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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伴旅人作为“万叶歌人”之一,其和歌不仅呈现出日本本土化的特色也呈现出浓厚的汉文化特色,其对魏晋时期的“酒”“友”文化吸收最甚.通过对大伴旅人和歌中的异质文化的探究,却发现其与奈良时期遣唐使所进行的文化传播有莫大的关系.遣唐使如何对汉文化进行传播以及大伴旅人和歌中是如何体现魏晋文化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遣唐使；大伴旅人；魏晋文化
众所周知,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开始,中国的文化就持续地传入日本并对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史籍《汉书?地理志》中就有最早关于日本的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人,以岁时来献见云”.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则见于《后汉书?倭传》.《后汉书?倭传》云：“建武中元二年,楼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楼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缓”1.然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则始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开派遣唐使,尽管在此之前,已有始于公元607年的遣隋使,但无论从派遣的规模、人员组成以及日本高层的重视程度等各个方面来说,遣隋使与遣唐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遣唐使与《万叶集》
自公元630年始至公元894年止,日本共成功派出了十三次遣唐使（不包括因各种原因未成行的）,其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体现为引进了唐朝先进的律法政治体制以及生产冶炼技术,更重要的是遣唐使从唐朝所带回的文学史学等典籍参与了日本原典时期文学与文化的构建,这对后来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不仅体现为日本汉诗的兴盛,如《怀风藻》以及三大敕撰汉文集中,更彰显在日本本土文学作品中,如《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古今和歌集》等作品中都明显的充溢着汉文化的因子.这些汉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以及媒介进入到日本本土的？遣唐使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原因.
日本遣唐使的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基本是对遣隋使的延续,一般派遣2艘船,而到了后期则有所增加,船只数量增至4艘.遣唐使的人员构成一般是大使和副使各一名,在大使、副使之下,还设置了判官、录事,总称为遣使四等官.只有在永徽四年(653年）,日孝德天皇白雏四年时期派出了大使和副使各两名.除此而外,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主要包括五类：“第四类是学问、文化的传达人员,包括留学生(长期留学生)、学问僧(长期留学僧)、请益生(短期留学生)、还学僧(短期留学僧)、留学生与学问僧中在唐呆了二十至三十年,甚至终身未返的也不乏其人请益生与还学僧则与遣唐使一起返国,而音声生和其他技能之士不仅是在遣唐使往返过程中的劳作者,也是在唐学习最新技能的一种技术型留学生.”2通过以上资料中遣唐使的人员构成,可以简要地推断出留学生以及学问僧自身所承载的汉文化是不容忽视的.如“入唐八家”之一的空海以及本身就是诗人的山上忆良,吉备真备等人都在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之中.这些随行的学问僧或者留学生要么经过多年唐文化的浸润后归国,要么携带大量的汉籍归国（当然也有遣唐使例行的对汉籍的采购）,他们“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无论那种方式,遣唐使对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万叶集》被称之为日本的《诗经》,共二十卷,录有四千五百余首和歌.其中长歌二百六十五首,短歌四千二百零七首,旋头歌六十二首,连歌以及佛足石歌各一首.歌者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平民,僧侣.歌者有的有名如大伴家持,山上忆良等,有的无名.主要收录公元三四二年至七五九年的作品.据初步推断作品有大伴家持所编纂成书于公元七五九年,而公元七五九年则晚于唐天宝年间的第十次遣唐使.故笔者认为从时间的角度来推断,成书于公元759年的《万叶集》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是有充分条件的.因为在此之前的十次遣唐使所带来的大量的汉籍,以及留学数年归国的留学生都是汉文化的承载媒介,而此时恰好处于日本文学的发轫时期.故在其早期文学《万叶集》中发现汉文化的因子是毋庸置疑的.
据由藤原佐世于9世纪所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传入日本的汉籍多达1568部,17209卷,占《隋书?经籍志》著录典籍3127种的50%,是《旧唐书?经籍志》著录3060种的51.2%.《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还收有道教的经典以及相关书籍,“诸如《老子化胡经》《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经》《太上灵宝经》《神仙传》《太一经》等63种499卷.这说明,在奈良、平安时期,已经有大量的道教经典陆续传入日本,并藏于宫廷或贵族们的书库里.”3而日本文学的发轫时期恰好是奈良平安时期,如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古籍《古事记》、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以及编撰成书于公元759年的《万叶集》都明显的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总而言之,汉文化参与了日本早期文化的构建,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这种参与之所以能够完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遣唐使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作用.
伴随着遣唐使的“出”与“归”,直接促进了汉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的强势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日本早期的原典文学之中,从日本最早的歌集《万叶集》中的歌者大伴旅人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汉文化在日本原典文学作品中是如何体现.
