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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疲倦的歌者论文参考文献：
[回族]石彦伟
姚欣则（左）与本文作者
应是2013年的岁尾吧,我买了一台摄像机.满心所想的大概只有一件事：一位位地采访回族老作家,把他们的音容笑貌、春秋故事,赶快抢救下来.
此念头在更早的两年,为北京卫视《口述》栏目做撰稿时便很强烈了.片中都是现当代文化名家,拍摄下本人或其后代的口述资料,为时代存照.我写了“一代歌仙”陈歌辛,写了作曲家刘雪庵、剧作家田川、话剧演员周正等,每每就在想,啥时候也能用这种手段,为我们民族的名家留下一些影像志？尤其是作家,民族的长子,知识分子的代表.想想看,“五四”以来的那一批回族文学先驱业已走远：马宗融、白平阶、沙蕾……都未能留下些许影像资料,甚至连他们的样貌都难以触摸了,这固然是令人叹憾的；但毕竟,许多有名望的回族老作家仍然健在于世呀,趁着一份惦记的心气儿,赶快去天南海北跑起来,应该还来得及！
就是在这番心境的催促下,我下午收到快递,把摄像机拆了包装,晚上便上了火车.第一站,郑州.
中原大地,星垂平野阔.
但对于当时的我,这座城市只与一个名字有关：姚欣则.
不知疲倦地为母族歌唱
先前并没有见过姚欣则先生.知他是1927年生人,年长于我近一个甲子了,我怎么能够认识他呢？可是在我经常查阅的《民族文学》《回族文学》《朔方》等一些具有民族色彩的过刊之上,这名字出现的可就多了.仅对《民族文学》作一番统计吧,自1982年在该刊第一次发作品,到2002年大概最后一次发作品,二十年间姚欣则的名字就出现了十一次.
我读姚先生,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先生的作品何其多、何其好,唯感慨一点：他是如何写了那么多回族题材的诗呀！只消从题目望去,《金积堡》《讨“乜贴”的小姑娘》《回乡往事》《回回的歌》《老阿大漫步天安门》《固原月》《圣地顶礼》《瀍河的传说》……仿佛是洁白的浪朵潮涌般地,一浪高过一浪地扑来,从解放前到新世纪,各个时期都有回回味儿十足的诗篇.这些诗,取材往往平凡无奇,语言轻雕饰,鲜有金戈铁马磅礴恢弘之气,但在凡人俗事一吟一叹中,总蕴含着炽烈的民族情怀.
想来,那个年代的回族作家,好几位都是有着这一特质的：他们一生写了很多作品,但发表最多、影响最大、感情最真的,多是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他们不知疲倦地为母族歌唱,顺境中放开了喉咙唱,逆境中沙哑了喉咙唱,几乎到了忘情的程度了.譬如马瑞麟、李佩伦、冯福宽诸先生,莫不如此.那些尘封的作品在特定时代留下的美学价值抑或局限,已不是今天的我所要注目的——打动我的最是,他们曾经如此滚烫地写过、爱过,而这样的一代作家,这样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已然一去不复返了.
姚欣则写回族,有一首诗最有名,这便是发表于1944年初的《扎白头巾的妈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浩瀚长卷中,这首小诗或许是不足为道的,但对于回回民族来说,它是无论如何不应被忘却的.因为,就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那大概是新文学运动以降,回族诗人公开发表的第一首本民族题材的诗作,也可以说,是在新诗领域开了“回回写回回”的先河！
至于这首诗究竟是否有首创之功,我的看法是,最好还需一些时光的沉淀.当前的回族文学研究尚存诸多盲区,特别是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基本处于垦荒状态.回顾回族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报刊林立,华章缤纷,其中当然也不乏一些尚未引起重视的文学作品,或许某一角落,便夹有遗漏的珍宝.对姚欣则的公允评价,应当等待这些研究更为充分严谨之时,这亦是对作家真正的尊重.故此,我在编纂《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当代卷》时,对姚先生的评介,没有随众使用“最早”、“首位”这样的词汇,而是言其“较早地采用新诗体、以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描写回族人民现实生态和历史文化”,这一表述,也是得到了姚先生认可的.
