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国内格雷马斯叙事理论与文学实践综述,该文是近五年类毕业论文范文跟格雷马斯和综述和叙事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近五年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笔者对2011～2015年国内对法国结构主义者格雷马斯经典叙事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状况进行了统计,发现取得一定的成就：在理论研究方面,正视并深入研究理论的不足.在叙事批评实践方面,纠正伪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文学批评；深化及拓展“符号矩阵”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出现叙事共性研究.但是,批评实践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依然大量存在伪格雷马斯文学批评实践；文本分析不够透彻,仍缺乏对理论缺陷的补充研究.
[关键词]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符号矩阵；国内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6）4-0091-03
20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不少文学批评都通过经典叙事学分析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1]60.经典叙事学研究范式分为以故事为对象的研究层面以话语为研究对象.如今,在后经典多元叙事学发展的背景下,关注故事/话语的经典叙事学依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以故事为研究对象的叙事经典学吸取了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文化二元对立以及对立项之间的象征符号.俄罗斯形式主义者普罗普总结俄罗斯民间故事,提出基本叙事“功能”.格雷马斯继承并发展普罗普的分析模式,提出了著名的“行动元模型”和“符号矩阵”,前者总结了普罗普的叙事功能,进一步分析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关系；后者用于分析文本深层结构的意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将格雷马斯经典叙事学用于分析单个叙事或某类叙事往往有效,并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2]14.
近来,笔者对近五年国内对格雷马斯经典叙事学理论及批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笔者以“格雷马斯”作为关键词输入CNKI数据库,2011～2015年在学术刊物中刊登的学术论文为170篇,2005～2010年数量为109篇,增长了55%,可见,研究文章数量呈明显上升之势.2012年12月在江西南昌举办了“作为人文学科的叙事学”全国学术研讨会.四川大学赵毅衡、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暨南大学张世君等参加了会议,对叙事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发展进行深入的反思.[3]3苏州大学孙琳博士在2011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研究批判后结构主义背景下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以上足可以说明国内对格雷马斯叙事学研究热情仍在高涨.研究后,笔者发现近五年的格雷马斯叙事学的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取得新的成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一、国内格雷马斯叙事学研究主要成果和新的拓展
(一)理论研究方面,正视格雷马斯叙事学的不足
王锺陵教授在《法国叙述学的叙事结构研究及建立叙述学的新思路》一文中,承认“格雷马斯行动元结构模式的说明冗长,由于运用了大量的语言学与符号学的概念,不仅烦琐,而且与文学明显疏离”[4]125.苏州大学孙琳博士在针对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的研究中,发现其理论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异化’的逃逸”,[5]72页对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全盘否认,并且从对“考验”的概念证明,术语转换过程的说明以及时间延展等三个方面证明非时间性在结构语义学中不能或缺.
（二）叙事批评实践方面,揭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引入的“符号矩阵”在运用时的变调与不足
中国文学批评界认识和了解格雷马斯“符号矩阵”主要是通过后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1985年的介绍与引入,从而进行文本分析.但是北京师范大学钱翰博士在论文《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旅行》中指出詹姆逊的伪“符号矩阵”分析中的多处不足.首先,矩阵中义素定义模糊,内部具有多种意义和价值.如他在分析作品《鸲鹆》中所给的矩阵（图1）中,S1是人,“人”包含有多种自然与社会性质.而与S1处于对立关系的“反人”可能在社会性等方面与“人”存在蕴含关系.例如,“人”存在善良的特性,而“反人”可能是动物,也可以存在善良的特性.其次,义素之间的对立关系、矛盾关系和蕴含关系并不是逻辑性地存在,而是主观“直觉”总结.[6]193-199如詹姆逊在分析作品《吉姆爷》列举的矩阵（图2）中,义素S1“行动”与S2“价值”并不存在对立关系,-S2 “非价值”和S2“价值”之间是蕴含关系,因为“非价值”也是价值体系中的一种特殊价值表现形式,不能构成矛盾关系.[6]193-199
国内学者王一川是运用詹姆逊“符号矩阵”分析文本的主要代表,钱穆博士在论文中也分析了王一川矩阵分析中的不足.王运用矩阵分析《创业史》中的人物关系（图3）,创造了“人物矩阵”.这中间最大的问题是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用于分析语义和深层结构中的意义和价值.如用于分析整部作品中的所有人物,而每一个人物均是“圆形人物”,存在许多不同的性格特征,其中某些特性可能还是矛盾的.各义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对立、矛盾或蕴含,而都是蕴含或重合关系,符号矩阵便不可能存在.[6]193-199
其中,王一川的“人物矩阵”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图4）和“符号矩阵”研究不够透彻,以致混淆两者的功能.前者是基于普罗普的行动功能,简化并且拓展到其他艺术形式,用于分析作品情节和人物；后者基于二元对立的逻辑,用于透过表层意义分析深层意义与价值,两者不能结合.
