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北京,本文是汪曾祺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汪曾祺和人间和人间送小温方面论文例文.
汪曾祺论文参考文献：
1948 年,汪曾祺初到北京,谋职于午门历史博物馆,家住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来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1950 年夏天,他又在东单三条、河泊厂住过一段时间.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四年后,汪曾祺终于回京,其间先后住进国会街五号、甘家口,将近20 年.再后来,他举家搬到北京东南角的蒲黄榆,又住了十几年.除了江苏、云南外,北京可谓是汪曾祺的第三家乡,占据了他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光,历经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汪曾祺始终在默默地静观着这座古城,书写着它的琐碎人事,记录着它的四时流转,体味着它的酸甜苦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位从容恬静的文人,从来都是以爱与暖的姿势,拥抱着这个世界、这座古城,以及所有人群.
午门、国会街五号和甘家口
初入偌大古城,汪曾祺没找到落脚之地,心中不免茫茫然.幸而,不久老师沈从文为他在历史博物馆觅得一职,于是翻资料、做卡片、接待游客,接触的人寥寥无几,日常工作也乏善可陈.当时汪曾祺住在午门右掖门,一到夜晚,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上了锁,他独自站立在午门下的大石坪上,万籁俱寂,满天繁星,于是给黄永玉写信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那时候筒子河边有杂耍的,算卦的,卖艺的,形形色色的人各有其生活.汪曾祺好奇地观察着他们,算是苦中作乐.汪曾祺接触到一些地道北京人,历史博物馆有一位叫老董的,一天三餐凑合填肚,时常自我调侃,但内心深处却愤世嫉俗,常发泄在儿子身上.汪曾祺从其身上感受到了京城底层市民的朴素原态和内心焦灼.他感到,自己所熟悉的民国初期文人笔下的北平古都,那些冲淡古意的诗句,那些风云际会的场景,那些悠远从容的姿态,都在渐渐褪色.
发配到沙岭子之后,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宣武门城墙下的国会街五号,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斗室,只能摆下一张双人床和一只五斗橱.到1962 年汪曾祺回京时,全家已住进了院子里的一座木头小楼上,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套间.院子里种了几棵海棠树和杏树.一到春天,满院子花朵翩跹绽放.汪曾祺和三个孩子趴在小楼木栏上,看蜜蜂嗡嗡地飞作一团.汪曾祺鼓动孩子们越过木栏,踩着邻居的屋顶去折杏花,还在一旁不断叮嘱：“小心啊！小心啊！再往前一点儿,那枝漂亮！”他把折回的花插在一个黑釉瓶子里,摆在书桌上,淡淡的香味充盈了整个小屋子.晚上,他就坐在摆满鲜花的桌子前,写《羊舍的夜晚》.
出了院门,穿过一条小马路就是城墙,城墙上野菜丛生,汪曾祺大致都能说出野菜的名字：车前草、马齿苋、灰灰菜……汪曾祺对灰灰菜兴趣甚浓,看到一蓬长得好的灰灰菜,老远就热情地招呼着前来挖野菜的人,指给他们看,还眉飞色舞地说怎么炒、怎么凉拌,味道如何的好.
国会街五号的后窗外,是一个大杂院,院内种有一棵很大的臭椿树,一阵风过就有一股怪味飘散过来.杂院内的人竟由着臭椿树自由生长,在下面快快活活地过日子,汪曾祺暗自啧啧称奇.后院靠墙根的小房里住着一个老头儿,每天都在摇煤球,白天在空地上摊晒许多煤球,晚上撮成一堆,第二天又摇新的.汪曾祺私以为,这个老头儿摇煤球的姿势好看,摇出的煤球也最圆.后院的人做饭时,用很大的蒸锅蒸很大的馒头和窝头,往头里塞很多菜馅儿,出锅时满院都是菜窝窝的香味,汪曾祺夸张地深呼吸,向妻子叹道：“这窝窝头一定不难吃.”这里住的都是北京城最下层的人群,是北京城的“野孩子”,左右邻里常常避之不及,汪曾祺却喜欢观看着后院的一切,每当看书或者写作累了,就站在后窗前,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一看就是好半天.
