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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海岸线与能见度论文参考文献：
——关于福鼎诗群的
霍俊明
从温州到福鼎的高速路上,车窗外是南方的茫茫夜色,我想到的是去年和温州友人共游楠溪江的场景.在快速的前行中,夜色里偶尔闪现的灯火并不能帮我认清一个从未涉足的地方.而在一个精神能见度并不太乐观的年代,诗人必须站出来说话.当车子经过分水关,朋友讲到闽越吴当年的关隘废墟.我在想这个年代的诗人在鼎沸的现实中争相介入和热论的时候,诗歌与地方性知识和历史碎片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也许我们都在匆促地身不由己地跟随着时代宏旨向前,可是我们却很难发现自我命运在现实中的真正位置,很难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重新来面对自我、现实和历史.我对那些仍然挖掘和擦拭土层下历史碎片的诗人,对那些保持了对现实和自我以及诗歌语言同时照亮的具有精神能见度的诗人心怀敬畏.而这也是我多年来评价当下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准.
当我在北京读完21位福鼎诗人群的诗歌后,我一直在追问,对于一个海岸线的城市,一个曾经在山水诗神眷顾的地方,这些诗人与或隐或显的“地方性知识”之间保持着怎样的关联呢？
因为,在他们的诗歌文本中我看到的空间更多是日常化的,尽管也有一部分诗人对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予以了一定的抒写（比如林宜松的类似于山水小品的诗歌）,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当下包括福鼎在内的诗人都更多的是将诗歌的神经末梢探入到自我和日常生活的深处.作为一种见证和介入的日常之诗我们目前所阅读到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与此同时,更多的诗人又对当下新奇百怪的现实生活以及焦点化新闻化的社会公共场域抱有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在当下中国诗人这里已经变得愈益显豁.与此相应,诗歌的难度也在加大,因为尽管每一个诗人看似具有了自我和个性表达的自由和开放度,但是这些诗歌并置在一起就因为相似性而被戏剧性地相互稀释和抵消了.这就是诗歌写作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命运.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当下的诗歌写作就更具有难度,实际上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会有自己的难度,而我想说的是在一个诗歌写作群体突然激增的年代和情势下,优秀的诗歌层出不穷,但是具有重要性的诗歌文本却空前匮乏.实际上这就是“诗”与“真”的关系.而诗歌无论如何发展,我持有的一个最终的态度或者尺度来说就是“诗”与“真”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相互激发、平衡、吸引和彼此发现.这种“真”既应该是“诗性的”又应该是“历史性”的,是“美学”和“见证”的互补.新诗之“真”不仅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有关,而且也与语言修辞能力带来的深度“可信感”有关.
具体到闽东和福鼎的诗人,我只能谈谈阅读过程中的一些观感和碎片——整体性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
从这二十几位诗人的身份和生活背景来看,除了一个诗人之外都是福鼎的本土诗人,都是在这里成长、生活和写作.我想这正好在一个人人谈论城市和“乡愁”的时代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反向性存在的精神事实.随着一个个乡村以及故乡的消失,城市时代的新景观与没落的乡土文明的旧情怀之间形成了错位心理.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那是一个云南的秋日午后.院子与翠湖只有一墙之隔.湖边游人如织,院内空有巨树两棵.阳光抖落在城市的院子里,我们已久不闻内心的咆哮之声.在那个渐渐到来的黄昏,我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话：“出入无时,莫知某乡.”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这种乡愁更多是体现为对城市化时代的批判化理解.在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中更多的诗人所呈现出来的现实就是对逝去年代乡村生活的追挽,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和讽刺.更多的诗人是在长吁短叹和泪水与痛苦中开始写作城市和乡村的.很多诗人在写作城市的时候往往是从社会*的角度进行批判.这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的写作方式,这是必须要予以反思的.这样说并非意味着福鼎诗人没有对乡村生活的记忆追挽,没有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和评骘（比如林典铇、白鹭和福林的一部分诗）,而是说“乡愁”具体到诗歌而言从来都不是表层和单向度的.我恰恰在一些诗人那里看到了由真实的个体体验从生发出来的情感和知性空间.能够在故乡写作,能够在故地生活,能够在日常中与“乡愁”相遇,这未尝不是幸运的事情——起码对于那些深处故乡之外的另一个空间生活和写作的“异乡人”来说是如此.
