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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命科学和信息通讯等新技术的发展,人类似乎又要进入一个新时代.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人类到底想要什么？尤瓦尔·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2017)指出,人类想有像神一样的能力,过得幸福快乐,并且长生不老.其实这并不完全新鲜,孔子早就说过：“政之急者,莫大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二千多年来,人类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医学在其中只是扮演了次要角色,经济社会发展是基础,国家治理是主要影响因素.因此,范仲淹希望“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能改斋漫录·文正公愿为良医》）.十九世纪的德国病理学家和政治领袖鲁道夫·菲尔绍( Rudolf Ludwig Karl Virchow)才会说：“政治就是广义的医学” (Gruen,2008；Tawfik - Shukor&Khoshnaw,2010：14)o
然而,关于健康政治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却并不充分.身处全美公共卫生排名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健康政治的文森特·纳瓦罗( VincentNarro)教授对此颇有感触.首先,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受训于医学和生物学,而不是社会科学,流行病学家和统计专家主导了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对他们而言,政治学是一个充满争议和应该避开的领域,政治科学也更多地被看作是政治而非科学.其次,公共卫生研究对此缺乏资助,导致政治因素对于健康影响的研究有很多欠账( Narro,2008).
尽管如此,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有不少从政治学角度讨论健康问题的研究,甚至有一些研究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和《柳叶刀》(The Lancet)这样顶尖的综合医学刊物上.然而,我们却很少看到讨论中国健康政治或者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国的公共卫生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都面临纳瓦罗指出的困境：缺乏相应的训练和激励.公共卫生学者不懂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社会科学学者不懂公共卫生和医学,面对巨大的知识鸿沟,一些对健康政治抱有兴趣的学者只好望洋兴叹了.
新医改自2009年开始,历经三年行动后逐步进入“深水区”.何谓深水区？深入区就是改革进入了利益调整的再分配阶段.从健康政治角度看,新医改初期是个“增量”的政治.政府三年在卫生领域共投入12 000亿,远超最初承诺的8500亿( Yip et al．,2012).其后财政卫生投入力度仍然不断加大,2017年和地方财政加起来超过了12 000亿.只要政府有钱,增量改革相对容易一些,无非就是谁获益多谁获益少的问题.然而,无论从医疗费用的绝对数量和相对负担水平看,大量政府投入都没有缓解看病贵问题（方敏、吴少龙,2017；姜德超等,2015）.那么,钱跑那里去了？萧庆伦先生( William Hsiao)指出,如果不改变医保支付方式,大量的投入只会转变为医院和药商的高利润和被浪费掉( Yip&Hsiao,2009).因此,需要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和医、药体制,对利益格局和获取利益的方式进行调整.医改实际上进入“再分配”阶段,政府通过医、药调整的方式将药品生产、经销商的不合理收益转移给医生和患者.理性自利的组织和个体都想将成本转嫁给别人,好处留给自己.再分配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强烈抵制,导致改革越来越艰难.
如何打破再分配政治的僵局,顺利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或者说,中国政府是如何巧妙推进改革的？这需要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中国健康政治研究.实际上,这样的研究比较适合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而公共卫生和医学出身的学者更关心改革（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健康结局数不胜数,通常认为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健康水平的客观指标,自评健康是评估个体健康状况的一个简单可靠的主观指标( Kaplan&Camacho, 1983;Maddox&Douglass, 1973).
众所周知,影响个体健康状况的因素众多.1974年,加拿大拉隆德( Lalonde)报告将这些因素总结为人类生物学、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卫生保健四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Terris,1992).刘延东副总理(2017)在《求是》撰文谈健康中国建设时,也引用了这一说法：100%健康等于60%生活方式、17%环境、15%遗传和8%卫生服务.政治通过有利因素和风险因素的分配,如收入、卫生服务、污染物排放等,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如OECD国家,政治则是通过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调节个人收入及其不平等状况,最终影响到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Narro et al．,2006).那么在中国,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个体健康和地区层面的群体健康？
本期专栏来自社会科学学者的两篇文章做了尝试.池上新《政治参与影响健康吗？——来自集体与个体层面的双重验证》一文,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0)数据从群体和个体层面分析了政治参与对于自评健康的影响.该文将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类型,分别用CGSS2010调查问卷中的自评身体健康条目和心情状态询问条目来测量,并且在社区和个体层面上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社区层面,受访者参加过村／居委会的选举或工作、提建议这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对于社区人口的身体健康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影响,进行维权抗争和社区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关联；在个体层面,政治参与有利于居民的身体健康,维权抗争则与居民的心理健康负相关.本文的贡献在于积极探索政治参与影响健康的机制,提出了公共物品途径和自我效能感途径.该研究意在讨论社区政治对于居民健康的影响,认为良好的社区政治参与对于居民健康是有意义的.
穆滢潭、袁笛《医疗治理体系、经济社会资本与居民健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一文讨论了宏观因素,如省级层面的医疗卫生资源数量和卫生投入水平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以及人均家庭收入和社会资本这些微观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与上文类似,健康的测量也是通过自评身体健康条目来获取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医疗卫生资源越丰富、卫生财政投入水平越高则居民的平均健康水平越好.该研究旨在改善健康的公平性,在分析多因素交互方面具有自己的探索.
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也是人民的向往.总书记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迈向新时代,这一过程中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困惑.政治体系无论对此作何回应,都要为人民谋取健康和幸福.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快,更需要建设一个健康的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如何建设健康中国？政治的作用决不可忽视.政治对于健康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同时又是实在和具体的.上述两篇文章的研究只是尝试,呼吁更多学者来研究健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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