二、大伴旅人与“魏晋文化”
大伴旅人,日本奈良时期（710年—794年）著名的歌人和武将.曾为左将军以及长屋王时期的中纳言,后出任九州大宰府大宰帅,升任大纳言.大伴旅人作为“万叶歌者”之一,其在《万叶集》中的和歌数量,基本可以确定的为78首.其数量相对于山上忆良以及其子大伴家持来说,稍显单薄.但是他的和歌在《万叶集》中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万叶集》中的和歌按照一般的分类标准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相闻和歌；第二类：挽歌；第三类：杂歌.大伴旅人的和歌除了经典的哀悼其亡妻的挽歌外,几乎多为赠答友人,感慨人世无常的,此类和歌充斥着浓郁的魏晋气息.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大伴旅人歌中的魏晋文化.
（一）大伴旅人与魏晋之“酒”“友”
魏晋文化中的“酒”与“竹林七贤”是息息相关的.大伴旅人的“赞酒歌”不仅从典故甚至到精神都深受魏晋“酒”文化的熏染.这中间不仅镶嵌曹植的《酒赋》：“于是饮者并醉,纵横讙哗.或扬袂屡舞,或叩剑清歌.或颦噈辞觞,或奋爵横飞.或叹骊驹既驾,或称朝露未晞.于斯时也,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也有刘伶《酒德颂》中“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的精神.在“赞酒歌”十三首中
如“无谓之思,思之何益；一杯浊酒,饮之自适.”4
“所以称酒,以圣为名；古之大圣,其言巧成.”5
“囊昔曾有,竹林七贤；其所欲者,酒而盈坛.”6
“无从言之,无术为之；极贵之物,非酒莫属.”7
“不为英杰,宁为酒壶；有酒其中,常浸肚腹.”8
“貌似贤良,其丑不堪；不饮酒者,细看如猿.”9
“贵虽宝珠,其价难数；怎能抵挡,浊酒一壶.”10
“夜光宝珠,不足解忧；莫入饮酒,宽心消愁.”11
“此生当乐,来世任之；即或虫鸟,我亦变之.”12
“无为不言,可自为贤；怎及饮酒,醉泣心宽.”13以上几首“赞酒歌”中所彰显的精神与魏晋酒文化是暗合的,皆为不得志的吟咏以及万事皆空的的颓败感.不同于日本本土文化中的酒文化,在《古事记》中记载的“待酒歌”中,以少名御神名义酿造的酒是这样的：“这酒不是我的酒,乃是药神之酒,在常世国的,像岩石立着的,少名御神的,庆祝千秋,庆祝万岁,来献的御酒.来,来,一滴不剩的喝干了吧！”14“这个酒的酿造的人们,把大鼓当作捣吧,唱着歌在酿造,跳着舞在酿造,所以这个酒是,这个酒是分外的快乐.”15万叶歌人时期是日本文化的发轫时期,此时大伴旅人和歌中的酒,应该是“快乐的酒”,然而其“赞酒歌”中的酒是无常的酒,是抑郁颓废之酒.而这种酒却恰好是魏晋文化中的酒.
除此而外,在以上的“赞酒歌”中还多处引用了汉籍中的典故,如“不为英杰,宁为酒壶”之句,出自三国史书《吴志?孙权传》中关于郑泉的记载,郑泉生性好酒,临终对朋友交代,“必藏我陶家之侧,庶百岁之后,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吾心矣.”在“即或虫鸟,我亦变之.”之句中化用了庄周化蝶的典故.“不饮酒者,细看如猿.”句中则有曹操《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的因子.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可以很肯定认为大伴旅人的“赞酒歌”深受魏晋文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大伴旅人的和歌中“酒”与“友”也经常是并提的,如大伴旅人赠友人大贰丹比县守的和歌,“酿酒待君,如今安野只合独酌,无友共樽.”16实际上,在日本早期文化中“友”的意识并不清晰,这与其集体意识的强大性有莫大关系.而“友”这一概念在中国却非常普及,无论《初学记》中的“交友”或者《艺文类聚》第二十一卷中“人部五”中,皆多涉及“友”.《万叶集》的主流是礼仪歌和情歌,“这或许植根于日本集体式的文化.与由个人所确定的人际关系不同,日本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在集体中才得以确立起来的,这是他们的特质”17.而大伴旅人的和歌中多为赠友的和歌以及与友人唱和的和歌,这与“万叶歌人”中多写男女“恋歌”的情况大有不同,虽说大伴旅人也写有恋歌如：“愿今得龙马即可赴京,来去奈良,不误返程”18“现世相见,难成；愿在梦中,长得相逢.”19但是他的恋歌对象男女难辨,除非是悼念亡妻的挽歌.大伴旅人和歌中强烈的“友”意识,实际上与魏晋文化中的“知音”是暗合的,见酒思友,以酒会友.同样的,大伴旅人的友人“友”意识也很清晰,这完全不同于柿本人麻吕或者高市黑人以及山上忆良等人.在大伴旅人的和歌中多写友之作,如大伴旅人升任大纳言赴京之时,友人的赠别之作“宛若海湾波浪涌,千层,万层,总是思君情.”“饱看尚未足,君却去京先离我,落得朝夕寂寞.”而大伴旅人的思友歌则有“由此望,筑紫在何方,似在白云缭绕,山那厢.”“草香江湾里,苇鹤在觅食,无友人,孤单无依.”从这可看出大伴旅人的和歌中对“友”的重视.这种跳脱本土文化的异质文化因子就来自于中国的魏晋文化.