读完王祥康和迪夫诗歌之后,一个意象一再延宕我的阅读时间.这就是他们诗歌中同时出现的“水杯”.而具有意味的是“水杯”这样的日常器物在不同诗人那里所呈现的精神指涉区别度非常大.而这正是好的诗人所应该具备的素质——重新对事物和生活的发现能力.尤其是对“水杯”这样的日常之物能够发现其陌生性和提升来自于日常空间的诗意已经实属难得了.在王祥康的《立春的下午和一场雨交谈中》那个水杯正在等待中冷却甚至变凉,但是这一切却因为有一个正在风雨中赶路的友人而变得了具有了生命的温度和热度,“我在不断冷去的茶杯中 / 看见一个人亮起来”.这正是诗人的主体性对日常之物的变形和再造以及情感化的投射.而迪夫的《水》则通过突出的转化能力将日常的客观之水融化为主体的“血液”.在我看来,越是处理来自于日常经验的诗歌越需要寓言性,在真实和虚幻中获得有效的平衡.过于胶着于现实的诗歌容易成为表层的仿写,成为平庸肤浅的段子和小说化的谈资.这需要的正是诗人的超拔、疏离和过滤以及提升的能力.在我看来,福鼎诗人中王祥康的诗《我的身体里怎么常常弥漫着青草味》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来自于日常自我的“寓言之诗”.那在日常空间所弥漫出来的青草味更大意义上是时间的精神气息和隐秘的自我主体性的幻梦——这是不能消解的时间和自我之梦,又不是过于浓烈和理性的“成人之诗”.由此,我们可以说,诗人就是介于日常的门口和梦醒来时边缘位置的人.
而日常生活的主体无疑是家族.这在林典铇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诗歌中得到了反复印证和凸显.但是平心而论,关于家族亲情关系的抒写自古就不乏佳作,那么该如何写出一个属于诗人自己又具有普世性的父亲和母亲形象呢？而对于林典铇而言,就是在日常中写作——这似乎比之那些精神对位和道德谱系层面上亲人形象要更难.该如何在日常中发现诗意这对于每一个快速时代的诗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和挑战.诗人该如何选取能够指向致命部分和现实要害的日常材料是每个当下的诗人都必须面对的.林典铇在家里的日常角落观察、体味和抒写父亲,在一个弱小的植物和盛开的花朵面前,反差性、悖论性和不可逆性语境中父亲的缓慢、苍老、迟滞以及死亡的阴影就以戏剧性的方式凸显出来,比如《父亲的白发》《皱纹》《新年愿望》等.而陈小虾等女性诗人对父亲的抒写则更具有精神性的气息,特殊的视角对于还原日常涡旋中真实的“父亲”起到了促进作用,比如《那一夜的父亲》.
从这些福鼎的诗人的年龄和代际构成来看,值得一提的是十几位70后诗人中竟然有近乎一半的女性.由于诸多原因,70后一代女性诗人不仅曾一度写作人数稀少,而且罕有出类拔萃者.我这样说可能会伤害一些人,但这却是一个显豁的事实.之所以缺乏具有重要性的女诗人,对于这一代人而言不仅与她们的写作愿景、个体写作能力有关,也与缺乏必要的写作动力有关.而最早出现的几个70后女诗人早已经匆匆上马就旋即偃旗息鼓,有的名声很大但是诗歌文本完全禁不住推敲.直到2005年随着博客以及自媒体的催生,一些70后女诗人开始大量出现.她们无疑属于写作的“晚熟者”甚至一部分是同80后和90后女诗人一起成长起来的.随着年龄的增进,一种“成人化”的女性写作气质以及“中年之累”正在形成.她们用闪亮而又锋利的针脚缝补生活和词语的缝隙——温暖而又不失凛冽.大体而言,福鼎的这几位70后和80后女性的诗歌既内敛又敞开,自白和抒情并置且不乏戏剧性的能力.她们天真而成熟,欢乐而忧郁,难避成人心理又有不舍的童话心结.其中有的诗歌声调不乏来自时间深处的低低的祷告和自我劝慰,因为精神生活和现实并没有那么轻松.而陈小虾、王丽枫、蓝雨等女性,不论题材大小,无论视域宽窄,无论经验情感多么私人性,只要这来自于个体的生命,来自于对诗歌美学的效忠,这就够了.这样的诗对于自我而言是可靠的,因为它维持了“诗就是诗”的底线.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对于女性诗歌而言,很多读者和评论者充当了道德判断者的角色.其中陈小虾对诗歌叙事因素和细节的把握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从诗歌的结尾和整体性构架而言她尽管年龄小但是已经足够成熟了,比如代表性的《慈兴庵》一诗的构架和结尾的特殊性.而王丽枫等女性则在“中年”的隐痛中抒发不甘的内心潮汐和精神愿景,比如老旧的外套下仍然有着“一座海洋”.
从福鼎到闽东再到整个福建,我实际上并不具备整体性考察的能力,我所给出的只能是一个阅读的碎片.但无论如何,在快速前行的时代能写诗读诗毕竟还是精神生活的内驱动因使然.
我离开福鼎的时候终于看清了高速路边的青山和流水,看到了山顶上的高压电塔和宋代的一座古塔.也许,这正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境遇.快速的（高速路）和缓慢的（山水）,当下的（电塔）和历史的（古塔）就是这样同时共置叠加在我们面前.而诗歌能做到的,不仅是面对寺庙这样的精神气息提升的宗教和乌托邦之所,而且要面对滚沸的日常现实和城市化的生活.
在“人言”和“寺庙”之间站立的没有旁人,只有诗人！
责任编辑 小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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