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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秘密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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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孙中山,甚至以孙中山为筹码与苏联交易,内心当时承受的压力之大和选择之难可想而知.既然选择已决,就必须让斯大林放心,于是蒋经国就在节骨眼上来到了苏联.陈立夫一针见血又明显不屑地指出,把蒋经国送到苏联其实就是秘密的政治交易.

诡异的10天

最早建议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是鲍罗廷.1923年11月26日,鲍罗廷就在国民党执委会第十次会议上,积极支持出任校长一职.在他看来,是一位能信任而且强有力的人物,“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接近孙中山并接受孙的领导.在国民党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

鲍罗廷抵华不久尚未与谋面,可见其表态应该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其时,正在苏联访问,不仅对苏联赞不绝口,还认真研读《马克思学说概要》与《宣言》.苏联对他的评价是“同我们很亲近”,“在中国,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

1923年12月15日,“心事”重重离开莫斯科抵达上海后,“急访张静江”后又迅速离开上海.此举显然是有意而为:一是回避见客,以免心不在焉而引人生疑;二是回避闻讯赶往上海急于会蒋的鲍罗廷.12月20日,廖仲恺从上海致电,“鲍君有事与商”.22日,廖又催促:“惟望兄早日来沪,鲍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鲍先生事尤关重要,彼每见弟等,必问兄来未.”鲍罗廷心急火燎地再三要见,显然也与访苏归来的“心事”有关.

1924年1月10日,谭平山与鲍罗廷的一次谈话透露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人选问题:“决定孙中山本人担任这个学校校长,而副校长由担任.但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正式解决.起初想要当校长,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要孙当校长.现在您来了,就必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而我们必须加速进行这个工作.”谭平山的谈话表明两点:鲍罗廷对校长的人选非常关心;孙中山对有所顾虑.1月24日,孙中山只任命其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这就是说即便鲍罗廷参与“研究”,依然没有改变孙中山的决定.正如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所言,“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尽管有鲍罗廷的支持,但依然是“出师不利”.

2月8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分配各省区招生的名额,15日偕邓演达往石井视察兵工厂.“黄埔刚开设时即无军械,只因曾在事前去石井兵工厂,厂长为国民党员,不久即秘密运来步抢五百枝.可见,当时还非常积极地解决军校学生缺少的难题.然而,正积极筹备军校的在21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呈.23日,孙中山“批蒋中正函”:“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但执意离去,似乎完全令人不可思议,而且就如首次出走,直接去见张静江.

再次莫名出走后,孙中山发动了第一波劝蒋回归的电报.2月25日,廖仲恺应孙中山要求致电促其返粤,邓演达奉命前往劝说.26日,国民党执委会致函“切劝”.28日,胡汉民致电:“驾过沪匆匆即行,未及晤谈,至相念也.”胡汉民显然不懂何以连面也不见就“匆匆即行”.29日,孙中山致电:“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不悦之情跃然纸上.此后,频繁的“劝蒋”电报突然中断.

3月10日,廖仲恺又开始致电促返:“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此后促蒋速返的电函更变得连篇累牍:15日、17日、18日是孙中山;17日、21日、24日、30日是廖仲恺;17日、19日、24日、26日、28日是胡汉民;23日是戴季陶;4月1日、3日是廖仲恺与李济深……直至在许崇智陪伴下返粤.5月2日,孙中山一改初衷发布命令,“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两波电报之间的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坚强的核心”

1923年1月4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个绝密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随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斯大林“全力支持”的“国民党”不是孙中山而是.

1923年3月8日,斯大林决定“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万金卢布.”但此后一年苏联完全食言.解密的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对于孙逸仙(孙中山)及其政党可靠性的怀疑.”

1924年3月20日,就在第二次出走坚持不回广州之际,斯大林突然决定把一年前拖欠的200万资助付给孙中山,同时还决定增加武器供应:“委托伏龙芝同志亲自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支和一定数量的火炮.”同一天,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试验委员长.”两个决定发生在同一天应该不是巧合,但孙中山对的任命依然是“委员长”而非“校长”.

随后苏联又派出军事顾问团.“1924年4月16日,应孙中山要求,鲍罗廷致电莫斯科,提出给广州派五十名军事工作人员,其领导者须是有战斗经验的人.”5月2日,就在苏联顾问抵华前夕,孙中山终于任命为黄埔校长.不久,苏联的“第一批武器于1924年10月8日从海参威运抵广州”.

