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微校史：西北楼里的大师们,该文是关于翠微校史相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跟翠微校史和西北和大师方面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翠微校史论文参考文献：
翠微校史虽然只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一隅,但这些老学者们的勤奋和执著、学养和品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依稀于眼前.
所谓“翠微校史”,不知是谁冠以这样诗意的名称.而其所指,就是1963年从全国院校抽调专家学者,住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西北楼,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
我的父亲赵守俨（注：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从始至终参与并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1963年,我只有14岁,虽然从小受到家庭熏陶,对文史有兴趣,但对点校二十四史是怎样的工作和过程,是完全不清楚的.只是由于我家住在翠微路的机关宿舍,与那些参加点校的学者们朝夕相见,所以尚能从侧面回忆些当时的情景.
西北楼
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是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二十四史的点校历时近20年.
严格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50年代末到“”前夕,而第二阶段是从1971年5月到1977年11月《宋史》出版,全部点校工作完成.
在第一阶段中,前四史的点校是整个工作的前奏.《史记》在顾颉刚先生点校的基础上由宋云彬先生再次加工整理完成；《汉书》是由傅东华先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的基础上加工完成,《后汉书》的点校主要是宋云彬先生完成；《三国志》的点校是由陈乃乾先生完成.1959年《史记》正式出版,其他三史也在“”前陆续出版.
至于其他各史的点校基本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集中各地的学者到中华书局参加全面点校工作则是从1963年开始.
翠微路2号院最里面有两座L型的宿舍楼,叫作西北楼和西南楼.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在这个大院里办公,西南楼是商务的宿舍,西北楼是中华的宿舍.每座楼都是三层,各有三个楼门,每层有三个单元房,两个三居室,一个两居室.房间的面积都较大,冬天的暖气虽然烧得不好,但是都有.
我家住在西北楼二门二层一套三居室的单元中.西北楼一门和二门基本住满,只有三门里没有几家人,绝大部分单元都是空着的,够住二十几人.
从1963年初开始,西北楼就陆续住进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各地专家教授.家在北京的教授为了工作方便,不受干扰,也有住在这里的,但是不多.
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人员的流动很大,你来我走,有的住的时间长,有的住的时间短,最多时十六七人,最少时只有七八位.房间的配置是每位一间,里面有单人床一张,书桌一张,书架一个,衣柜一个,十分简单,类似招待所的性质.
很多教授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都很怀念,主要是那里比较幽静,工作条件较好,生活也算方便,更兼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条件相对好转.
当时没有煤气,中华书局职工和家属都要自己生炉子做饭,外调来的专家学者则不用做饭,一律在南面的大食堂吃小灶,到吃饭的时间,走几步就到食堂,坐在饭桌前就行了.那时我家虽自己做饭,但也常到大食堂去买些主食,经常看到他们围坐在大圆饭桌前吃饭.鸡鸭鱼肉每顿都有,还经常能吃到外面买不到的大黄鱼、海参、对虾什么的,伙食相当不错.早点也有牛奶、豆浆、稀饭之类.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了.
负责他们生活起居的专职工友高培义,是个个子不高、很憨厚的年轻人.因为单元里没有炉火,所以每天要及时给他们送开水.这位高师傅每天两三次给他们送水,一手提着四五个铁皮暖壶,穿梭于西北楼和大食堂之间.
每逢春节,多数住在这里的教授学者都要回去过年,整个西北楼三号门里会是空荡荡的.
教授们
我的父亲生于1926年,1958年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时只有32岁,是金灿然先生发现他的才华和能力,让他负责古代史编辑组的工作,他也是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后来他主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时,也不过三十六七岁.但是,许多整理工作的规划都由他起草,加上他的家世背景和实际水平、工作能力,得到了那些老先生们的肯定和尊重.因此,他与各地来的专家教授相处得十分融洽.
这些专家学者中,我印象最深的多是在这里住得较长的.如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张维华先生、卢振华先生,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陈仲安先生,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吉林大学的罗继祖先生.家在北京的则是北大的邓广铭先生、民族学院的傅乐焕先生,还有就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宋云彬先生等.不过宋云彬先生并不住在西北楼,而是住在大院一区的一栋日式别墅中.当时《明史》的点校工作是郑天挺先生带着南开的教授在天津做的,不过郑天挺先生有时也住在这里.北大的王永兴先生后来是内子的导师,他也经常回忆起在西北楼的日子.
那段时间父亲的工作很紧张,经常要伏案到深夜,几乎没有星期天.我记得每到周日的上午都有老先生们来我家,主要是就点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校勘体例等与父亲商量.来得最多的是王仲荦、唐长孺和宋云彬三位先生.王、唐两位先生来此都是谈点校工作问题的,而宋先生来此谈完工作以后,聊的闲话也最多,甚至和我也要交谈几句.
