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春暖乌蒙》散论,该文是文学类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与报告文学和《春暖乌蒙》和长篇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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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锐批评发表两位青年评论写作者的文章,两位作者均为本栏目的重要作者,他们从这个栏目起步,也在这个栏目成长,本栏目伴随了他们读硕士、博士,也见证了他们文章从幼稚到逐步成熟.这是本栏目以至本刊特别高兴的事.曾令云的长篇报告文学《春暖乌蒙》紧扣中国当前的时代主题——精准扶贫,全境式地展示了地处乌蒙山区深度贫地区在这一伟大事业中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品出来受到广泛好评.文学批评及时跟进对这一作品做出评论,是对时代主题的积极响应.这篇文章写得挥洒自如,又有一定的深度.樊忠慰的诗常写出他极具个人特征的体验,读他的诗也需要个人的体验与感受,这期所发这篇诗评以樊忠慰独特感悟的诗作为研究对象,写出了一些颇有个性的感悟.（宋家宏）
贫困是个世界问题,也是个历史问题.实现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迫切愿望.在经历一些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崛起由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变成普遍承认的事实.但反贫困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精准扶贫的最后攻坚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完成长篇报告文学《春暖乌蒙》,可谓恰逢其时.
曾令云的《春暖乌蒙》刊发于《十月》2017 年增刊,作品主要围绕昭通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展开.如《十月》杂志卷首语所说：“《春暖乌蒙》用全景视点,写出了云南昭通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动人篇章.作品既揭示了昭通深度贫困的原因,又描绘出了昭通地区实施精准扶贫计划之后的巨大变化,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担当、奉献和群众的拼搏精神.作品充满了正能量,并彰显了大写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昭通精神.”这段概括性的文字已经准确地切中作品的主要方面,但对一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而言,如此简短的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芟夷、剪截、省略了一些饶有意味值得思考的部分.因此,有必要在更复杂的视域下进一步具体地讨论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虽然围绕昭通地区精准扶贫主题结构全篇,但实际上写出了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昭通地区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显然,这是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者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视野中*昭通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反之,他通过亲眼目睹、切身体会到的昭通地区的变化,理解近四十年的中国社会.这是一次宏大叙事的尝试,没有深厚的经验、情感与知识的积累,没有敏锐的历史洞见和现实关怀,是无法胜任这项写作任务的.由年逾古稀的曾令云来写,应该是昭通精准扶贫这一题材找到最适合它的这支笔.对那片大地和人民的深沉感情,若不是身为地之子和人民之子是难以理解的；对平民百姓、领导干部,以及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如此熟悉,没有长期的行政工作经历恐怕也难以达到；驾驭这样一个题材、写出一本厚重的书,若无几十年的学养和知识储备,恐怕只能望而却步.曾令云恰恰具备完成这部作品的诸多必要因素,可以说是他完成了《春暖乌蒙》,也是《春暖乌蒙》找到了它的作者.
贫困不只是昭通的问题,脱贫致富也不只是昭通的目标,因此作者需要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将昭通地区的特殊性凸显出来.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处理显得游刃有余.作品不仅写出了昭通地区的极度贫困,而且分析了贫困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深刻根源,更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始终是将其置于昭通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之中.因此,与精准扶贫这一主题相关的,就不是单一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作者写出了昭通问题,更写出了昭通人的生存状态、集体经验、文化意识和精神品质.作品中那些独特的民风民俗、节日庆典,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状态,我认为不只是作为贫困问题的背景呈现,而是在绘制昭通版图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这些精准细致的描画,使昭通形象能够以特殊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出来.因此,这部作品除了一般的社会学意义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人类学和存在论的意义.作者似乎熟悉昭通的每一个城市和村庄,每一条街道与河流,甚至是每一种植物,以及与那片土地相关的一切.读罢全篇,我感觉作品背后似乎站着一个博物学家.曾令云在书写这些他所熟悉的事物时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但在无意识和语言呈现的层面又超越了问题,那些流溢于问题之外的描写与叙述,亦多有耐人寻味之处,不乏直击人心的力量.
这部作品文体上显得比较随意,融合了多种写作样式,包括人物传记、游记、散文、小说、新闻报道等.这些多样的写作形式得益于充分的案头工作和田野准备,既建基于大量历史性的记录,又建立在实地考察、访谈以及切身经验之上.与一般的报道或史学著作不同,这部作品一直在激发人的情感、记忆与关怀,其中固然有修辞、技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一直是我们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思考者,是昭通历史与现实的在场者、介入者和参与者,因此,他甚至不需要在人物和情节的虚构上倾注过多心力,而自己就是作品的主角,是昭通这个地方资深的文化导游.在某种意义上,将《春暖乌蒙》视为作者的一部自传亦未尝不可.显然,曾令云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描画昭通地区的贫困问题、群体肖像和文化地图.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作品所选取的视角和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叙述者像是一个从未离开过那片土地的人,是一个入乎其内的在地的写作者,故而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山川草木如数家珍,写人记事温熨体贴；另一方面,存在一个贯穿全篇,出乎其外的超越视角,这个视角下的言说始终带着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和理想诉求.曾令云为写作这部作品所做的调研工作只是准备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准备是他几十年丰富的生命积淀,没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学养,作品就难以获得这种纵深感和质感.这部作品写出昭通地区的贫困,以及贫困之下人的疼痛、挣扎与拼搏,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简单地以数理统计的方式呈现,而是浸润在血肉饱满的生活世界和历史情境之中,惟其如此,作品才能在昭通问题之外,深入昭通经验和昭通精神的层面,呈现一个立体的昭通形象.换言之,昭通之于曾令云,从来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书写对象,不只是作为问题的存在.