搬至甘家口时,一家五口人挤在一个两间房的单元里,睡觉要支起折叠床.在这里,汪曾祺孵出了《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名篇,这些文章常常一气呵成,手稿舒服工整.汪曾祺作息很有规律,写文章一般只写到*,熬到清晨的时候罕见,但也偶有情绪万分激动的时刻.甘家口离玉渊潭很近,那时玉渊潭还是个没有大门、围墙、水泥亭台、游乐园和小卖铺的“野生”公园.汪曾祺每天一早就来遛弯,闲聊.一年冬天,公园的湖面上落下了四只天鹅,十分罕见,好多人远道赶来看天鹅.汪曾祺更是兴奋,每天回家都要和家人汇报最新情况.不料,两个小青年为吃天鹅肉,趁夜用把一只天鹅打死了.汪曾祺听说后,惊怒交加,连夜写下小说《天鹅之死》.他由衷地说：“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
沿着玉渊潭的北岸向东走,坡下有一片小树林,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响成一片,这是遛鸟人的群聚地.汪曾祺每经这里,脚步都轻盈起来,殷切地凑上去和人聊天.汪曾祺写过一篇《北京人的遛鸟》介绍遛鸟盛况.从七八十岁的老爷子,到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们大都起个大早,赶首班车的,步行的,更多是骑自行车的,来玉渊潭遛鸟.他们手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散步,还轻轻地把鸟笼前摇后晃.少则带两笼,多至七八笼,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他们安排得都十分妥当,显得潇洒自得、神清气爽.
当时汪曾祺在虎坊桥上班,下班后到西四菜市场买点时令蔬菜,然后换车回家.车站旁边独居着一个老人,每天无所事事,只是做两顿饭,吃完饭就坐在门前的小马扎上看街.汪曾祺在《闹事闲民》中写道：“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烦恼,无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面条、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个活庄子.”
住在蒲黄榆时,楼里住进一些搬迁户.有个小伙子浑不讲理,一次坐电梯因为纷争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汪曾祺听说后,屡次想找小伙子理论,还请几个同是搬迁户的长者出面主持公道,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在《胡同文化》一文中,他借此揶揄了北京小市民的生活陋习.文章还谈及,北京城就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街道、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这种方正不仅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北京人喜欢“独门独院”,虽也讲究“处街坊”,但终究往来不多；北京人易于满足,对于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又不爱管闲事,常常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居民大都安土重迁,几十年也不“挪窝儿”；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北京人大都安分守己,甚至逆来顺受.
在这座喧嚷的古都中,汪曾祺体验着静观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他十分喜爱的几句诗,也是他的生命之声.
家常吃食与“贴秋膘”
说到文人论食,汪曾祺必然绕不过去.这是他最为快慰怡然之事,能把生命之乐融于瓜果蔬菜之中,把考据、学识、情调流溢于色香味之中.三十多篇谈吃散文,每每读来都让人香味扑鼻、食欲大开.
