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和舵的*：略议《静静的顿河》和《丰乳肥臀》中的政治选择与命运归属,本文是关于丰乳肥臀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与《静静的顿河》和《丰乳肥臀》和命运归属相关论文范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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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舟行必赖舵轮以定航向,否则风雨飘摇；若遇风难泊,则全身系命于锚.人在动荡的历史中舟行,舵转向哪,是谓政治选择；而锚抛在哪,锁定命运归属.自20世纪开始,世界爆发了不止一次波及全人类的战争,这意味着任何附着静止于这个动荡时代的人与事,都将面临倾颓和重建.静静流淌的顿河旁,勇武的哥萨克面临巨大的考验,必须奋力搏击,才能在抗争中求生存.而因袭着深重传统的高密东北乡,也在悲观和愤怒中滋生出生存的力量,在困局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肖洛霍夫和莫言分别于1965年和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别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在审美观念以及对现代人的命运的思索上有惊人的共通性,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审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如何参与了作品的多层次的叙事模式的建构？他们的审美观念又是如何与作家所思索的人的命运的主题取得联系？这里将以《静静的顿河》和《丰乳肥臀》这两篇小说为例加以阐释.
1审美观念的暗合与分殊
世界是一座光影流离的舞台,人生的本质就像舞台幕布后的世界,当幕布被造化的大手偶然掀开,袒露出来的很可能是人对世界掌控的无力感.20世纪以来的几次战争,显示出了它的粗野和残暴,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颠覆性——对这个世界进行一轮接一轮的破坏,将文明甩到时代脚步的后面.具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作家,总在无时不刻在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肖洛霍夫曾表示,现代人的命运永远使他不安；莫言也认为小说就是要写人,“写人性的东西”.他说文学若是“图解口号”,那么“教训惨重”,而他调侃自己“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不是一个主旋律作家”.
从表面上看,肖洛霍夫与此相反,他的重要作品《静静地顿河》恰恰是“主旋律文学”的代表.所谓“主旋律文学”,即在处理革命历史等重大题材时,在宏大叙事中呈现出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弘扬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历史和道德*.而如果《静静的顿河》仅仅是叙写了红军最终的胜利、反革命势力无可挽回的溃败、共产主义的流播以及生根发芽,那么则没有继续讨论的余地了.实际上,在作品表层叙事结构之下,还有其他更深广的意义.无可争议的正面主题界定了作家自身的价值立场,文本中对情节的设置以及对主要人物的处理却暗含了作者自身的人道情怀,延伸出更深广的心理内容.
文学不是政治说教,却不可能离开作家的价值立场,也难免渗透出几分教诲的味道.不能简单地说哪个作者在文本中将自己隐藏得更深,就更技高一筹.这种教诲的前提是作家对他所倚靠的价值系统有强大的自信,假定他比普通读者有对前景更明晰、正确的认识.仅从对男女问题的处理上,肖洛霍夫故事情节的设置上有极强的*意识,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之间的不伦之恋后,遭到了来自父亲潘苔莱的阻挠,葛利高里默默接受了家里的安排,想就此主动结束与情人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而纵然放纵热情如阿克西妮亚者,面对葛利高里妻子娜塔莉亚的质问,也表现出道德上的优越性,辩解说自己从未像大儿媳达丽亚那样与多人风流过,与葛利高里之间的火花以及越轨的行为完全是出自两人真诚的爱情.最终,达丽亚的下场被肖洛霍夫安排得很坏.达丽亚在与军官鬼混后染了性病,风流付出了代价.与其说是她为完成对自己的救赎沉河自尽,不如说这个不符合肖洛霍夫心中正统道德规范的人物按照可能的逻辑被挤兑出了历史的大道.显然肖洛霍夫很不喜欢这个美丽妖娆,但是放肆的女子.甚至不时把她描写得俗艳而愚蠢.而文本的结尾,葛利高里唯一留存的血脉是与正妻娜塔莉亚的孩子,生于出走之中的情人阿克西妮亚的小女儿早早因病夭折；而引诱了阿克西妮亚的利斯特尼茨基也因为妻子和波克罗夫斯基将军胡搞而受不了,最后气得自杀.“对那些死去的好人是应该惋惜的,可是谁也不会为这爷俩伤心.”这种安排竟然应了“淫女者,妻女必被人淫”的这句中国古话.似乎也达到了一种有意无意的“孽因结孽果”式的道德上的平衡.