先生大抵最不喜欢的就是高抬自己吧.记得回北京后,先生几次来信叮嘱：若要写他,务要客观,不许夸大,他从心里更加敬佩木斧、马瑞麟等这样一些同时代的回族作家.
如今,品咂起这首七十多年前的《扎白头巾的妈妈》,诱人长思.尽管那只能算是一首稚拙的习作,但一个民族关乎灵魂的表述,毕竟就这样启程了——
妈妈扎着白头巾,
在家里忙碌；
妈妈扎着白头巾,
去田间劳作；
妈妈扎着白头巾,
到清真寺做礼拜.
……
诗中可见,姚欣则文学活动出场的第一步,就牢牢踩稳了母族文化的大地.在诗歌第二节,诗人分别以“心”、“灵”、“胸怀”、“品性”为具象,选用具有宗教意味的“纯净”、“圣洁”、“宽阔”等词汇,对“妈妈”的形象进行了刻画.诗的束尾,倏然一变,采用了一个突厥语称谓单词“阿娜”,使全诗意味顿然一变：“阿娜抚育我长大∕白头巾也化入我的生命.”至此,读者顿悟：诗人抒写的不是具体的血亲妈妈,而是“回回民族”这个文化母亲.
姚先生告诉我,他写此诗,几乎不假思索,一气呵成.
动力何在？其时,姚欣则正在大西北读书.他翻遍学校图书馆,想方设法搜罗书刊,见蒙古、藏、维吾尔等兄弟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作品,却唯独找不到一篇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他感到了困顿,感到有了一种不可遏止的使命感.《新疆回族文学》1999年第四期的“回族作家之窗”栏目,曾刊载一篇姚欣则的创作谈,亦谈及此问题：“不平与气愤之余,天真地立下了志愿,将来一定要当一名作家,也为自己的母族写几本书.”
立此志愿时姚欣则十七岁.
弹指世纪过半,他已是河南省作协的资深会员,还担任过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的常务理事.共发表了六百多首（篇）诗文,结集为诗集《村歌》《绿地》,散文集《原上草》,以及诗文合集《徒步集》,部分作品被收入《河南新文学大系》等选集.他还编撰了电视专题片《节日来到回回家》,于央视及一些省台播出,被记入《河南年鉴》.君不见,今日的回回民族,再也不会没有表达自己心情的文艺作品了.
然而,为回回写了一辈子的姚欣则,仍然感到愧疚：最好的创作年华,没法写；改革开放后,可以写了,却老了.他多想为这个民族,写得再多一点,好一点.老友冯福宽安慰他说：“不要太愧疚了.我们都尽到回族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这就够了.”
陇东：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犹记得,走进姚老的寓所,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我听说老人家退休以前,是河南省粮食厅的干部,但没有想到,他的家会是那样简朴.房屋不能算窄碍,但几乎没有任何装潢,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当,门窗床柜,桌椅板凳,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物件.仿佛是要与之匹配似的,姚先生知我要来录影,却没有丝毫穿戴上的讲究,只是穿了老年人冬天常见的那种亮面的藏蓝色薄棉袄,套着一件灰白色夹袄.他讲话的思维是流利的,不像是一个耄耋老人,但起初也会有一些局促,比如为我端来橘子和糖果的时候,还有在我调整机位的时候.
他只是爱笑.面颊自始至终总是红润的,像是刚被阳光烘过了.讲到什么话题,总以笑容收束,即便讲到了他的磨难、他的病,讲到生死两茫茫.