在北京生活将近五十载,谈及北京吃食,汪曾祺写得最多的却是北京的家常酒菜.1948 年冬天初到北京时,汪曾祺路过街头巷尾都能听到响亮的吆喝声：“ 哎——萝卜,赛梨来——辣来换……”不禁笑道,看来在北京做小买卖的, 都得有副好嗓子.这种心里美萝卜是北京特色,用手指头一弹,当当声脆, 一刀切下去,咔嚓嚓作响.炒萝卜条是北京的家常下饭菜.有时入酱炒,则佐粥最佳.北京老豆腐其实并不老,只是相较于豆腐脑而言,佐料很简单：芝麻酱、腌韭菜末.坐在街边豆腐摊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饼,夹一个薄脆,就是北京人的一顿好饭.过去北京的豆腐脑浇羊肉口蘑渣熬成的卤.羊肉是好羊肉,口蘑渣是碎黑片蘑,还要加一勺蒜泥水,比起现在一锅稠乎乎的酱油黏汁精细许多.“豌豆黄”是著名的“宫廷小吃”.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 5 寸×3 寸的长方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块,分而不离,以牙签取而食之.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不然一天都不舒坦,贫富皆然.汪曾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上班后都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汆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开始到展览室里去坐着.北京人爱喝花茶,汪曾祺虽不喜花茶,但是老舍先生家的花茶则是例外,尤为好喝.在老舍先生家做客时,汪曾祺吃到过一道地道老北京味儿——汤菜麻酱炖黄花鱼.黄花鱼极鲜,而且都是一般大小,都是八寸,装在一个特制的器皿——周壁直上直下的瓷子里,黄花鱼一条条顺顺溜溜平躺在汤里.还有老舍夫人最擅长的“芥末墩”,汪曾祺以为是天下一绝.
汪曾祺在《五味》一文中说,北京人偏于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后,于是菜农也开始种了,农贸市场才有鲜嫩的苦瓜卖,但是颇贵.北京人过去不吃蕹菜和木耳菜,近年也爱吃了.可见,人的饮食口味是可以改变的,而北京人的吃食也在不断变化.北京人口中的臭豆腐是指臭豆腐乳.汪曾祺曾听到小贩沿街叫卖“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要一份臭豆腐,就着贴饼子,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汤,胃口大开.
炎炎夏日,人的胃口总也有点恹恹不振,饭食更是清淡简单,人易清减.而时至素商,秋风吹动了人的胃口,想吃点好的、有营养的,以补偿身体在夏天的损失,即“贴秋膘”.北京人的“贴秋膘”经常选择吃烤肉.
汪曾祺在《贴秋膘》*绍说,北京的烤肉具体为“三烤”,即烤肉、烤鸭、烤白薯. 以烤肉为例,先要在“炙子”上烤,“炙子”是一根根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烧着大块的劈柴,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作料——酱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再加一点水,交给顾客用长筷子摊在炙子上烤.“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下面的柴烟火气从缝隙中头上来,不但整个“炙子”受火均匀,烤肉也带有柴木清香；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以填入缝中,增加烤肉的焦香.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大火烤着,人就热得受不住,大都脱得只穿一件衬衫.足蹬长凳,解衣磅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
北京烤肉以季、宛、刘三家最为有名.汪曾祺住在国会街时,和烤肉宛相近,故时常去.有时发懒不愿排队等炙子,便派孩子带个饭盒烤一饭盒,外买几个烧饼,一家子就是一顿饱饭.老一辈北京人有道野地里吃烤肉的风气,汪曾祺听玉渊潭附近的老住户说过,以前一到秋天,老远都能闻到烤肉香.一边看野景,一边吃烤肉,想来别是一番滋味.
一次,北京的同学请汪曾祺吃烤肉,席间问：“敢不敢喝豆汁儿？”汪曾祺欣然应约.两人马上去到一家小吃店,要了两碗.临喝前,朋友还警告说：“喝不了就别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不料汪曾祺端起碗来,几口就咕噜咕噜下肚,还豪迈道：“再来一碗.”用他的话说,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
汪曾祺在家里也常做些杂七杂八的吃食：麻豆腐,炒疙瘩皮,羊头羊蹄, 热汤面就臭豆腐……但大都不可登大雅之堂,尤其是煮羊蹄子,味儿太大,惹来全家,但是汪曾祺照做不误.早些年,市面上还没有爆肚可买,汪曾祺十分嘴馋,便自己买回生牛肚,加碱、用面、添醋,吭哧吭哧洗上半天.再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留下中间部位,自己配制调料.折腾了两三个小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还嚼不烂.汪曾祺用假牙用劲磨蹭,还吃得津津有味.作为美食家的汪曾祺,谈起做菜往往长篇大论,令人垂涎,却也不免有些“纸上谈兵”之嫌呀！
北京秋花知多少
不仅是吃食,还有草木鱼虫,在汪曾祺笔下,或是考据根源,或是状写情致,或是调侃谐趣,无一不是灵性顿生、意境旁出.一部《人间草木》中,充溢着他对生活的喜爱,对于人世间的“小温”,纵然颠沛,生活朴素,但总有一抹至纯至善之暖光,闪耀在心头.
