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绅士还是日本武士谈《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的身份问题,该文是关于英国绅士类毕业论文怎么写和《长日留痕》和史蒂文斯和日本武士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英国绅士论文参考文献：
张旸
尽管石黑一雄多次强调其写作的国际主义路线,评论界却始终存在不同的观点.双方围绕其代表作《长日留痕》展开协商.从主人公史蒂文斯的身份问题来看,《长日留痕》可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回归：史蒂文斯在表面上是一位英国绅士,本质上却是一名日本武士.
一、国际性与移民性之争：石黑一雄与评论界的协商
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Ishiguro)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了《远山淡影》（APaleViewofHills,1982）、《浮世画家》（AnArtistoftheFloatingWorld,1986）和《长日留痕》（TheRemainsoftheDay,1989）三部小说,最终以《长日留痕》摘取1989年英国布克奖（BookerPrize）桂冠,奠定了在英国文坛的地位,与拉什迪（SalmanRushdie）和奈保尔（V.S.Naipaul）并列为英国移民文学三雄.
在一系列访谈中,评论家多次尝试对其文化背景进行定位,对此石黑一雄表达了自己的国际化写作主张：他希望跨越国界、民族和文化的畛域,书写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现象.作家预言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将迎来全球化浪潮,不同文化与种族背景的人们将彼此混杂.这是促成他致力于国际化写作的原因之一.“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文学承受了多重挑战.日益加剧的全球化改变了我们惯常的以本土和民族—国家共同体为文化、政治和经济单元的文学描摹和认知模式,也同样改变了以同质文化和历史脉络为界面的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模式.世代相传的文学同时也跨越了一道又一道地理空间、肤色、文化、政治疆界.”另一个原因是石黑一雄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感,他更希望读者将自己视为一位西方作家.他强调自己植根于西方文学传统：“我认为自己对西方传统非常熟谙......我是阅读西方小说长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夏洛特勃朗特、狄更斯.”对于作品中的日本文化元素,作家则采取淡化态度：“我总是认为日本因素仅仅是我作品中相对浅显的部分.”因此,继两部以日本为背景的小说问世后,石黑一雄将新作《长日留痕》的背景设置在英国,在人物、情节、主题等各个方面都力图彻底融入西方文学的传统之中.与迪伦奥托克里德（DylanOttoKrider）的对话里,作家称《长日留痕》是摆脱日本烙印的尝试：“所以我有意让下一部作品远离日本,并因此而大大释怀.”
二、英国绅士与日本武士之辨
《长日留痕》的出版年份是1989年,时值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执政.大英帝国已经走向没落,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私有化盛行,福利削减；去工业化加速,服务业与金融业成为产业支柱.尽管在七年前的马岛海战中英国取得了胜利,帝国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一去不复返.小说的叙事设定在1956年,这一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Crisis）,标志着大英帝国横行世界的时代落下帷幕.即将没落的帝国在各个领域为维系自身的存在而挣扎,布克奖的设立便是帝国在文学、文化领域重建自我的努力,因此不难理解描绘大英帝国的小说自然会拥有获奖的潜在优势.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andImperiali,1993）中揭示文学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长日留痕》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共谋关系,既顺应了评奖机制的游戏规则,又成功地捕捉到了这三十余年之间弥漫在英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对帝国衰落的喟叹、对辉煌往昔的怀念.石黑一雄因此积攒了丰裕的文化资本,稳固了在英国文学场域中的地位.“夕阳”的意象反复在小说中出现,既是大英帝国走向没落的隐喻,也是怀旧情结的折射.故事的主人公被设定为一名兢兢业业的英国管家,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公众心理对英国传统绅士形象的期望.《长日留痕》“构建了绅士特有的价值观,诸如传统、荣誉、忠诚、尊严和责任……”
回到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史蒂文斯的行为中是否的确存在某种异质性？如果进一步追问,这种异质性是否与石黑一雄的东方文化背景（准确地讲,日本文化背景）存在关联之处？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审视“绅士”（gentleman）的来源与意义.“绅士”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拉丁语gentileshomo一词,指代“高贵的人”.法语词汇中也有对应,gentilhomme或gentil表示“尊贵、时尚、时髦”.绅士一般与较高的社会等级相联系,随着时代的演变,又被赋予“文雅”、“修养”与“智识”等内涵.绅士也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有关,骑士恪守基督教义,遵守道德准则,尊重妇女,公正对待敌人,是绅士的前身.“尽管绅士并不必然等同于英国性,但的确可以很好地诠释英国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海外殖民事业的扩展,绅士又逐渐与新兴中产阶级相联系起来,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到达巅峰,其形象被再次塑造,成为大英帝国的建设者.