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该文是社会保障相关论文范本跟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和社会保障相关论文范本.
社会保障论文参考文献：
李树良
（重庆工商大学 商务策划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根据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将农民分成两组,分别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检验消费观念在其中的*作用,同时比较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参加新型社会保障能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而且可以通过转变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应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民收入,以促进农民消费增长.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消费观念；耐用品消费；消费结构；消费行为；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F216.1；F84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3-0037-08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6.03.005
收稿日期：2015-12-06；修回日期：2016-0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BJY117）；重庆市高校“三特行动计划”资助项目
致谢：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项目提供的数据协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李树良（1980—）,男,黑龙江人；助理研究员,硕士,在重庆工商大学商务策划学院任教,2015年赴荷兰文德斯汉姆大学交流访问,主要从事农民（农村）消费、商务管理研究；Tel：023-62768358,E-mail：lsl@ctbu.edu.cn.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消费增长乏力,挖掘农民群体的消费潜力,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那么,如何刺激农民消费？虽然经济收入决定着农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消费观念和储蓄习惯也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可降低个体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而当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以解除个体后顾之忧时,为了防范不可预见的风险,个体通常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不愿意消费、甚至不敢消费（吴春霞 等,2013）,尤其是耐用品的消费.
纵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理论上讲可以减少农民医疗开支、减轻未来养老负担,使得社会财富向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转移,达到增加社会总体消费的效果（方匡南 等,2013）.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先后于2003年和2009年实施,那么在现实中,参保农民与非参保农民的消费情况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的保障制度对于农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国外,Keynes（1936）、Friedman（1957）、Modigliani（1975）等权威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证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带动作用.而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刘畅（2008）和李琼英（2009）利用社会保障支出的宏观数据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正向影响农民消费；姜百臣等（2010）进一步计算出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弹性系数（0.1702）.但是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并不一定能够扩大消费.著名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1974）首次提出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前者是一种“挤出储蓄、增加消费”的力量,但是后者则会迫使个体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而增加储蓄,二者最终的净效应决定了社会保障对于储蓄和消费的影响.我国学者刘新（2011）也发现社会保障对于农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杨志明（2011）、杨孟禹（2012）引入时间变量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短期来看社会保障对于农民消费确实存在挤出效应,但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存在积极影响.
关于耐用品消费的研究,国外学者多集中在相关模型的实证检验和参数估计上.由于耐用品消费的非线性特点,Bertola等（2005）采用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来研究美国、意大利汽车消费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大多研究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尹志超等（2009）研究发现住房改革对耐用品消费次序具有影响,经历了住房改革的家庭可以抵押住房,增加融资能力,减少流动性约束从而增加消费.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国企改革、员工下岗使得城镇家庭收入风险增加,抑制了家庭的耐用品消费.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收入风险更高,房地产财富更少,因此农民对风险更加敏感,对耐用品消费支出更加谨慎（樊潇彦,2007；方匡南 等,2013）.
李树良：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利用全国性的权威数据实证检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不多,对于耐用品消费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影响的比较研究还没有.有鉴于此,本文以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农户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根据是否参加新农合、新农保把农民分成两组,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研究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以及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并比较新农保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同时,还考察了消费观念的*作用,以更加全面地揭示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民消费增长的机理,进而为进一步扩大农民消费提供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理论基础
居民消费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基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假说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基于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和“基于心理特征的行为消费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消费理论为主流消费理论,有两个假设条件：一是消费者完全理性,并能够根据掌握的信息和对未来的预测做出理性决策；二是贴现率为常数,即消费者对当前消费的贴现与下一期消费的贴现相同,不会因跨期消费而产生差异.但事实上,由于消费者的非完全理性和控制力不足,他们即使知道一生效用最大化的各期正确消费决策,执行也是很困难的.由此导致了现实的居民消费与主流消费理论产生重大偏离,甚至背离.因此,消费理论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人心理及个人社会特征对消费的影响,由此产生了行为消费理论.行为消费理论更多关注消费者的心理和社会特征,同时对完全理性的决策能力、时间等前提假设条件予以放松,明确提出了消费者是非完全理性的,而且消费者对时间的偏好也不具有一致性（方福前 等,2014）.
