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世意识和忧生意识以李煜《虞美人》和赵佶《燕山亭》为中心,该文是意识类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与李煜和《虞美人》和赵佶相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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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煜与赵佶是中国历史上身世经历颇为相似的亡国君主,相似的经历造就了相似的艺术作品风格.基于中国古代“忧世”意识与“忧生”意识两个基调,对二人词作对比分析,二人的词作虽然都表现了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但在其词作背后体现的忧患意识却不尽相同.李煜词超越了个人的局限,直面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赵佶词则更多是停留于私有化个人化的亡国之君的情感宣泄.
关键词：忧世意识；忧生意识；李煜；赵佶；《虞美人》；《燕山亭》
李煜与赵佶是中国历史上身世经历颇为相似的亡国君主,相似的人生经历造就了相似的艺术作品风格,在二人相似的艺术风格背后体现着二人不同的忧患意识和人生意识.毫无疑问作为帝王,李、赵二人是失败的,但作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二人是成功的,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境界”的大小之辩对比二人词作,认为徽宗之词仅仅是停留在对个人悲戚命运的宣泄,而后主之词则上升到人类全体所面临的问题.王国维认为,此二人词作虽然都“以血书者”[1]42,但两首词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和生命意识却不同.
据中国知网期刊论文收录显示,对李煜词作和赵佶词作的忧患意识和生命意识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对二人词作做对比分析的研究却不多,仅为8篇,且这8篇论文更多的是从文学的角度对二人的词作进行对比分析,并没有通过对二人词作的对比分析反观其忧患意识和生命意识.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的“忧世”意识与“忧生”意识出发,对比分析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和赵佶《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背后的忧患意识与忧生意识.
一、悲剧人生与词作特色
李煜（937—978）,南唐中主李第六子,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南唐最后一位国君,史称南唐后主、李后主.李煜精通书法、绘画、音律,诗文亦有造诣,尤其以词作成就最高.974年宋军进攻金陵城,次年十二月金陵失守,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自此李煜开始了亡国之君的阶下囚生活.978年李煜死于北宋京师,时年四十二岁.
作为帝王的李煜是失败的,但作为词人,李煜无疑是成功的.王国维认为李煜之词是由其“赤子之心”[1]39所发.李煜词情感真切,与其阅世不深有关,正是这种发自于最原始最单纯内心的声音成就了李煜词的真情实感.李煜词作的特色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作为亡国之君经历了由盛至衰的沧桑巨变,其眼界开阔不拘泥于个人化的情感抒发,是结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揭示了带有普遍性的哲理.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约作于李煜归于北宋的第三年（978）,是李煜被毒死前夕所作的绝命词.李煜词作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词派词人的传统,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王国维评之为“李重光之句,神秀也”[1]33.李煜的词作不仅是“篇中之独拔者也”[2],而且因其词深思熟虑,往往越出了本篇,从而揭示了人生的本质问题,亦即是“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1]35.
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宋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宋哲宗赵煦之弟,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别号道君皇帝.赵佶在位26年,善书画,其自创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下,北宋京都汴梁被攻破,金帝废宋徽宗与其子钦宗赵桓为庶人,次年（1127年）金帝将徽宗、钦宗二帝连同后妃、工匠、仪仗、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等押运北方,京都汴梁被洗劫一空,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宋徽宗在被北掳为囚的途中受尽侮辱,囚禁期间写下许多悔恨、哀怨、凄凉的诗词.宋徽宗被囚禁九年,至金天会十三年（1135年）,因不堪精神折磨死于五国城,时年五十四岁.
后人评价徽宗“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3].赵佶从小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自幼爱好丹青、骑马、射箭、蹴鞠等,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唯独对政事无能昏庸.虽然作为帝王的赵佶昏庸无能,但若从文艺方面来看,徽宗无疑是天才.