(三)深化及拓展格雷马斯叙事学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
首先,北京大学张怡博士在《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方阵”试论小说人物关系分析模型的建立》一文中依据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引出他分析男女关系的三个不同模式：社会模式、经济模式和个体价值模式（图5）.在人物A与B关系发展的过程中,这三种模式便会在他们身上起到三种作用：平衡作用、兼容作用或者冲突作用.
人物A与B处于这三种模式体系中,存在多种可能的提倡项和禁止项,三种模式体系在作品中处于的主导或从属关系,均会导致AB间产生不同作用,或者各种作用间进行转换.第一种可能,A和B在每个体系中都是提倡项,那么关系必定是平衡的.第二种可能,A和B在三个体系中既存在着提倡项也存在禁止项,两者的作用关系取决于哪一种模式体系在关系中处于主导作用,A和B在处于主导作用的体系中存在提倡项,那么性关系也是平衡的,反之便是冲突的.第三种可能,A和B在三个体系中均为禁止项,但是A或B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那么双方不得不产生兼容关系.[7]54-62
因此,如果要分析作品中关系产生何种作用力,便要通过“符号矩阵”判断人物A和B,哪一位处于主导地位；两者处于的三种模式体系中哪一种处于决定项位置；两者存在的提倡项和禁止项是否处于同一个模式体系.这种判断关系的“符号矩阵”在分析女性主义作品时具有极大的实践性和指导作用,可以指导文学批评者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深入剖析作品人物关系、创作者的观以及作品所处时代体现的观.
其次,张良林在论文《颠倒的二元对立——解析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葛特露的反驳〉》中探讨两个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意义系统之间的关系.他分别用二元对立的矩阵分析《葛特露的反驳》文本和被戏仿的文本《莎士比亚》,比较相同人物（如哈姆雷特、葛特露）在性问题上的观点,从而揭示意义转换过程中的微观机制.所以,“符号矩阵”不仅可以运用在单篇作品分析中,还可以扩展到两篇关系文本（戏仿关系或回文关系等）的意义分析中,从而探究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8]155刘宇红在论文《叙事文本中“功能”项的结构特征——以刘第红的长篇小说〈漂泊〉为例》中,通过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分析长篇小说情节中人物（行动元）之间的层次关系,并且总结出行动元相互继承,体现作者价值判断连贯性以及在不同情节转换焦点等规律.这体现出格雷马斯叙事学可以充分应用在不同的文学作品当中分析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层次关系.[9]112
同时,张璐将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和“符号矩阵”拓展到文化研究领域中,侯薇拓展到影视作品分析中,贾春晓拓展到广告话语分析中.张璐通过六级“行动元模型”分析后现代主义作品《沙漠》中的关系,提炼出作品的叙述大纲,从而剖析关系中主体和客体间的分离和连结状态,挖掘人与自然间关系从分离到连结再分离和连结的双重循环过程.同时,她通过“符号矩阵”分析作品主流文化身份和异质文化身份的深层意义,得出主流文化和异质文化在对抗和共存两种关系间进行循环的过程.[10]19-20侯薇通过经典符号矩阵中,S1生与S2死的二元对立关系分析短片《人质》,将经典二元关系演变为S1生（拯救）,S2死（毁灭）,￣S1非生（垂死）和ˉS2非死（重生）的两组义素,分析两组义素组成的关系：对立、矛盾或蕴含,从而获得短片的深层语义意义.[11]60-61贾春晓则通过2个“符号矩阵”分析脑白金和万宝路两则经典广告深层结构中的语义内涵.从此,可以看到格雷马斯叙事学方法的运用已经不仅仅限制于文学作品分析,而且涉及到视觉化和其他形式艺术作品的深层语义分析.[12]141
(四)出现叙事共性研究