基于自身的经验和识见,曾令云对人性和生活世界有其独到的理解和判断.作为一部报告文学,《春暖乌蒙》并没有放弃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对此,作者并未落入道德批判的俗套,而往往致力于揭示影响人性和人物命运的制度性、结构性的因素,在特定的环境中理解人物.因此,曾令云在审视任何平凡、卑微的生命时,常带着同情和理解.我印象较深的是作品中对朱宁兄弟的刻画.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弟弟因无法忍受父母对哥哥的偏爱而将愤怒的斧头砍向哥哥,而在斧头砍落的瞬间又避开了致命的头部,随后“发疯一般地夺路逃走了”.这一情节对人性的复杂性,甚至是恶魔性的揭示令人震惊,它使人想到人性恶在一些先锋小说中的表现, 再往前追溯,这是“该隐杀亚伯”原型的当代变体.事实上,恶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已经得到充分表达,“恶的象征”、“恶的美学”吸引着作家的艺术探索.时至80 年代,阶级斗争动力说的理论受到怀疑,一些学者转而笃信另一个命题——“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曾令云这儿,他并不纠缠于人性的善恶,而始终强调人性存在的事实基础和环境因素.由此,他对朱宁弟弟的故意砍人行为就不是简单的指责,而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宥.如果离开人的生存环境,那么所谓的人性,除了令人难以接受的乖戾之外几乎所剩无几.我一直认为,倘若局限于抽象地探讨人性的善恶,或追究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可能会使我们远离真实的历史与现实语境,远离人性的复杂性和生成性,而遮蔽了真正的问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空间和人物结构.从空间看,《春暖乌蒙》既有对昭通地区整体性的描写,又具体到下面的贫困县贫困乡镇贫困村乃至贫困户,既写到由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占据的现代城市空间,又写到由低矮、破败的茅草房所占据的乡村空间.这部作品的容量之大,其原因之一即在于它所涉及到的空间之辽阔.曾令云试图把幅员辽阔的昭通大地全景式地、细致入微地勾勒、描述出来,进行一种或可视为文学地理学的探索,这一宏大的愿望和叙述确实增添了作品的磅礴之气.对《春暖乌蒙》的写作而言,错落的空间结构直接影响着作品的叙述结构.在人物设置上,这部作品既写到广大的平民群众,又写到各级领导干部,对一些人物的描写神情自近,语事逼真,符合“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从底层挣扎的群众,到指导扶贫攻坚战的各级领导,作品描画出社会结构中不同层次的人物类型,使各色人等纷纷亮相,人物群像呈现出立体感而不显得单一.尤其是作者对底层人物的生活世界及其命运的书写,不啻打开一个个浸染血泪的生死场,思之令人叹惋.
报告文学是一种最及时而直接地切入时代的文学样式,是社会最敏感的文化神经,它对激烈变化的中国现实是一种适宜的叙述形式.同时,这类写作与虚构类写作应当是相互启发、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我想起新时期伊始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部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 年第1 期,发表后广受好评.它闯开了知识分子题材禁区,开启了当代文学写知识分子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实践,为后来一个时段的知识分子叙事提供了某种原型.就报告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而言,《哥德巴赫猜想》将知识分子作为作品的主角描写,提供了一种想象知识分子,重建历史主体的文学实践,这与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密不可分.实际上,徐迟写这部作品时,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还没有被摘掉,知识分子政策还没有做出重大调整.就报告文学与虚构类作品的关系而言,继《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产生了一个与之有家族相似性的作品群,例如王蒙的《布礼》,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绿化树》、戴厚英的《人啊,人！》等,这些作品在形塑知识分子、修复和重塑历史主体的方式上,与《哥德巴赫猜想》可谓如出一辙.
《春暖乌蒙》与时代及社会现实的关系不再多说,我想进一步思考的是,这样的叙述有没有提供有别于常见的虚构性写作和历史书写的新的东西.当读到张凤英的故事时,我产生了这一想法.张凤英是作品中最意味深长而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因此我认为也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类似于张凤英扑进洪水抢救画像的故事我们太熟悉了,但应该注意到,这类故事的主角更多是知识者,比如知青典范金训华,郑义小说《枫》里的丹枫,李锐短篇小说《合坟》里的玉香等等,而关于张凤英们的革命历史叙述并没有得到充分有力的表达.张凤英形象所吸纳的巨大的历史势能,使其几乎可以与毕飞宇《平原》中的吴蔓玲形象相媲美.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可能由于既定的写作意图和文体上的限制,作者对这一形象的打磨、展开还是有所不足.
与这部作品相关的还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比如历史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性与叙事的关系问题,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纪实文学的虚构和想象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这里不做展开.
毋庸讳言,尽管这部作品发表时已经做了删减、修改,但从文学的角度看,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有的部分枝蔓丛生,显得拖沓,缺少必要的节制和艺术加工.作者似乎有过于饱满的情感和思想急需一吐为快,乃至艺术上的考虑退居其次.且以对郭大进的描写部分为例,作者不惜将大量的笔墨落到对张恨水其人其作的品评上,这种知识性的铺成如果不是恰如其分,则可能使作品蕴藉不足,作品的向心力和艺术感染力也会因此递减.当然,指出作品的不足并不困难,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必然已经意识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克服它们却非常有难度.这是一部在既定题材下完成的作品,有诸多因素会限制到作者的艺术发挥,仅以话语而论,如何处理好文学性话语与知识性、工具性话语之间的关系就难以把握.这部作品的价值远远超过它的文学价值,因此,不能因其艺术上的瑕疵而低估了它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乃至知识领域的意义.《春暖乌蒙》在昭通大地上翻挖出一片质料不一的杂色矿石,日后有心的文学拾荒者或可从中萃取文学的金矿.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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