《燕山亭·北行见杏花》是徽宗被掳北行途中,见杏花盛开万感交集所作,可谓是徽宗自己身世遭遇的写照.这首词是徽宗真情实感发自肺腑的忏悔和悲怆的呐喊,读起来字字泣血.王国维评之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1]43
李、赵两位亡国之君均是政治上的矮子、文艺上的巨人,两人相似的人生悲剧造就了略为相似特色的词作.虽都为亡国之君,其词作诗文也多写亡国之悲和故国之思,但是这种忧患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大小程度是不尽相同的.正如王国维所说：“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嫣然有释迦、基督但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1]43正是李煜词与赵佶词的境界大小不同,其背后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与生命意识也是不同的.
二、忧世与忧生的传统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忧世与忧生是两个古老的话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总结为：“‘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1]64在忧患诗歌里诗人抒发的情感可分为两类即忧世与忧生,不管忧世还是忧生其核心都是“忧”,由于“忧”的大小不同产生了忧世诗和忧生诗.
忧世一词出自于《庄子·骈拇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4]所谓“蒿目”,即是指眼睛昏乱不明的样子,代指处逆境.君子处于逆境中依旧忧世.中国古代以儒家入世,那么忧世意识就成为儒家的一个传统,“‘蒿目忧世’的形象从反面描写了儒家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具有一种殉道者的悲壮色彩,为庄子所始料不及；而‘忧世’一词也就具有了儒家入世的具体内涵.”[5]儒家更是将“修、齐、治、平”作为君子的必备品性.中国古代不乏忧世者,从孔子到屈原到杜甫到李煜都为时世和世事而忧虑.忧世带有一种关怀世事、心系苍生万物的情怀,具有普世性.
除了“忧世”,“忧生”意识也是中国儒家的另一个传统.“忧生”即是对生命的忧虑,体现在对死的恐惧和生的眷恋、生命自由与否以及对生命时运不济的悲叹三个向度上.《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6]是对生死的反思和忧虑；《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7]113是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与不自由的悲叹；《诗经·小雅·节南山》的“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8]是对生命时运不济的悲叹.
忧生意识是从人的生命出发的,而这三个向度体现了人在不同生命状态下的审美活动.“人有三重生命,审美时存在着三种生命愿望：生物愿望、精神愿望、社会愿望.不同的生命愿望规定了不同的审美内涵.”[9]307忧生意识的传统由来已久,更多的是主体的人从自身出发,从自身生命的三个维度所发出的忧虑,因而是私有化情感宣泄的产物.
忧世与忧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两个传统,体现着主体的人对生命的忧虑和对时事的忧虑,两者都是主体的人“以血书者”的产物,其核心是“忧”,因为忧虑的对象不同所以就有了“忧世”与“忧生”的区别.“诗歌中的忧生、忧世固然很多,而在词体而言,忧生、忧世才是更为本质的体性.”[1]66虽都是至情至性的产物,但是忧世与忧生的词作所产生的境界是不同的.
三、《虞美人》与《燕山亭》中的忧世与忧生
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其生前的绝命词,整首词以悲怆的笔调书写“愁”,但这种“愁”又不限于个人之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7]113
昔日帝王,而今成了阶下囚,囚徒的生活毫无尊严自由,身份的天壤之变,无不刺激着后主的心.在春花与秋月轮回中,昔日往事历历在目,灭亡的故国不堪回首.曾经的雕栏玉砌尚在,只是更换了朝代,改了的是自己的故国.最后在自问“愁”中揭示了这一切的自然规律,不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罢了.按照王国维“以血书者”,李煜的绝命词无疑是至情至性的,这种真实的情感非从自身经历不可得,亦即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39.
李煜虽然也写亡国之恨、亡国之悲、亡国之愁,但是,并没有停留在个人情感的抒发之上,在上阕中自问“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以对自然规律春花秋月轮回的发问,对交替轮回规律的怀疑借以抒发其亡国之悲的情感.下阕结尾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虽然每个人都会面临着不同的“愁”,但是在岁月长河中,都会随着一江春水东去.作为亡国之君,面对悲剧性的人生命运,李煜固然忧虑自身生命,但是并没有局限于此,越出了自我,直面人类共同的问题,也即是在自然交替轮回的规律中,人的生命如何定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李煜比于释迦牟尼和基督,认为李煜词带着人类共同的问题,超越小我而承担人类罪恶救赎人类.李煜词体现的是直接面对非个人化的生命,乃是整个人类的生命命运,故而李煜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赵佶的《燕山亭·北行见杏花》,由题名即可知是徽宗被掳北上途中见杏花盛开联系自己身世经历所感之词.徽宗之词亦是“以血书者”,然而与李煜词所体现的词人之忧却各不相同.