（二）大伴旅人与魏晋之“琴”“友”
如上所述,大伴旅人的和歌中少恋歌而多与友互赠唱和之作.这些重视“友”的唱和之作充分彰显了其受汉文化的影响.其中这种唱和除了以酒会友外,还有“琴”以会友.在大伴旅人赠给藤原卿的和歌中有“何时何日,方可逢知音；置之其膝,得为我枕.”20“木虽不言,当得意中人；熟手常拨弄,永为其琴.”21大伴旅人的这两首和歌在送至藤原君的同时,附上琴一把.同时在这两首和歌的前面有一小段汉文序：“大伴淡谨状.梧桐日本琴一面.此琴梦化娘子曰,余托根遥岛之崇峦,唏干九阳之休光,长带烟霞,逍遥山川之阿,遥望风波,出入雁木之间.唯恐百年之后,空朽沟壑.偶得良匠,削为小琴.不顾质粗音少,恒希君子左琴.”这段汉文序明显化用了嵇康《琴赋》中“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以及“夕纳景于吁虞渊兮,旦晞干于九阳”.而“何时何日,方可逢知音；置之其膝,得为我枕.”则来自《琴赋》末尾的“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
大伴旅人赠“琴”以会友,而在中国魏晋时期“琴”即等于“知音”,从这可见魏晋文化对大伴旅人和歌的深远影响.大伴旅人不仅能够熟用甚至化用汉文典故,更重要的是他也深谙此类典故中的文化内涵. 在大伴旅人的和歌中除了以酒会友,以琴会友外,还有以花会友等.可是不论那种会友方式都深受魏晋文化的影响,从酒的精神,友的意识,琴的内涵,花的象征都无不在汉文化的光影下舞蹈.当然了,大伴旅人不是邯郸学步式的亦步亦趋,而是吸收消化后的再创造.这种创造既有外来的因子也有本土的因子,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在大伴旅人的和歌中之所以会出现魏晋文化,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大伴旅人自身对汉籍的广泛涉猎；二即是大伴旅人能够广泛涉猎汉籍的主导性原因——遣唐使所带来的文化交流.通过对9世纪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可推断出此书中的部分汉籍在奈良时期的贵族中已经被广泛的阅读,生于贵族之家的大伴旅人对由遣唐使带回的汉籍有广泛的涉猎也很正常.在“万叶歌人”中,除过大伴家持受到明显的老庄魏晋文化影响外,山上忆良的和歌中也呈现出儒家思想以及道家神仙思想的因子,大伴家持以及高市黑人也不例外.从这可以看出,遣唐使所带去的汉文化对《万叶集》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1.（南宋）范哗.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M].中华书局,1965：1776.
2.韩文哲.浅论遣唐使和中日文化关系[D].2010.
3.宋迎春 唐代文化西传西域与东传日本的比较[D].2007
4.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38.
5.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39.
6.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40.
7.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42.
8.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43.
9.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44.
10.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45.
11.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46.
12.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48.
13.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三）[M].译林出版社,2009：350.
14.安万侣.古事记[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1.
15.安万侣.古事记[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2.
16.赵乐甡译.万叶集（卷四）[M].译林出版社,2009：555.
17.中西进.万叶集与中国文化[M].中华书局,2007：26.
18.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五）[M].译林出版社,2009：806.
19.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五）[M].译林出版社,2009：807.
20.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五）[M].译林出版社,2009：810.
21.赵乐甡译.万叶集（卷五）[M].译林出版社,2009：811.
作者简介：
刘颖洁（1983-）,女,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助教,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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