印象比较深的,是先生家里的书.书很多,挤在腐旧的两三个书架上,摇摇欲坠的.很多都破了边儿了,想必读过多遍.后得知,2015年春,这些书已被姚先生悉数捐献给了郑州北大寺.
先生从小就是爱书的.
河南偃师,属洛阳界,因周武王东征伐纣在此筑城“息偃戎师”而得名.姚欣则就出生在偃师乡村的一个回族家庭.家道虽中落,但祖辈留下的三间藏书库尚在,单是名人字画便占去半间.在“文化地主”祖父的鞭策下,幼年的姚欣则没事便扑在书堆里,一边读着《诗经》《唐诗三百首》,一边认着字.三四岁的时候,他也被送到清真寺里,学习过波斯文经典,这样的童年经验,培育了他朴素的民族情感.
自小学之始,姚欣则就开始练笔了.正值抗日战争,他就写了一些与抗战有关的日记,有一篇记下了日军炸死几个女学生的事,表达了对侵略者和汉奸的憎恨.一位姓张的语文老师惊喜地对他说：“你的日记写得像文章,改改投到县报上吧.”后来,几百字的文章真的在《偃师县报》上发表了,没有稿费,却收到了一本《模范作文》.这应该是姚欣则最早的一次发表经历.
当时家乡的回民,多是上到初小就不念了,姚欣则却以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高小,并且还当了图书管理员.书读得多了,志向也愈大了起来.终于有一天,他决定走出家门,到远方去.
远方,远在西北,天地苍凉.但那里有一座陇东师范.
抗战之初,达浦生阿訇曾向国民政府表态：“我平生致力于回民教育,希望在内地恢复原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其时,甘肃平凉作为西兰公路上的军事和商贸重镇,为抗日战争运送支前物资和苏联援华装备,也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难民.出于安全考虑,同意由教育部拨款,迁上海伊师至甘肃平凉,改名为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后又于1941年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除在平凉招收甘、宁、青各地回族学生外,也派人到河南、湖北等地招生.
正是此时,高小毕业的姚欣则动心了.举棋不定之际,又是那位语文老师鼓励了他：“孩子你去吧,家乡也沦陷了.那里虽远,但为了求学,值得.”
据姚欣则先生口述,1940年7月左右,他便远离河南老家,负荆求学于西北,一去便是八年.童年耳畔的中原谣曲,换作了高亢凄凉的花儿少年.浓郁的回乡氛围,使散居区长大的姚新则眼界大开.在陇东师范读书的四年里,每天都要守五番礼拜,就连拉警报时也不曾停歇.阿拉伯文是严苛的科班教育,阿文若不及格,便不能晋级.达浦生阿訇亲口教着《法提哈》,母校的屋檐下走出了陈克礼、黄万钧、马贤等赫赫有名的阿林.可以想见陇东这段青葱岁月对姚欣则的濡染之深.此后,他走到天南海北,凡到一处,必入清真寺；凡留作者简介,也定要把“阿卜杜拉”的经名亮在前面.
1944年11月,姚欣则曾在《别平凉》一诗中写道：“陇东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在这里我寻觅到了/一千零一个天真的梦……”
谢冰莹：相遇与错过
当时的陇东师范,以培养经汉兼通的开明师资为目的.学生可做阿訇,可做教员,甚至有一次,尕司令马仲英来校演讲,竟鼓励大家好好读书,到外国留学,回来当外交家报效祖国.可是这些梦想似乎都与姚欣则无关.他还是只想当他的作家.在陇东如此,后来到了汉中青年中学、河南商业专科学校,乃至1949年辗转到解放区的河南大学,无论在哪里学,上什么课,脑子里总是想着写东西.
想当作家的人很多,但要当成,毕竟需要太多因素：禀赋、努力、时代、机遇……还有冥冥之中那根拨派的手指.
“谢先生给我讲过课.”姚老漫不经心的讲述震动了我.
因为一个名字：谢冰莹.