走笔至此,不免有些臆测的成分.而相形之下,《丰乳肥臀》中呈现出作者与读者乃至文本人物平等对话的姿态,减少了对“不伦之人”命运的摧毁性干预,甚至有那么几分“诲淫诲盗”的味道了.莫言几乎是反教诲的,他基于自然人性具有合理性的立场,将人的写得入木三分.在文本中,的存在是自然且无需遮掩的.上官家的大女儿来弟命途多舛,先后嫁于沙月亮与孙不言,又与鸟儿韩有情感纠葛.第一次丧夫后,她无法承受精神重压,疯疯癫癫六妹夫巴比特,却招来二姐夫司马库.通奸被母亲鲁氏撞见,鲁氏虽不齿于此,却宽容默认了这种关系,不过是劝司马库把大姐收房,姐妹共侍一夫.不得已嫁与孙不言后,大姐来弟与鸟儿韩有染,而鸟儿韩可是让三姐相思成狂以致殒命的心上人啊！不得不说,《丰乳肥臀》文本中所呈现的情爱*,要原始、素朴得多.再如,为了让有恋乳症的儿子上官金童“成长”,她将金童交予独乳老金,以期建立金童的男性气质.莫言将这个身体残缺、丑陋怪诞的女人描写得有种蚀骨入髓的妖异,但连她都最终厌弃了长不大的金童,变形与夸张的描写不失讽刺,而从对人物服饰、语言的描写以及情节的安排和设置上看,倒不见作者对她有多鄙夷和憎恶,反倒有些魔幻的色彩.
无论是《静静的顿河》还是《丰乳肥臀》,都以史诗般的品格,试图在小说中全景式地展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时代生活.在这个历程中,紧随着文本人物的彷徨、不安、困惑,作家看到战乱带来的人类惨状和满目疮痍；看到人与政治、人与时代之间的冲撞,以及外部环境对人僵硬的、缺乏包容和弹性的状态；看到抗争中的人们倾尽饱满的生命力却结出了异常苦涩的果实.动荡时代的特征,用葛兰西的话可以概括为：“旧的已死,新的却痛不欲生.”大的政治环境并不允许依托体制的作家对体制本身的疑窦丛生,而秉着对人类苦难的忧患意识,以及“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的社会责任意识,两位作家在着力描写的政治立场摇摆的动摇人物身上寄予了深沉的同情.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因为政治抉择的“偏误”走向了个体生命的黄昏,而不可忽视的是他们都在这个世界重整秩序的变革中,不断寻找生存的意义.这给我们提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暧昧未明的历史阶段,是否一定苛求在缝隙中求生存的人们明晰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否要求他们一定具备自发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规则迎合并促成尚未建立的新秩序的能力？——两位作家对葛利高里与司马库这样有热血英雄气的“动摇人物”的同情,客观上部分消解了“英雄”与“草寇”间泾渭分明的政治定性和正误划分.伴随作家情感因素的渗入,人物形象趋于丰满.多面复杂的人物形象加重了作品的内涵的丰厚性,也透露出两位作家在深层次审美观念上的暗合.
2文本世界中的家国*
、软弱、惶惑、焦虑、倔强等并存于人物身上,人物的形象也因为种种不完美的性格特质而具有更趋近于现实的真实感.个体为了避免被政治斗争的洪流裹挟,不断试图离乡、出逃,而普天之下,岂有乐土？依从个体意志进行的自我选择往往随着追求的幻灭,演变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奢望.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生命本质上是居住在一个框架中并受制于它.尽管人类在拓展自我生命活动疆域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然而在群体生活中,个人不再只是他自己,他成了屈从政治体制与“集体意志”、难以受自己意志支配的木偶.
作者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也在对非正面人物的刻画中显露出来.肖洛霍夫与莫言从现实的政治身份上讲,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他们在文学上以真切地表现严酷社会现实为追求的价值取向,便让他们不得不超越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与政治上站不好队的动摇分子产生了共鸣式的情感联结.两位男性主人公在政治道路选择上的动摇得到了同情和理解,暂勿论这种叙写是否还原了真实世界和真实人物,却着实在击碎了按照一般阅读预期会出现的理想化的高大全形象,并同时激发了读者更复杂的审美体验与现实思考.
“保家卫国”是历史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自然而然的主题,也呼应了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的政治*观念.在儒家构筑的家国观念中,家与国是利益相连的共同体,后代文学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名句传世,都展示了一种“国”与“家”之间休戚相关的血肉联系.以多层次的家族人物的命运为核心展现历史时代的动荡变迁是两部作品共有的特色.而实际上,家与国并不是等同的概念,文本中刻画的人物对家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朴素的阶段,他们是一群不求救世、但求存已的家园的保卫者.随着战争以及动荡的到来,无论是哥萨克雇佣军还是高密还乡团,都成为或依从或对抗主流政治势力的独立力量.个别的一些被主流政治势力同化兼并的人物,如《丰乳肥臀》五姐上官盼弟,则常被视为家族的异类,作者对她的着墨相对也较少,仅从文本上难以捕捉到她在人生道路选择时的心理活动.