托马斯·阿诺德（ThomasArnold）曾如此形容典型的英国绅士：“虔诚的基督徒,充满阳刚之气,富于启蒙精神,其英俊神武举世无双.”由于基督教的传统,在行为规范方面,英国绅士并不盲目服从权威.“在理论上,对待上级的封建式忠诚只限于上级领导者绝对不违背基督教精神（扶持柔弱、帮助弱者）.”由于基督教的强大影响力,西方文化中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会体现出类似于东方式的专制主义,下级不会成为唯上级意志是从的工具.“基督教神学从人与上帝的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人,如果说人与上帝的这种关系体现出的是完全的、绝对的不平等的话,那么在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却有利于推导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在《后殖民文学的禅宗喜剧：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中,约翰罗斯福克（JohnRothfork）独辟蹊径,跨越学科与文化的疆界,分析小说中佛家思想对儒家学说的批判.在作者看来,儒家*要求个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优雅与尊严；而与之相反,佛教流派之一禅宗却希望将个体从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从而明心见性.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小说主人公史蒂文斯是个失败者,因为他对责任与义务的执着妨碍了自我主体性的塑造；而从东方文化的视角来看,个体只有在忠诚于上级时,才算是实现了自我价值,这种忠诚来源于感恩之情与责任之心,即“义理”和“义务”.作者认为,史蒂文斯实际上是一位披着英国绅士外衣的日本武士.
此处有必要澄清概念,与罗斯福克商榷,其所言的儒家思想实际上是经过了改造的日本武士道*,与孔孟之道并非完全一致.日本式的“忠诚”具有契约性质,上级施惠恩泽,下级通过无条件服从来报恩；而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却采取捍卫个体主体性的态度.例如,孔子曾经强调有条件的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态度则更为激进,“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雠仇.”原始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并非绝对服从,而是超越世俗权力的崇高境界,这与日本武士道不问是非的忠诚大相径庭.在原始儒家那里,“仁”是最高境界,并不是“忠”.“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史蒂文斯为了履行管家职责,不顾父亲病危,放弃了唯一的爱情,明知达林顿勋爵为纳粹利用而仍然选择盲目服从,甚至不惜违背良知辞退了两位犹太女仆.因此,他所表现出的绝对忠诚与自我克制准确地说是日本武士道而非儒家思想.
对照史蒂文斯的言语行为,不难发掘出这种日本文化的基因.史蒂文斯将管家职业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不惜一切去赢得“尊严”,这与追求荣誉甚于其他的武士如出一辙.“唯有荣誉,而不是财富或知识,才是年轻人奋斗的目标.”史蒂文斯尽管清楚达林顿勋爵与纳粹的瓜葛,却不采取阻止的行动,而是盲目服从,甚至解雇了两位犹太女佣,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史蒂文斯那里让位给了绝对的忠诚.“......但是在日本前现代的文化结构里,‘忠’压倒对正义、博爱的承诺,这变成日本文化的特点.”史蒂文斯不去照看父亲最后一眼,舍弃与肯顿小姐的爱情,也都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最自然的爱情也受到抑制.”
1989年,在与石黑一雄交谈时,大江健三郎认为：“我很容易将《浮世画家》与《长日留痕》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才有了后者.”的确,如果参考石黑一雄前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不难找到史蒂文斯的影子.比如,在《浮世画家》中,叙述者小野为了小女儿仙子顺利出嫁,坦诚地表达了对自己过去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愧疚心理：“承认自己人生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总是容易的事,但却能获得一种满足和尊严.”但是在爱子健二战死于侵华战争一事之上,小野却表现得冥顽不化.“‘是啊,想到这样的浪费确实令人难过.可是健二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死得英勇壮烈.’”类似于史蒂文斯的愚忠也可以在《远山淡影》中找到雏形——主人公悦子的公公绪方先生.在一次家庭谈话中,绪方先生表达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愚忠：“‘纪律,忠诚,从前是这些东西把日本人团结在一起.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对上级,对国家.可是现在人们不再讲这些了,而是讲什么.当一个人想自私自利时,想丢掉责任时,就说.’”
由此观之,在主人公的身份问题方面,《长日留痕》是对石黑一雄前两部小说的继承,背景虽然经过了置换,精髓却得以保留.日本武士道的无条件忠诚在史蒂文斯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长日留痕》可谓多元文化跨越时间与空间并经历交流碰撞、裂变移植的产物,既有英国性,也有日本性.史蒂文斯身上存在日本文化烙印,其文化身份是多元混杂、异质共存的.在这个意义上讲,《长日留痕》不失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回归.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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