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仡佬族作家王华小说中的乡村镜像和民间想象,该文是作家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与王华和仡佬族和乡村镜像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作家论文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仡佬族文学史”（12BZW141）；2014 年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黔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黔北作家新世纪小说创作研究”（JD2014210）.
摘 要：贵州仡佬族青年女作家王华的系列乡土小说,结合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自觉书写民族文化与底层苦难,构成了既具有现实背景又充满魔幻色彩的乡村镜像,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寓言写作风格.
关键词：乡村镜像；魔幻色彩；寓言书写；民族文化作者简介：唐燕飞,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及地域文化研究.
[ 中图分类号] ：I2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6)-27-048-02
贵州仡佬族作家王华近年来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了《桥溪庄》（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第九届“骏马奖”）《傩赐》《家园》《花河》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作品既未刻意以“俚俗”“乡土”作为叙事特色,也没有将少数民族身份作为标签进行符号化的写作,而是源于对贵州乡村的真实体验,对乡村文化价值的深刻反思,在冷峻理性中又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与想象性,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寓言写作风格.
一、乡村镜像的时代隐喻
201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帕特里克? 莫迪亚诺因为其小说探索和研究当今人类的存在及其与周围环境、现实的关系,被称作是“新寓言”派的代表作家.读王华的小说,也常常让我们感受到她是在书写当代中国乡村的生存寓言.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认为,“寓言性是文学的特性”,并解释,所谓寓言性是指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1].在王华的小说中,作者既“借鉴了西方的创作理念和手法,又融入了对民间神秘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独特理解” [2],将虚构、象征、隐喻等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与本土民俗文化传统结合,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演绎出了一幕幕让我们觉得既荒诞不经又真实可信的场景.
在《桥溪庄》中,桥溪庄六年没有下过雪和雨,村庄里没有一棵树,雪字辈的男人和女人丧失了生育能力,这种种怪异现象都似乎潜伏着某种诡异而不祥的征兆,而这种诡异在雪豆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刚刚出生来到桥溪庄就喊出“完了”,之后的几年里一直没有说话；雪豆喜欢猫,与猫群为伍,猫死了后,她把它们装在棕袋里挂到庄子外的树上.此外,雪果种种失常的举动也如同疯魔.这些描写使小说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说家和现实结缘之后的虚构创造.” [3] 王华的小说将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有机结合,艺术地再现了工业化的发展致使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黔北农村遭受到毁灭性污染,村民身心健康遭受破坏的生存现状.作为生态道德小说,《桥溪庄》被评价为是一部当代农村的苦难寓言,具有很强的警世意味.
《家园》继续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魔幻元素一次次出现：安沙人用巫术治好了嘴唇开裂的小孩,并分析孩子的病因是他的爸爸有了外遇,是报应；安沙人养的地乌龟可以变化大小,忽隐忽现,还有神奇的解毒功能；成群结队的蚂蚁在安沙人房子里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依那吃下地乌龟,尸体永不腐烂变成干尸“曹操”,成为冰河庄用来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王华寓真实于荒诞中,用奇特的想象、曲折的手法写出了安沙这个“世外桃源”曾经的安乐和最后的毁灭,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无力与茫然,作出了寓言性的诠释.
《在天上种玉米》也是一部具有寓言性质的作品.村长王红旗带领村民在北京城里刨土铺屋顶,种在屋顶上的玉米就像魔术师悬浮在空中的一块块绿色魔毯.儿子王飘飘建议大家把租来的房子买下,把“善各庄”改为“三桥庄”,让“三桥”的村民可以把屋顶变成土地,永远在天上种玉米,因为“庄稼人没了地,就会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这地方不是家”.他们代表了农村移民执着的土地情结和朴素的人生理想,即使这种想法不被城市所理解和接受,他们也并不放弃,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并重建精神原乡.王华曾这样感叹,“我们的一些村庄正在消失,或许再过五年我回到这里,村庄就不存在了,那儿就只能成为某某村的遗址了.”她为此伤感,但她又想,一个村庄的消失正意味着另一个村庄的新生,譬如“我出生那地方,三桥,那里就消失了一些村庄,但他们到了北京,在北京善各庄那个地方汇成了一个新的村庄”.我们看到,《在天上种玉米》中的村庄,从“三桥”到“善各”,再由“善各”到“三桥”,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嬗变.
在王华的小说中,“六年没有下过雪和雨”的桥溪庄（《桥溪庄》）；远离现代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安沙庄（《家园》）；“一年四季里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才有真正的阳光”的傩赐庄（《傩赐》）；漂移在城市边缘,上空浮着一片绿的三桥庄（《在天上种玉米》）,构成了既具有现实背景又充满魔幻色彩的乡村镜像.正是由于众多魔幻意象群的营造,王华小说的叙事才显得神秘而别具特色,小说的主题才显得隐曲而寓意深远.