主流意识形态出于纯洁整肃阶级队伍的需要,必然易将哥萨克独立武装或者还乡团等归为“匪类”.莫言对不红不白的“匪”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用阶级观点的方法来分析土匪就会陷入到困境中去.……土匪是超阶级超社会超制度的一个产物.”在以“文学照进人生”为主题的演讲中,莫言进一步说,“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是虚假的,真正的现实生活是存在于老百姓的记忆里面的,真正的历史是在民间的”,“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每个人就像一片落到大江大河里面的枯叶一样,你不知道自己会被哪一朵浪花卷到哪里去”.
在文本的描写中,他毫不含糊地揭开假借阶级斗争之名而行报私仇之实的乱象.土改中有性变态倾向的徐仙儿将妻子和母亲的死全诬赖在和妻子有染的司马库身上,为泄私愤竞要求司马库的子女抵命.上官鲁氏的几个女儿因为和不同政治归属的男人有情感纠葛或婚姻关系,而互相对立乃至敌视.司马库被鲁立人俘虏之时,早已道破自己的命运归属：“天堂和地狱都没给我留席位,我的席位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到头来,你会跟我一样.”司马库托鲁立人照顾自己一子二女,鲁一口答应：“如果不打仗,咱们俩还是正儿八经的亲戚呢！”司马库大笑,“所谓亲戚,都建立在男人和女人睡觉的关系上.”不过,承诺最终没有兑现,“毙这两个孩子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但正因为她们是我的亲戚,我才不得不流着泪宣判他们的死刑.……我们毙的看起来是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我们毙的是一种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毙的是两个符号！”尚未成年的司马凤和司马凰被当做“符号”处决的命令在革命气氛的蛊惑中,由鲁立人所下、孙不言执行.幼儿的无辜惨死彰显了这场“革命”的野蛮和残忍.即便徐仙儿后来良心发现试图为小儿说情、孙不言也被疯狂了的大姐用肉身阻挡拦截……但人性中偶然透露出的这一点儿后发的良善悲悯根本无法遏制革命的疯狂走势,人性的厮杀借用政治斗争的武器,显得格外和暴戾.
《静静的顿河》中也描述了一种被革命与战争肢解的家庭关系.米哈伊尔与麦列霍夫家的女儿杜妮亚什卡结合,因而与麦列霍夫家的两兄弟（彼得罗、葛利高里）成为郎舅关系.但由于处在战争中的对立面,米哈伊尔在战争中亲手处决了大舅哥彼得罗.当葛利高里从部队中撤下返乡,杜妮亚什卡天真地以为：“不再去打仗啦,现在还有什么使他们（笔者注：丈夫与哥哥）非势不两立不可的呢？”可随后推杯换盏之际,米哈伊尔就对葛利高里直言：“既然部队不信任你,这儿也绝不会怎么信任你.”葛利高里也终于明白他与妹夫是“过不到一块儿的”.他因为不被红军信任,也根本无法见容于这个苏维埃政权下的家庭.在自由哥萨克那里,和“卫国”比起来,“保家”是更切近的需求.而个人必然从属于某个集体,但若投身于一股政治力量后,即便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与考量后想要重新选择政治道路,在无情的战争与体制面前却是绝难回头的.
葛利高里正是因为缺乏对前景的正确估计,短短几年间,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身反革命叛乱,对自己的道路没有做出及时的锚定与调整,在大风大浪中丧失自己的位置和平衡,这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他最后一次离乡出逃前对普罗霍尔说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话：“……我到今天,也还是什么都胡里胡涂.……我从一九一七年起走的就尽是弯路,像个醉汉似的摇摇晃晃……脱离了白军,可是也没有靠上红军,像冰窟里的粪球在漂旋……我要是在红军里一直干到底就好啦,那样,也许我会有个好下场.而且起初的时候——你是知道的——我怀着极大的热情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可是后来这一切全都完了……在白军中,在他们的司令部里,我是个异己分子,他们始终在怀疑我.……后来在红军里面也是这样……”葛利高里因其驳杂的色彩而在时代切换成新的价值判定系统时无法被接纳,自由哥萨克的悲剧就来自于他们无法赋予自己以正当且坚定的政治身份,因而在试图重新融入要求高度统一化的苏维埃体制时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3多维度叙事中的现实想象
如果说两部小说都采用了战争史诗的模式,将“大叙事”或“主旋律”放在了叙事的表层,试图建构了一种残酷的政治*,那么,以阶级问题为观察点,我们或许可以更清晰地捕捉到政治生活中底层人物命运以及对其的价值评断变动跌宕的原因.