宋先生儒雅倜傥,爱好很多.我记得他曾请我们全家进城（那时管到市区去叫“进城”）去看戏.宋先生也好书画.那时房子不讲究装修,父亲的书房墙上有处地方掉了墙皮,就想用字画遮挡一下.选来选去,一般条幅都不够宽,遮挡不住,于是就挑了一幅董其昌的行书中堂遮挡,中堂上题五言绝句：“春风二月时,道旁柳堪把.上枝拂官阁,下枝通车马.”那幅中堂虽然是先曾叔祖赵尔萃傲徕山房的旧物,却是清人所仿的赝品,所以随便挂挂也无所谓.那日宋先生来,颇注意,来回端详,还说写得如何好.宋先生虽然比父亲大将近30岁,但总是将父亲当成朋友.按道理,我应该叫他“宋爷爷”,但因他和父亲同事,一直以“宋伯伯”相称.前年,宋云彬先生的文孙宋京其等家人将他所藏书画拍卖,以其所得建立了“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此举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一致好评.今年春节,京其来寒舍,我们还谈起许多翠微路的旧事.
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曾受业于章太炎,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弟子.王先生不但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著名史学家,也是执教山东大学40年的教育家,门人学子遍布海内外,影响卓著.不过我见到的王先生却是非常谦和慈爱,没有任何学术权威的架子.他方方的脸,比较胖,总是笑嘻嘻的,说话细声细气.他在西北楼住的时间较长,也常来我家,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1966年11月,彼时二十四史点校第一阶段因“”而停止,王先生也早就回到济南.当时我借着“串联”之名去江南游山玩水,第一站先到了泰山,在泰山上盘桓了三日后,下山到了济南,就直奔他在山东大学的家.他在“”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家中也很平静.他的夫人郑宜秀先生比较年轻,很能干,事业心也很强.王先生夫妇对我这个不速之客非常欢迎,体贴周到至极.我对他家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庭和睦,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能感受到其乐融融的气氛.他们让两个孩子第二天陪我去游大明湖,临走还特地叮咛我们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必须回家吃饭.我在那里虽然只住了两夜,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长孺先生也是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执教于武汉大学.我虽不是学习历史的,但是青年时代读过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续编,唐先生的名字很早以前就知道.唐先生也是两度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与我父亲的关系很好,后来还有很多交集,直到晚年还与父亲有很多书信往来.
那时同唐先生一起住在西北楼的还有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助手陈仲安先生,陈先生实际上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唐先生的个子比较高,陈先生矮一些,两位都是高度的近视眼,眼镜片都像瓶子底一样厚,看得出来是一圈一圈的.陈先生除了要协助唐先生工作,还要照顾唐先生的生活起居,足尽“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唐先生说话走路喜欢仰起面孔,这也是平时的习惯,并非是傲气.陈先生随侍左右,寸步不离.
最有意思的是这师生两人在晚饭后的散步.那时翠微路2号的院子很大,从西北楼出来围着大院转一圈要十几分钟,他们走得慢,走走停停,大约要半个多小时.“亦步亦趋”这个成语在他们师生二人身上得到最真切的体现.两人遛弯时,陈先生总是在唐先生身后一步之遥,不论快慢,这个距离是不会错的,绝对不会与唐先生并肩而行.但两人的步伐却是完全一致,唐先生迈左脚,陈先生不会迈右脚,他完全按照唐先生的步伐行进,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步子错了,就会马上调整过来.我当年最喜欢看这师生二人晚饭后遛弯,前面是唐先生倒背着手信步走,后面是陈先生在一步之遥外紧跟着,特别有趣.
我记得唐先生第一次下了火车来中华书局报到,那时陈仲安先生还没来,好像是过了中午食堂的饭点,父亲就带着唐先生到我家吃饭,我母亲在匆忙之间很快弄出几个荤素兼有的饭菜.后来唐先生向很多人夸过我母亲如何庄静贤淑,如何能干.
张维华教授是住在西北楼的教授里年龄偏大的,也是山大的教授.我对他的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他是山东寿光人,一口的山东话.
我对卢振华教授的印象却很深.他在点校二十四史中主要是负责《南史》和《梁书》的标点.卢先生的头比较大,而且谢顶,个子也较高.
他有个儿子叫卢今珏,比我小两岁,长得并不像他,常从济南来北京看他,寒暑假会在西北楼住一个假期,与大院里的孩子混得都很熟.卢先生非常溺爱这个儿子,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位卢公子在生活上又比较讲究,喜欢追逐时髦.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攀比的,自行车是最可以炫耀的东西,他一直磨着卢先生给他买一辆二六型号的新自行车.当时买车的钱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票.于是卢先生为了儿子到处奔走,逢人就打听哪里能弄到自行车票,再有就是咨询到底是买二六的还是买二八的,是买“飞鸽”的还是买“永久”的.卢先生很少来我家,但有次特地为儿子买车的事登门造访.他一口湖北话,将二六自行车的“二六”永远读作“而流”,从此我们也管二六自行车叫“而流”,这在我家成了个“典故”.大概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这位卢公子如愿以偿,天天骑着锃光瓦亮的新车在大院里转悠.