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家庭收入、经济状况以外,社会因素、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同样对农民耐用品消费有着重要影响.由于耐用品使用周期较长,农民对其购买表现为非连续性和一定的随机性,即农民购买耐用品不一定是理性行为,同时也受社会制度、从众观念、攀比心理等因素影响.新型社会保障的实施必然会对农民的预期收入、预防性储蓄以及对未来的风险预期产生诸多的影响,使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更加乐观,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个人实现了跨期消费规划所要进行的储蓄,这就会使农民倾向于减少预防性储蓄而增加消费（姜百臣,2010）.本研究对农民消费的基本假设是非完全理性的,且农民消费存在不同的时间偏好（如超前消费、即期消费等）,符合行为消费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条件.
2.模型构建
本文将农民购买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消费决策理解成一个二向性（Dichotomy）问题,即因变量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变量.将“农民耐用品消费”设置为虚拟变量,购买了耐用品的样本取值为“1”,没有购买耐用品的样本取值为“0”.Logit模型是分析该类问题常用的工具,其理论基础为二元选择理论.模型函数为概率分布函数,具体公式如下：
模型（1）和（2）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是否购买耐用品Choice（购买为1,没有购买为0）,本文以汽车、电脑和摩托车三种耐用品消费为例进行分析.MSS代表自变量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OSS代表自变量新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Cidea代表自变量消费观念,涉及超前消费和即期消费两个维度；CV代表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
3.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采取的是多层次分层抽样的方法,对12 000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包含家庭的基本信息、是否参与新农合和新农保、消费观念以及耐用品消费等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信息,其调查对象涵盖了中国多数省份的100多个县、区.根据问卷剔除城镇和缺失值后,最终筛选出4 561个考察样本,其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的农户有4 154个,没参加的农户有407个,参保率91.08%；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户1 111个,没有参加的农户3 450个,参保率24.36%；样本涵盖了全国26个省市区、84个县（区、市）,其中848个样本来自17个新农保制度试点县（区、市）.
自变量“新型社会保障”根据问卷中A61“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的回答予以设定：参加等于1,没有参加/不适用等于0；“消费观念”根据问卷中D1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关于生活和消费的一些看法”来测量,选定经济状况、年龄、教育、健康、家庭年收入、非农工作经历、试点区域、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因变量“农民是否消费耐用品”通过问题项C9“农民对家用小汽车、电脑、摩托车的购买情况”予以测量（购买赋值为1,没有购买/不适用赋值为0）,家用小汽车代表享受型消费、电脑代表发展型消费、摩托车代表生存型消费,它们分别代表了农民耐用品消费从高到低的三个层次,并通过对购买时间的回答测定其是否在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出台前购买,制度出台前购买赋值为0,制度出台后购买赋值为1.各项指标的选取及说明见表1.
三、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农民是否参保和是否是试点区域对农民进行分类,直观地比较两类农民的耐用品消费情况.由表2可知,参加新农合农民的耐用品消费数量高于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耐用品消费.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汽车拥有量为每万人491辆,是没有参加新农合的2倍；参加新农合农民的电脑拥有量为每万人255台,是没有参加新农合的10倍；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摩托拥有量（每万人4 067辆）远高于没有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摩托车拥有量（每万人2 071辆）.其次,参加新农保农民的耐用品消费数量也高于没有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耐用品消费数量,参加新农保农民的汽车、电脑和摩托车拥有量分别约是没有参加新农保农民拥有量的4倍、11倍和2倍.总体上看,新农保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作用高于新农合的促进作用.此外,新农保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数量高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数量.总之,参加新型社会保障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没有参加新型社会保障的农民,新农保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农民.