《丰乳肥臀》在“和平年代”的一场对学生的“阶级教育”的描写中,破旧的教堂展出了充满味的牛鬼蛇神反动头子画像,同学们虽没有亲身的血泪经历,但都在教师煽情演说下莫名动容,“大家都很珍惜脸上的泪水,没有一个人舍得擦去.我（上官金童）实在挤不出眼泪,而且搞不明白,几幅画技拙劣的水粉画,难道真的能刺痛同学们的心？”为了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区干部还请来亲见还乡团活埋人惨景的老乡郭马氏.郭马氏絮絮叨叨讲述了前因后果后,却总结到：“说一千道一万,司马库还是个讲理的人,要不是司马库,我就被小狮子那个给活埋了.”显然这种说辞不仅无法达到深度丑化还乡团以及司马库形象的目的,还为司马库正了名、翻了案.面对这种情况,“区干部们连推带拉把郭马氏弄走了.……与郭马氏富有权威的现身说法相比,图片和讲解显得那样虚假,缺乏感彩”.[41256每一种政治都喜欢将自己包装成自己的形象大使,锻造最可信谎言的最巧妙方式并不是编造和陷害,而是剪除、遮蔽历史的部分真相.简单粗暴的阶级划分是旧秩序土崩瓦解后相对快捷的处理方式,却掩盖了人性的复杂、湮灭了历史的真相.无怪在莫言的另一部重量级作品《生死疲劳》中,冤死地主西门闹要为自己鸣冤叫屈了.
由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弱化了传统的政治*对创作的影响,文本呈现出狂欢化的叙事风格.除了对政治的反讽,莫言还调侃了宗教,揭示出将现世的希望寄托于宗教的无奈与无望.母亲因为生活的痛苦寻求宗教的安慰,却与牧师苟合；母亲要依教义给婴儿做洗礼,可早被中国文化浸染多时的牧师竟然忘掉怎么个洗法了；牧师主动请缨给母亲做抻面吃,做面的技法来自他的另一个情人,母亲开始吃牧师的醋.啼笑皆非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叙写和随后出现在教堂的暴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母亲被闯进教堂的五个飞扬跋扈的鸟队队员轮番蹂躏,牧师的上帝帮不了他,他不堪侮辱以致悲愤跳楼.后来,他们的结晶——恋乳症患者金童在现实社会中屡屡碰壁后,投靠了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将“风烛残年献给了上帝”.
多维度叙事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以其丰厚的内蕴试图贴近历史的本真.莫言说：“通过对这个家族的命运和对高密东北乡这个我虚构的地方的描写,我表达了我的历史观念.……我站在了超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人和人的命运.……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如果说《丰乳肥臀》通篇以不羁放纵的酒神式狂欢消解了庄严叙事,《静静的顿河》的风格更倾向于一种静穆的光辉.然而,为了保证规则总体上不引起人的思想混乱,将政治更迭中的怀疑质问、犹疑不安隐藏起来,已成为每个时代不言自明的规则.因而,肖洛霍夫在塑造格里高利这个形象时对他的遭遇寄予了极大的同情.格里高利憎恶兵痞的嚣张跋扈,看透了敌对势力间以正义之名进行的杀戮,看不惯红军胜利后对白军家属生活物资的劫掠.他有着出自淳朴天性的热情、勇敢和良善.同时,他的某些动摇与疑虑本身可能实属自然.他从前线回归没有被妹夫接纳的实质是时代的问题被转嫁到个人的身上,被误以为是个人的责任.然而,他身不由己的选择与背负重轭的处境,却被看成了理所当然的生活的本身.战争和动荡,深刻引动并扩展着人性,有光辉,有遗憾.作为集体环境中的生命个体,往往不仅无法控制集体以及社会的走向,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造成了个人力量的极大损耗甚至是生命的最终陨落.实际上,人类需要锚定的远非征服与胜利,而是在无可回避的苦难历程中了解自身的局限,坦然面对文明的伤口与裂痕后,继续前行.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虽然世界性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对动荡时事以及此中人性的反思,依旧影响着未来人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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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言所有作品中,丰乳肥臀是遭到最为尖锐批评甚至是严厉批判的一部——何国瑞曾直言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中流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批判文章也是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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