回族的文学,从来没有孤立于中国文学而存在过.这本是不必解释的常识,但如果你慢慢发现,几乎每一个知名的回族老作家都或多或少地与文坛大家有所交好,或者至少受到其当面的指点和提携,便会感到惊异和有趣了：马宗融之于老舍,白平阶之于巴金,木斧之于胡风,马瑞麟之于沈从文……诸如此类；而姚欣则如果也算一例,那么他遇到的这位贵人,应该就是谢冰莹了.
据姚欣则回忆,大概是1941年左右,平凉曾组织过一个抗敌文艺队,旨在用文艺的形式在西北宣传抗日思想,上演的第一出戏便是红极一时的独幕剧《塞上风云》.此后,便是一些画展、讲座.谢冰莹也被邀来讲座,而听讲者中就有十四岁的姚欣则.
当时《平凉简报》办有一个副刊,叫“垦荒”.谢冰莹说：“这里不能叫荒地,只是缺乏耕耘者、播种者罢了.”她凝视着场下的青年学子,说：“你们正年轻,又来自不同民族,应该勇敢地充实自己,去做播种者.这样大地自然就不荒凉了,就茂盛了.”她还鼓励大家大胆写作,最好写抗日,写不了抗日,写自己的感受也是可以的.
听到这段回忆,我立时来了精神,又请姚老补充了一些细节.
姚老说,谢先生一点不像个大作家,很朴素地坐在凳子上,逐一询问文学爱好者的名字.当问到姚欣则时,没想到谢先生居然记得他,哦了一声：“我知道,你是穆斯林！你的稿子不错,就是太白了,有点诗意就好了.不过你年纪小,也就到这个水平.以后好好努力就是.”
姚欣则从未和一位大作家有过这样亲切的交谈.他当然知道,谢冰莹是“五四”早期的女作家代表人物之一,北伐途中便写下著名的《从军日记》,受到罗曼?罗兰的赏识,也被誉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祖母.抗战爆发后,这个湖南女子又辗转各大战区,一边救危扶伤,一边战地疾书.而现在,她果真来到荒凉的平凉,坐在自己的面前？
的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具体地说,是1940年1月17日至1943年3月12日的三年多时间）,此时期的谢冰莹,正是因为在西安主编西北唯一的纯文学刊物《黄河》,而与西北大地产生了深挚的联系.巧合的是,当时《黄河》在西安的办公地址——香米园德化里,就在回坊之中.谢冰莹见到姚欣则第一面,就认出了他,并且脱口而出“你是穆斯林”,我想极有可能与她身处回坊办公,熟悉伊斯兰文化有关.
再说这本《黄河》,虽偏居西北,却因主编的口碑与付出,而在文学界影响深广：孙伏园、梁实秋的散文,柳亚子的诗,老舍的小说,丰子恺的漫画……名家之外,刊物也格外提携新人,特辟“读者园地”和“青年园地”,如姚雪垠、牛汉等人都曾得益于此.谢冰莹曾说：“我们可以同时对得起读者的,是培植青年作家,我们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在这培植的新人之中,年少的姚欣则应当也算一位吧.
当时在西北,写稿子的人很少.据说全平凉加起来,给《黄河》寄稿的也不过三人.编辑对年轻人,特别是少数民族作者非常关心.姚欣则常给《黄河》写信、投稿,起初自然都发不成的,但谢冰莹先生总会回信,指出稿件还需改进之处,建议他要多读唐诗宋词,增加诗的意境.有一次,姚欣则还收到了谢先生寄来的一本书,是1942年西安大东书局出版的《写给青年作家的信》,专门讲创作的.姚欣则清楚记得,那本书还是一个“毛边本”.毛边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藏书界曾是一种时尚,鲁迅就曾是毛边本的爱好者和提倡者：装订成册的书刊不加裁切,书边不齐,毛茸茸的,颇别致；有些则是要让读者自己动手裁切开来的.姚欣则是头一回见到毛边本,不明就里,有人告诉他,这是谢先生尊重他的意思,他才恍然.