以往文学批评界只用格雷马斯叙事学方法分析单一作者的单一作品,少用来总结某位作家、某个时代作品或某种类型作品在故事结构架构方面的共同特征,即进行叙事共性研究.江南大学陈佳翼博士在论文《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人物角色类型研究》中,通过“行动元模型”分析中国动物叙事类作品中的两类主题人物形象谱系“猎人+野生动物”和“主人+家养动物”,导出中国动物叙事公用的人物角色“行动元模型”,并确立具体的行动元与角色、人物（动物）之间的关系,如受难者、解救者、辅助者、加害者及旁观者.[13]22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和“符号矩阵”两种方法可帮助学者有效地分析和总结共时作家和作品创作中在情节构建、人物塑造和语义表达等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二、国内格雷马斯叙事学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一）詹姆逊和王一川的伪“符号矩阵”影响力极大,导致近五年发表在国内核心文学刊物中的文学评论大多沿用这两种伪“符号矩阵”
例如,张怡在论文中提出关系“符号矩阵”用于分析小说人物关系,但是矩阵真正功能在于挖掘作品的深层结构语义,如分析小说人物不应该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挖掘作品中社会、经济和个人价值模式哪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缘由又是什么；挖掘作品中哪种性别、种族的人物处于主导地位,意义在哪里；人物对应关系的分析是否导致平衡、兼容和矛盾的作用力,若如此就要考究缘由,若反之,则要考究作品背后是否存在潜在叙事.[7]54-62
大多数学者（75%）混淆“行动元模型”和“符号模型”的功能,使用定义含糊或者不对立的S1和S2,或者涵盖或重合的S1和S2分析作品复杂的“原形”人物关系[14]137,有些分析甚至脱离文本语境,从而得出主题等相关语义结论[15]9.这些主题和语义结论基于主观和偏离的“符号模型”得出,根本不能成立,所以很多文本分析立论经不起考验.
(二)缺乏针对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缺陷的补充研究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明显基于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但在后现代主义的今天,主张去中心化的解构,打破严格的二元对立与中心和边缘的对立.一旦二元对立被解构,那么“符号矩阵”便不再存在,需要对格雷马斯叙事学进行补充研究.如张璐的论文中,“异质文化身份继续影响和同化主流文化身份”,[10]19-20两种身份在循环的过程中趋于共存和同化.一旦主流和异质文化融合为一,便不存在对立的S1和S2,那么还能否使用“符号矩阵”分析文本？或者所有作品都存在对立和矛盾？
(三)缺乏深入的文本研究
文学批评者多只从故事结构角度结合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和普罗普的经典叙事学方法进行研究,缺乏将叙事话语和故事结合,并总结有效叙事规律.[2]14部分研究深度不够,不能完全结合文本语境进行义素关系分析,从而发现语义.同时,近五年的文学批评还是“缺乏对‘亚文类’、不同时代及不同作家小说叙事共性研究,大多数仅从一文出发研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的叙事研究.
三、结论
格雷马斯经典叙事学理论及方法给文学批评者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可通过细读文本仔细分析,理清复杂的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关系,还可以挖掘深层结构的语义意义.但是,学者应该回归阅读并理解格雷马斯经典学术著作,理清各批评方法之间的关系,从已偏离本意的道路上回归,重新清楚定义各义素,利用符号语义冲突进行客观精准的分析,正确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也要思考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和方法的走向,进行补充研究.也要将故事架构大框和具体话语结合,深入研究文本,增加叙事共性研究,成为真正意义的叙事研究,而不仅仅是某一篇作品的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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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结论：上文是适合格雷马斯和综述和叙事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近五年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近五年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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