二、民族文化的自觉表述
民族文化是民族身份的一种标识,王华表示,“虽说我是仡佬族,但在很小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后来,人家听说我是仡佬族作家,总是问我有关仡佬族的问题,我却答不上来,总觉得很不好意思.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追溯民族根的.”作为仡佬族作家,王华发现并激活了深埋心底的民族文化情结,在写作中,将对祖先的遥远追问、对生存的朴素思考、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演绎为承载民族历史的语象、句象和意象.王华小说中有不少对仡佬族文化的描写,但这些描写不是将本民族的民俗文化资源原封不动地再现,而是加以演变和改造,并融入作家的民间想象,使之巧妙地与小说情节相结合,起着推动故事、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作用.
民俗作为一个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态的物化形式,有“民族文化活化石”的说法.通过民俗,人们可以较真实地了解到这个民族文化的初始面貌.民俗也是乡土小说最有魅力的叙述内容,在《傩赐》中,对傩赐庄的民俗就有着不少生动描写.如在过“桐花节”时,人们在祭奠“桐花姑姑”的仪式完了以后,就唱一天的情歌.“不管老少都唱,唱完一首,女人就把事先炒好的黄豆儿往男人堆里撒,男人就跟一群鸡一样激动着满地找炒黄豆吃.十三那天,还是全庄人都聚集在那里,女人围成一圈儿,看男人们打竹鸡蛋（篾鸡蛋）比赛.有时候,也会唱上一坛傩戏,或者玩上一回高脚狮子.”在小说中,虽然作者并未明确傩赐人的民族身份：“一代一代的祖辈,只告诉傩赐人要过桐花节,过桐花节要穿这样一身盛装,但并没有告诉过我们是什么民族.就是说,傩赐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但她所描写傩赐人的节日着装、庆典仪式等,其实是带有浓重仡佬族文化印记的；而“桐花节”虽是作者的虚构,小说所写到的玉米干饭、油茶等食物以及男女对歌、唱傩戏、打篾鸡蛋、舞高脚狮子等活动,也都是仡佬族的风俗习惯.
《傩赐》用了一章的笔墨淋漓尽致地描写“桐花节”的庆典活动,但这并非仅仅是民族风情的简单展示,而是和人物性格的演变及故事情节的发展结合起来的.秋秋扮成“桐花姑姑”,并因此了解到了“桐花姑姑”为拯救族人,嫁给三个男人繁衍傩赐的传说.这一情节的安排既是为了追溯傩赐人一妻多夫婚俗的来历,也是为秋秋最后接受自己的婚姻状态作铺垫,让其获得一种心理认同.秋秋由最初的反抗到最后的妥协,可以说,过“桐花节”对她起到了暗示、教化、引导的作用.
《家园》中则写到了安沙人在过“阿依节”时拜祭竹王的情景——老人对远方的竹王唱道：“阿依神赐竹,阿依仙赐谷,吾祖得竹生灵魂,食谷得生肉身.谢阿依造生吾祖,再生吾族！阿依！”“妇女们早往几只桶粗的竹筒里盛满了肉和五颜六色的糯米饭,……由老人们放进水里,顺水而下,给祖宗们吃去.”人们“把五彩糯米饭或者谷子抓了往滩上乱撒,为的是让安沙所有的生灵都来陪阿依神狂欢”. 这些描述都让我们联想到仡佬族面对神树拜祭山神的习俗,而肉食和糯米食品也是仡佬族喜欢的食品.
民族文化的价值观“经常体现在人们的歌谣、舞蹈、民间故事、绘画、雕刻、仪式和庆典当中.” [4] 这些承载着民族文化记忆的内容有的流传至今,有的虽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渐淡化甚而消失,却驻存于族群灵魂深处,沉淀为这个民族的文化胎记和精神基因.在王华对母族文化的溯源、再现与重构中,我们感受到了她对自身民族身份的回归意识,以及彰显民族特性的文化自觉.
三、结语
在当前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下,王华坚守乡土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的创作传统,致力于富有地域和民族文化个性的小说写作,并成为贵州颇具代表性的作家.然而,对于黔北地区还有仡佬族来说,文化的边缘性和弱势性是显而易见的,乡土题材的作品如何不去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对乡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想象与期待,值得我们的作家思考.美国文学家威廉? 福克纳指出：“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5] 在书写底层、书写苦难的时候,更多地展现人性的温暖与光辉,将苦难生活提炼为民族生存的沉痛体验,使苦难书写升华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救赎,这样,作品就会具有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感与崇高感.
上文总结,本文论述了适合王华和仡佬族和乡村镜像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作家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作家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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