为1.55千米/平方千米, 总蓄水容量约1852.23万立方米.此外,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施, 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4 个池沼, 据记载池面十分广阔.城市河道密度大、调蓄容量大是宋的特点, 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很高的科技水平, 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备, 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
当时人们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
北宋绍圣初年吴师孟著有《导水记》,记载了成都疏导城内河渠的情况,又据《宋史·河渠志》介绍,北宋绍圣元年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世界文明大都是缘水而起的,如起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两河文明,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相应地,古代建城也自然沿河选址,以水为邻、依水而建自然佳处颇多,然而也不免有一定的隐患.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祐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余,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京城之患.”在将近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就有了这样的认识,确属难能可贵.
当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宋代官员的积极努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轼.宋神宗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决口于澶州曹村,洪水“泛于梁山泊,溢于南靖河”,夺泗入淮,包围徐州城.苏轼称“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及时安定民心,组织当地百姓奋勇抗洪.正如明代诗人吴宽《赋黄鹤接送李贞伯》所赞誉的那样：“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从这次抗洪至明天启四年的五百余年间,徐州虽水患不断,然终有长堤为屏,一直安然无恙.
苏轼还曾亲自指导疏浚运河,开浚西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江潮带的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每隔三五年就需要开浚一次,既妨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已久.苏轼“率僚吏亲验视”,组织人员花半年时间整治二河,使“江潮不复入市”.苏轼还大力疏浚西湖,采用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堤上两旁种植杨柳.为了日后能及时疏浚西湖,苏轼还建立“开湖司”,具体负责西湖的整治和疏浚.由于苏轼在杭州有德于民,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长堤称作“苏公堤”.
北京城的排水艺术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彼时的皇宫内帏——紫禁城占地72公顷,宫殿建筑连檐接栋,地面大都为砖石铺设,设有完善排水系统,加之历年的掏挖养护,五百余年来几乎不见暴雨积水记载,可见其排水效果之良好.
宫城内利用自然坡降设计营造了纵横交错、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庞大的人工排水网络,包括干沟、支线、涵洞、沟眼（明沟穿过台阶或建筑物等障碍物的出入口,通常为券洞形式）等众多排水设施.
紫禁城内总的排水走向是将东西方向的支线排水汇集到南北干沟内,再流入内金水河,最后汇入护城河.各排水分区既要适应总排水趋势,又要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处理,以保障水流畅通无阻.为此各院落地面多留有“泛水”,即预先确定的庭院水流落差坡度.院落正中南北走向的御路或甬道,其断面多呈“熊背”式样,即庭院正中的南北向御路或甬道断面通常呈中间略高、两边稍低的形式,工匠以此构造作为院落的分水线.降水时节,雨水首先顺地面坡度流入房基四周的石槽明沟,明沟若遇有台阶或建筑物,则从“沟眼”穿过,或直接通过“钱眼”状的雨水石板汇入暗沟,而后依次通过支线、干线排入内金水河.除了排水干渠以外,紫禁城内外还布置有纵横如蜘蛛网般的二级排水沟（大街两旁的沟渠）和排水沟.
而北京另外一处排水艺术的杰作便是北京团城.团城始建于辽代,其内因古树而出名.由于北京地处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受季风性气候影响,多年平均降水595mm,适合于松柏生长.另外,团城内独特的雨水渗排系统为古树的生长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另外,团城的优良排水系统源于团城地面除建筑物与古树外,全由青砖铺筑.极少一部分为非渗水青砖,专供人行走,而大部分为倒梯形青砖,底部有沟槽导水,进入涵洞,以蓄水.据李善征等测定,青砖又分为两种,一种上表面有致密层铺于城西北,另一种较小,砖内多气孔,吸水性强,铺于城南.此举减少了地面蒸发面积,充分利用城内降雨量.
还有一重要设施是渗排涵洞,涵洞深埋,其壁及底部均由青砖铺筑,利于与地下水相互渗透；它在转折处设雨水口,便于清淤和地下通风；深埋的涵洞,有助于提高表层土壤地温,有利于古树生长.雨季时涵洞内积留的雨水渗入土地,而旱季,地下水渗入涵洞,涵洞内水易于流动,以此更易于团城内水源的交流补充.
古人在规划城市的时候, 就充分考虑排水防洪的要求, 许多城市的排水设施是与宫殿、城墙等建筑同步规划、同步施工的.排水设施的规模充分考虑了城市发展的需要, 因此历千百年仍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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