2.实证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模型整体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 F检验,且判定系数R2均超过0.5,拟合度较好.据表3和表4可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合和新农保均正向影响农民对汽车、电脑和摩托车等耐用品的消费.具体来看,新农合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农民对于电脑的购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农民对于摩托车的购买,具有较高的统计学显著性意义；新农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农民对于汽车、电脑和摩托车等耐用品的消费.由此可见,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这与白重恩等（2012）、张川川等（2013）、马光荣等（2014）研究所得的结论相同.
第二,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对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消费,且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系数均高于新农合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系数,新农保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也高于新农合,这说明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要高于新农合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很高的统计学显著性意义.实际上,对于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而言,60岁以后每月可以领到政府补助和自交费用的返还部分是明确的,相当于一种额外的收入,农民对待这种额外收入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政府补助和自交费用的返还为农民耐用品消费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程闻硕（2014）研究所得的结论相反,笔者认为是因变量不同所致.本文的因变量是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消费,而对方的因变量是农民生活消费支出.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而且通过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从新农合、新农保与即期消费观念、超前消费观念的交互项回归结果看,交叉项正向影响农民的汽车、电脑消费,但不显著；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摩托车消费.因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耐用品（如摩托车）消费,对高层次的耐用品（汽车、电脑）消费的支持力度不强,目前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还难以起到显著地提升农民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的作用.在表3中,超前消费观念的系数为负值,表明超前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作用,存在挤出效应；即期消费观念的系数为正值,表明即期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的正向作用.即在参加新农合的情况下,农民具有超前消费倾向愈大,对耐用品消费越少；即期消费观念越强,对耐用品的消费越大.在表4中,超前消费观念的系数为正值,表明超前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即期消费观念的系数为负值,表明即期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作用,存在挤出效应.即在参加新农保的情况下,农民具有超前消费倾向愈大,对耐用品消费越多；即期消费观念越强,对耐用品的消费越小.新农合、新农保与超前消费、即期消费交叉项的系数为正值,特别是对农民购买摩托车的促进作用显著,说明新型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对消费观念的间接作用正向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
第四,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的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实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养老后顾之忧,降低农民的老年生活保障风险,增加消费信心,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耐用品消费.对于年轻人来说,新农保相当于储蓄式的个人账户和政府补助的结合,增加了其未来预期收入,从而使其有信心消费,促进其耐用品消费；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参保除了增强他们的消费倾向外,养老金发放也会直接增强其消费能力或者增强其支持家人进行耐用品消费的能力.总之,试点区域农民参加新农保有助于增加其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从而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实现耐用品消费.此结论与贺立龙等（2015）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第五,经济状况、家庭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影响；身体健康、已婚、具有非农工作经历、男性、是党员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身体不健康、未婚、没有非农工作经历、女性、非党员的农民.这些结论均符合相关理论和经验预判,也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研究模型设定是合理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汽车、电脑、摩托车的消费为代表,研究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及其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根据是否参加新农合、新农保将农民分成两组,采用Logit模型回归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比较了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农民的耐用品消费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使农民对未来预期收入更加乐观,能够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2）新农保制度对于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参加新农保的农民把从政府领到的补贴和自交费用的返还看成是一种额外的收入,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所以对农民耐用品消费有更大的刺激作用；（3）社会保障制度还通过对消费观念的作用间接影响农民的耐用品消费,即期消费、超前消费观念在分组中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效果各异；（4）在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试点区域农民参加新农保都有助于增加其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从而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增加耐用品消费.
本文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应完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少农民在医疗支出、养老生活保障等方面负担,从而刺激农民的消费；第二,政府应不断加强新型社会保障知识的宣传力度,多方位引导农民学习新型社会保障知识,提高其对新农合、新农保的认识,积极参加新型社会保障,减少后顾之忧,提高生活质量；第三,国家在实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基本生活消费的同时,应千方百计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消费结构,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第四,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参加新型社会保障的人数越多,越有利于家庭的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所以,应支持和鼓励家庭成员全体参加新型农村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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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归纳总结，这是一篇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和社会保障相关社会保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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