裁翦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和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燕山亭·北行见杏花》）[10]
作为亡国之君被金人掳走北上,杏花繁盛与自己的衰败形成对比,暮春风雨花落凄凉,这一切都契合徽宗的心情.昔日帝王成为阶下囚受尽折磨和侮辱,昔日故国不知何处,怎不叫人思量,但徽宗的思量仅是停留在自己作为亡国之君的个人情感抒发之上.整首词中都透露出徽宗对于生命的意识,囚徒生活自然没有了昔日的自由和君主地位,甚至生命的存活都成问题.
作为词人,首先应该是自己词作的读者,在徽宗词中不难看出他对于故国的追忆和自身处境的思考,昔日帝王生涯何等风光自在而今这一切都只能寄托于“梦”.“在艺术作品的赏析中,他希望解除这种束缚使生命得到自由的伸张.”[9]253当然徽宗这种对生命自由的渴望是私人化的,抒发的情感也是私人化的,出于一个亡国之君的自我感慨,带有显著的个人化倾向.
三、结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境界”的大小定位李煜词与赵佶词,“大小固不同矣”.就词作所体现出来的境界而言,后主之词自然更胜一筹,当属于“无我之境”,徽宗词尚属于“有我之境界”.当然李、赵帝王词作中体现出的忧世与忧生并不是区分其词作优劣的标准,“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1]16王国维基于“境界”论,认为这只是由于词作中的境界大小所体现出的忧患意识,因此,不能因为二人的词作所体现的不同忧患意识而评之优劣.李煜词的眼界更大,超越了个人情感,赵佶词则从小我出发并未越出自我.
《虞美人》与《燕山亭》两首词均是两位亡国之君作于寄人篱下的囚徒生涯中,均是词人赤子之心所发,字字透露着真情实感.相似的人生经历造就了相似的词作题材,都是写亡国之思、亡国之恨、亡国之愁,但是二人词作所承担的情感是不同的.
李后主从春花秋月、东风明月、一江春水中体悟出人之生命渺小短暂,与自然造化的伟大和永恒形成对比,而一切不过是一江东逝春水.以一种超越个体的眼光直面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之死生与自然轮回间的问题,具有释迦牟尼和基督担负人类罪恶的济世情怀.宋徽宗则是见杏花绽放与自己北行的悲剧命运相对比,在无情风雨、凋落悲戚的景象中追忆逝去的帝王生涯和对故国的思念,却无自我悔恨,而将一切付诸于“梦”.总体来说,徽宗之词停留在对自己生命的忧虑之上,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悲叹故国不再,《燕山亭》是宋徽宗对于自己沦为囚徒的心声,是对自己未来的生命存活、生命自由和时运不济的发声.
虽然《虞美人》与《燕山亭》都是两位作为囚徒的亡国之君对于生命忧患意识的作品,但是李后主在悲叹自己的生命时,并未拘泥于自我“忧生”,而是越出了小我,是如释迦牟尼、基督一般带着宗教济世的情怀“忧世”；宋徽宗则是感于物而发,联系自己的悲剧命运,后妃、财物尽为人所掳,悲叹自己受尽折磨沦为囚徒,因此徽宗之词是生命的忧虑,是一个亡国帝君的个人化情感的宣泄.
综上所述,李煜与赵佶有着相似的悲剧人生经历,同为亡国之君,因此其词作所写的题材也相似,都体现了忧患意识,但是词人眼界不同,其作品中的忧患意识也不同.因此,虽然常将李煜词与赵佶词都作为亡国君主的最后发声,但是在二人的词作中却体现了词人不同的“忧世”意识与“忧生”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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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飞龙,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兰雪,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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