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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城楼成为国徽的论文参考文献：
清代顺治皇帝第一次进入北京时,天安门城台上的城楼只剩下了光秃秃的5 个门洞.顺治八年（1651 年）,清世祖福临下令重建皇城正门,并将这座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的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
1949 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即将在北京建立时,天安门城楼依然遍体鳞伤,在整理城楼时,还发现了三颗未爆炸的炮弹,可以准确地推断它们是八国联军在庚子年（1900 年）留下的.
实用美术家张仃在这一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住进中南海,他的主要任务有：勤政殿和怀仁堂的装饰设计、首届政协会场和会徽的设计,以及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此后,他又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在他的国徽设计方案中,果断地将天安门城楼作为国徽的主要构图.
人们通常认为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国徽的设计者.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张仃领导的美院设计组的这一国徽设计方案在一开始就得到以林徽因、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设计组的反对.林徽因、梁思成等于1949 年10 月23 日撰写了《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在这份说明中,他们制定了以璧（或瑗）为主体的国徽设计方案,而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主要构图的方案.反对的理由之一,是他们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不能用作新中国的国徽.
与后来的天安门不同,最早的“承天门”,不过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式的五孔木牌坊,牌坊正中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承天之门”4 个字,暗示着门内的这个朝廷“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理应万世为尊.
天安门虽然曾是封建帝王们展示权力的舞台,但是它同时是爱国主义运动的发生地.它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的见证者.
张仃参与了对天安门的第一次设计装饰.
有材料说,天安门的装饰设计,是由两个日本人完成的.笔者在采访中,认定这一说法不成立.这一设计由当时美院及其所属的美术供应社完成,张仃是天安门装饰设计的主要创意者.他提出了城台正中门洞的上方悬挂同志巨幅画像,将中国传统的对联加以变化,以横幅的方式排列左右,在城楼上悬挂大红宫灯的设想,以突出天安门的革命主题和喜庆气氛.
张仃在他的《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坚持认为它是“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对这座古老城门内涵的这一解读,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1950 年6 月,国徽设计稿正式定稿.天安门这一位于北京城市横纵中轴线交叉点上的古老建筑,从此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性标志,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精神图腾.
开国初年对天安门的装饰虽然算不上一次大的改造,但却完成了它的意义转型,使它由帝王统治的象征变为人民的象征.
（摘自海豚出版社《皇城北京》 作者：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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