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资格很老,曾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他在翠微路2号院西北楼住的时间不太长.“”中刘先生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事在学界广为流传,他无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有“士”的风骨.在当时住在西北楼的教授中,他的年龄属于比较大的,个子也较矮,但是走路很快,一点没有老气横秋的样子.从食堂吃完饭后,他常常第一个快步走回宿舍.
刘节先生对于中国史学史有精深的论述,也是一位秉承中国传统儒学理念的学者.他敢说敢为,在那时的政治气候中也能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很令人佩服.住在西北楼的时候,他不太与人交流,也很少看到他出来散步.
对吉林大学调来的罗继祖先生我也有很深的印象,原因是,他是永丰乡人罗振玉的文孙.
我从小看过不少罗振玉的照片,对罗振玉的形象比较熟悉,但是我从眼前这位罗继祖先生身上怎么也找不到罗振玉的影子.罗继祖先生身材矮小,瓜子脸,额头比较宽,戴着一副眼镜,又有些黑瘦.看他晚年的照片,倒是显得胖了.他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从来没有进过任何学校,接受的完全是庭训教育,但无论是经学、小学、史学还是博物金石之学,根底都极为深厚,这与我父亲所受教育的方式有相似之处.罗先生虽然比我父亲大十余岁,但应属同辈人,两人的祖父都是清末的人物.不过,在那个年代,他们除了工作中的交集,都缄口不言旧事.罗先生主要是参加《宋史》的点校工作,其实,他对于辽金史的研究更为擅长.
南开的郑天挺先生主要在天津主持《明史》的点校工作,但是也偶尔住在西北楼.我估计他主要是来参加点校工作的碰头会.郑先生和谢国桢先生都是明史专家,我父亲与这两位都有较多的来往.
陈垣先生也参加了点校工作,因为他年事已高,从来不来中华书局,都是父亲往来于北师大与中华书局之间,有什么问题就向他请教或汇报.
邓广铭先生在北大有家,但是也在西北楼住过一段时间.这些学者的著作我读过最多的,就要数邓先生的了.我从小崇拜岳飞,但凡关于岳飞的小说（如《说岳全传》）、戏曲、评书、绘画等无不关注.邓先生的《岳飞传》我少年时代误以为是小说而读过,虽然后来发现是关于《宋史》和岳飞的考证性学术著作,也还是硬着头皮读了下来.以后又读过他的《辛弃疾传》和《辛稼轩年谱》.
邓先生在这批人里算得是身材略高而比较胖的,肚子也比较大,尤其是他的眼袋很突出.这让我总是想起《岳飞传》里一幅木刻版岳飞像插页,那是迄今最为经典的岳飞木刻版画,上面的岳飞也有较大的眼袋.我总觉得邓先生和岳飞长得很像（其实是个错觉,一点也不像）,而他的名字又总是和岳飞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在背后给他起外号,叫他“岳武穆”.有时在院里碰到邓先生,回家就说遇到“岳武穆”了,因此多次受到父亲的斥责.
民族学院（今民族大学）的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早年曾在傅斯年的举荐下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他虽然家在民族学院,但也住过西北楼,与父亲交谊很好.他主要是负责点校《金史》的工作.
1966年5月,“”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大专院校已经是疾风暴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傅先生被诬陷为“特务”“的忠实走狗”和“反革命分子”,被揪斗多次,遭受殴打和人身侮辱.不久,他就在陶然亭投湖自杀.
大概傅先生是“”中最早自杀的学者,他的死给了父亲极大的刺激.我还记得,消息传来,父亲既不敢声张,又很紧张,也异常难过,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傅先生的卒日,也是“翠微校史”第一阶段的终结.从1966年四五月间起,西北楼里的教授们陆续走光.
三号门的灯光
1966年以前,前四史均已经完成出版,其余各史尚在加工阶段.
整个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是由上海方面进行的.《明史》基本是在郑天挺先生的主持下在天津南开做的标点工作.所以住在西北楼中的教授们主要是对《晋书》、南北朝“二史八书”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进行标点校勘工作.那个时段《清史稿》还没有纳入这项工程.
1971年春天,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重新上马.
我父亲从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恢复工作,这也是二十四史整理工作“梅开二度”的早春天气.嗣后,不少文史界耆硕相继走出牛棚,走进中华书局,开始了新的点校工作.唐长孺、启功、王锺翰、张政烺、阴法鲁和周振甫等先生都是那时恢复或参加了此项工作的前辈学人.
虽然两度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在全国达到百余人,不过川流往来住在西北楼的学者教授最多时也不过二十余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有的睡得很晚,有的起得很早,有的习惯夜间工作.因此,西北楼三号门里经常彻夜有灯光亮着.窗前书桌上台灯昏黄的灯光透过窗帘,总给人一种安谧而又跃动的感觉.
“翠微校史”虽然只是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一隅,但却是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些老学者们的勤奋和执著,学养和品德,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如今已进入老年的我来说,仍然依稀于眼前.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3期）
归纳上述,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翠微校史和西北和大师方面的翠微校史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翠微校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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