有一天,姚欣则接到一封回信,却不再是谢冰莹先生所写,而是一位叫厉厂樵的先生.信中说：“你给谢先生写的信收到了,但她已调走,以后可直接与我联系.”
谢先生调去了哪里,信息闭塞的年代,姚欣则并不知情.然而当他把这段逸事讲给我以后,我查考了不少现代文学史料,发现与姚老的口述恰可重合——1943年3月,谢冰莹离开西安,转往成都,任职于制革学校.而接替《黄河》主编工作的,正是厉厂樵！
这一段回忆至关重要.
一则,我查遍了谢冰莹的年谱、生平等研究资料,没有找到她曾在平凉讲座、辅导新人的记录,姚欣则的口述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节空白；二则,这段回忆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时以《黄河》为代表的文学刊物,那样一刊人,对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写作者,持着一种怎样的心怀.
后来呢？
后来,随着笔力的提高,姚欣则的诗作《高原的太阳和月亮》也终于在《黄河》发表了.比起先前的处女作《扎白头巾的妈妈》,这一首对民族经验的表述似乎更进了一层：“大唐的太阳,天天从东向西∕亲切地迎接波斯商旅.”“如船新月∕满载圣洁的白云∕擦拭着渺远的天宇……照亮了华夏大地∕从此?,古老的东方/便有了戴白帽的民族.”
多年以后,姚欣则偶然在报上看到,一位在台湾师大工作的河南老乡说自己的老师是谢冰莹,他忙与之通信询问,才知道谢先生已在美国定居,一个人生活很可怜.姚欣则想念谢先生,想写一封信过去.然而老乡却说：“你不要给她写信,她也不会给你回信.人已经痴呆了.”
人生啊,如果就是相遇与错过,也许错过的还要更多一些吧.
人生如果就是得到与失去,也许失去的也会更多一些.
失去先生
摄像机静静记录着,不动声色.
镜头中,姚欣则先生谦朴地笑对着我,就像七十多年前,谢冰莹先生谦朴地笑对着他.
这段录像,已在我的电脑里封藏了两年半,未曾打开.如今点开文件夹播放它时,我所感到的已绝无记录时的庆幸,只剩了满满的哀伤.
2016年5月6日清晨,我在邮箱里接到《伊斯兰文化研究》主编古凤英先生发来的讣告,得知八十九岁的姚欣则老先生已于前夜归真,下午主麻即在北大寺行殡礼.老人真的无法与时光赛跑吗？就在前一个月,我还曾与姚先生的女儿通话,商榷为姚老再版诗集之事,当时已知先生卧病,状况很不好,孰料未及去郑看望,噩耗已先至一步.
一篇迟到的追记,总是一丝告慰.只是,不得不翻出当年的录像,查对口述的细节——那怎会是一件轻松的事！屏幕中的姚先生,仍旧总那么笑着,脸颊是温润的,颧骨泛着红晕；那语吻,像是带着一丝豫剧腔,永远是亲和的,如叙家常一般,听不真的地方便倒回去重听两遍.
先生真的走了吗？
他不是正在与我娓娓而谈吗？
我无数次地惊醒；无数次,顿笔,静默.
终可肯定,先生走后,回族文学曾经的辉煌星空,便又少了一束明净.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1944年平凉大地的一幕,想象着一个十七岁青年找不到一篇写回回的作品时那愤愤不平的表情,想象着他明知笔力不足,却硬要逼着自己为母族写出一首新诗时,那一定很犹豫又很卓绝的样子.忽感到,一界之隔的自己,少了一份孤独与凄清.
大地荒凉无边,但总会有人成为第一个垦荒者,即使他是那样地瘦弱而无助.
一个民族的风骨与担当,也便是这样,经由着高贵的文学而经久不息地传递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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