北京的秋意渐浓,而那些秋花,在汪曾祺笔下,又是怎样的颜色和温度呢？
汪曾祺曾建议北京多种植桂花.桂树在北京并不多见,少有大树.据说颐和园种有几棵,也并不引人关注.汪曾祺曾在藻鉴堂小住过一段时间,正巧楼道里有两棵桂花树,不过是种在盆里,还不足一人高,让人嗟叹.南方人大都喜爱桂花,它入冬不凋,香气浓郁,还能做成元宵馅、年糕,既有观赏价值,也有经济价值,何乐而不为呢？
每当参观北京的秋季广交会,必能看到很多盆菊花, 但常常是“菊山菊海”,一大排菊花拥挤在一起,不利观赏,汪曾祺素不赞成.有时甚至把菊花缚扎成龙、成狮子,更是暴殄天物.在他看来,“花还是得一棵一棵地看,一朵一朵地看” .
全国以菊花负盛名的城市不少,黄河以北,则以北京为最.菊花品种甚多,各有颜色,虽以为主,但也不乏白色、紫色、红色等.一次回乡时,汪曾祺就在公园见到一盆花大盈尺的绿菊.菊花的花瓣形状多样,有平瓣的、卷瓣的、管状瓣的.汪曾祺在镇江焦山见过一盆“十丈珠帘”,细长的管瓣下垂到地,足有三四尺.北京的菊花诸如狮子头、蟹爪、小鹅、金背大红等和南方大都相似.但可惜的是,南方一些菊种在北京却少见,譬如“晓色”“十丈珠帘”和“枫叶芦花”,汪曾祺就从未见过.
每年腊月和重阳节前后,老舍先生都会邀请北京市文联、文化局的同事到家中相聚.老舍的哥哥是侍弄菊花的高手,花很鲜艳.汪曾祺曾说,老舍家的菊花是他在北京见过的最好的菊花,至今不忘.
秋海棠在北京甚多.大多数花为五瓣,秋海棠为四瓣,十分独特.北京有银星海棠,大叶很坚厚,上洒银星,秆亦高壮.但汪曾祺最爱的却是秋海棠“伶仃瘦弱”之态.汪曾祺生母在其幼儿时期患肺病,为防传染,便独居在一座偏房的小屋中.保姆抱着年幼的汪曾祺前去探望,也常被拦在门外,自小他便对生母毫无印象.生母死后,这间小屋也常年锁着.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墙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坛,种了两三棵秋海棠,无人照看,在秋天竟也开花.但是花色苍白,倒显得楚楚动人.不论在哪里,每看到秋海棠,便能牵引起汪曾祺内心深处对于生母的牵念.
西山红叶是北京著名秋景之一,但汪曾祺澄清说,西山红叶其实是黄栌,不是枫树,但北京也不妨多种一点枫树,颜色更加娇艳丰富.秋葵则有种“风致楚楚,自甘寂寞”之美,种子落在篱落、石缝间都能生长、开落.其花瓣大、花浅黄,瓣有细脉,花心处有紫斑.还有鸡冠花和凤仙花,也十分常见.入秋后,北京沿街大片的爬山虎叶转红,说明秋意渐浓.
是的,北京的秋意浓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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