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有利于治理大城市病,该文是城市类有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和大城市和治理和有利于类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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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人口膨胀,资源紧张,“大城市病”向来备受关注,北京尤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众说纷纭.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突出了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首先就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而且必须是国际一流的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专家认为,规划建设河北雄安新区,是尊重城市建设规律、解决“大城市病”问题的关键一招.
亲历北京交通拥堵
北京的城市特别大,交通是令人头疼的一大难题.
近年来,本刊记者曾数次到北京出差,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北京的城市特别大,交通是令人头疼的一大难题.
一次到北京出差,因工作需要,本刊记者住在海淀区中关村附近,第二天上午,记者提前一个多小时从住宿的宾馆出发,赶往北京火车西客站,准备搭乘上午八点半的高铁回长沙.记者拿起北京地图一看,从住宿所在地到北京火车西客站的交通方式有：转乘公交车、公交车转乘地铁、出租车.计算了一下时间后,记者选择了出租车.按照计划,乘坐出租车能提前20分钟左右赶到火车站候车.
然而,出租车开到公主坟附近开始堵车,往前看不到尽头全是车,后面的车还在不停地涌过来.司机说,他在北京开出租车已经多年,“堵车是经常碰到的事.我从不对乘客承诺多长司机能赶到目的地,因为谁也不知道会堵在哪个路段.”在走走停停之间,时间悄然流逝,最后记者赶到火车站时,已经无法赶上火车,而其他的车次当天无票可售.记者只好在售票窗口购买了第二天返回长沙的,在北京多留宿了一晚.
还有一次记者到北京出差,住在一条小胡同里,吃过晚饭后打车去天安门广场观赏夜景.晚上9 点左右,人潮渐渐散去,记者想打车回到住所.走出天安门广场前面的马路后,记者来到附近一条马路边,记者想要打车,然而,等了十多分钟却没见到一辆出租车.站在马路边等出租车的人黑压压一片.记者顺着来时的马路往回走,走了约2 公里,已是非常疲乏,只好再次站在路边等出租车.
晚上10 点左右,终于拦住一辆出租车,一开始,司机不愿意去记者的住所,“路程短,但要经过几个红绿灯路口,还经常堵车.”在记者的一再请求下,司机才勉强同意,“看你也累得够呛的了.”司机一查GPS 导航仪,说不到10 公里路程了,“如果不堵车,很快就会到,如果堵车就说不准了.”不幸被司机言中,出租车转到旁边的马路时,遇到了堵车状况,司机开始诉苦：“一般我是不开往这个路段的,就怕堵车.”司机选择了绕道,最后记者回到住所的商务宾馆时,已是将近晚上11 点.
正在撰写这篇稿件时, 本刊记者在网络新闻上浏览到一条北京的路况简讯：根据北京市交管部门预测,2017 年4 月16 日——22 日这一周的工作日,早高峰东部环路交通压力较大,易发生拥堵.此外,该周工作日预计出现阴雨天气,或导致拥堵现象更加明显.“工作日早高峰,二环路、东三环、东四环、东北五环、机场高速、京藏高速等车流量较大,易发生拥堵.此外,工作日早高峰,京通快速、广渠路（五环内）进城方向在7 时至9时易出现拥堵.交管部门建议市民出行可由东五环北向南方向绕行京哈高速躲避京通快速、广渠路大部分拥堵道路.”
是“拥堵收费”还是分流疏散？
北京的堵,也许并不是光靠出台‘拥堵费’政策就能解决.
相对于本刊记者在北京的直观感受,也许来自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据央视新闻报道,2017 年1 月10 日,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等多家权威机构正式发布了《2016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6 年度十大“堵城”分别是：济南、哈尔滨、北京、重庆、贵阳、深圳、昆明、杭州、大连和广州.济南、哈尔滨、北京位列全国“堵城”前三.“说北京是‘堵城’,我看名副其实,我们常年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对此深有感受.”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湖南籍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当北京的拥堵成为常态时,各种“治堵”的呼声日高,其中“拥堵收费”曾一度成为网上的搜索热词.《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称,早在2003 年,北京便因堵车日趋严重引发全民大讨论.尽管此前有关部门出台了包括单双号限行、限购、提高停车费等多项措施,但“人在堵途”的状况始终难以改善.在此背景下,征收拥堵费被认为是一招“必杀技”.2016 年,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委在北京市政协召开的雾霾治理问题提案*协商会上表示,初步制定北京市交通拥堵收费政策方案和技术方案.
对于征收交通拥堵费, 北京曾通过各种渠道释放过相关信息.2010 年,北京市宣布出台28 条措施缓解交通拥堵,其中就包括“研究制定重点拥堵路段或区域交通拥堵收费方案,择机实施”.2013 年11 月初,《北京市2013—2017 年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方案》再次提及北京拟择机收取交通拥堵费.此后北京市环保局以及北京市交通委的负责人又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北京正在研究交通拥堵费的征收.
不过,记者获悉,针对出台“拥堵费”政策的进展情况,仍然没有出台时间表.2017 年1 月16 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报告中谈及“制定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规定”时称,鉴于这项法规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其中有的问题社会共识程度不高,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常委会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延迟了立法工作进程,暂未安排审议.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容军表示,今年将不断加大治堵研究,将采取包括经济、法律、科技以及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他强调,有的政策需要研究、有的需要达成共识后才能出台.
在密集调查、论证“拥堵费”是否可行的同时,北京的市民也对此高度关注,不少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北京的堵,也许并不是光靠出台‘拥堵费’政策就能解决,我认为,关键还是要适当疏散人口,如果北京的人口没这么多了,各种单位没有现在这么密集了,车辆自然就会少很多.因此,我认为,北京要治理交通拥堵现状,应该重点在‘疏’字上下功夫.”
雄安新区的疏解功能
以北京的交通拥堵现状为例,可以感知“大城市病”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专家指出,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大城市病”.如何治理“大城市病”,也自然有不少专家学者的建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雄安新区的出现,让社会各界对治理“大城市病”眼前一亮.
雄安新区为什么有利于根治“大城市病”？关键还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拓展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在回答“已经在北京通州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了,为何还要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一问题时说,京津两地过于“肥胖”,大城市病突出,特别是河北发展与两地呈现“断崖式”差距.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形势下引领新发展、打造新增长极的迫切需要.
《人民日报》刊文称,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尊重城市建设规律、解决“大城市病”问题的关键一招,是创新区域发展路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的点睛之笔.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先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从我国经验看,通过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这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在做客人民网直播时也指出,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城市病”,但并不是说把所有的非首都功能都迁出去,而且这个疏解是逐步的.
本刊记者就设立雄安新区对治理北京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的作用,与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媒体界人士交流时,对方说,生活在北京的人都非常赞成雄安新区的设立,北京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的问题都会得到极大改观.“我认为,设立雄安新区无疑对治理北京交通拥堵乃至治理京津冀地区的‘大城市病’,都是有明显作用的.雄安新区能纾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肯定会分流不少人口和单位,那样北京的车辆会少很多.可以预见以后我们的生活肯定会更有闲情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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