斯大林与孙中山同时改变主意,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前者以援助的兑现换取了后者的让步.也就是说,的校长其实是苏联全力支持的结果.美国学者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说:“对于俄国援助的迫切需要,在孙中山和执行委员会的最后决策中,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后,苏联就立刻全面加强对黄埔军校的援助.1925年9月23日决定:“为了加强黄埔军队,给广州调拨总额近400万卢布的武器装备.”10月7日进一步决定,“必须建立新的黄埔军队,使黄埔军队的人数达到25000人,加强空军和技术作战手段.打算给广州调拨15000支、机100挺、2000万发、带炮弹的炮24门、带炮弹的掷弹炮50门、飞机15架”,“组成改组后的政府军的坚强核心”.很明显,斯大林其实是要通过武装“黄埔军队”,把变成“坚强的核心”.

生死抉择

理解了出任黄埔校长前后的秘密,也就理解了当时两次出走的真正原因.

访俄饱受青睐并受到鲍罗廷在华推崇之际,正是斯大林对孙中山满腹疑虑中断援助之时.当然完全懂得这种变化后果之凶险以致心神不宁难以掩饰,刚到上海就迫不及待地找张静江商量以做抉择.从随后的表现看,当时的决定显然是静观待变,未雨绸缪.不见鲍罗廷以免过早表态,而鲍罗廷心急火燎,显然是奉命尽早确认的态度.

鲍罗廷让出任黄埔校长的努力失败后,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援助为筹码对孙中山施加压力,并预先告知了,具体时间当在前述2月17日的讲武堂讲话与2月21日突然出走之间的几天里.眼看鲍罗廷即将与孙中山摊牌而再次惊魂,只能不顾一切地离去与张静江紧急磋商.毕竟,当时返粤还未满一个月,事情进展之迅速实属意外.

的两次出走都是在第一时间与张静江商量,后者就此参与了前者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且在随后的整理党务案时达到.1926年4月30日,即鲍罗廷回到广州的次日,便开始与,以及的坚决支持者张静江进行了接触.张国焘回忆说:“张静江这个半身不遂的中年人,精于计谋,是将军结拜金兰的大哥.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为蒋氏特别邀请来到广州,住在蒋氏东山住宅的对面.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

当时,想要保命除了接受显然别无选择.就此而言,在出走期间罕见地连发三封信其实就是标志.

3月2日致孙中山信的核心内容就是力表忠心.认为自己与孙中山“无难不从,无患不共”,“恐无其他之人矣”,“为国为党,而又为先生尽力者,殆无其人也!”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得知苏联要求出任黄埔校长的时间当在3月初,证据就是前述密集的劝蒋电报于2月29日突然中止.而此信正好在关键时刻出现,其主要目的显然是竭尽全力争取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的最后选择显而易见,证据就是劝蒋的电报从3月10日起再次密集.

有了定心丸后,于3月14日给廖仲恺“作与诸同志最后谈话”写信,核心内容是要救党:“吾党自陷于绝境,而偏日人之陷我,自不设法,而徒叹无法补救.凡事不自振作,不自整理,而反责人之不为我振作,不为我整理.”这一“最后谈话”的真实目的无非有二:准备“出师”,决心要救国民党于“绝境”,从此改弦更张另起炉灶.

3月25日给胡汉民与汪精卫的信主要目的是以“自述个性”和“与商行止”为由试探风声以防不测.

总之,背着孙中山,甚至以孙中山为筹码与苏联交易,内心当时承受的压力之大和选择之难可想而知.

秘密交易

既然选择已决,就必须让斯大林放心,于是蒋经国就在节骨眼上来到了苏联.

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逝世后一周,斯大林就做出决定:“专为中国学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学是适宜的.”《蒋经国全传》说,在中国“实际获得录取的幸运者,仅340名,其中30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其中包括蒋经国在内.”毫无疑问,鲍罗廷主要“推荐”的是蒋经国.就时间来看,斯大林开设中山大学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为了方便把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交给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蒋经国才十五岁,便被当作政治投机的工具,遣送他去莫斯科深造,长期旅居苏联.”据《蒋经国传》说:“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老手,送经国去莫斯科,这个注他不下吗?”另据陈立夫在1996年接受访问时表示,他了解为什么允许儿子前往苏联——“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陈立夫一针见血又明显不屑地指出,把蒋经国送到苏联其实就是秘密的政治交易.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完全不担心蒋经国在苏联的安危.《蒋经国全传》说,斯大林“非但没有因父亲的事,迁怒儿子,而且同意蒋经国由共青团员转为员.1928年秋天,蒋经国由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去学习军事和政治”.

西安事变时,被囚的突然对周恩来流露出对蒋经国的思念,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危难时的舔犊之情,其实他是在向斯大林求援,允则安全,拒则危险.因此,蒋经国的回国其实是斯大林对的信任和支持,暗示着其联蒋政策的不变.可见蒋经国在与斯大林关系中的作用是何等重要.顺便指出,如果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全力救援,那么解放战争时米高扬来到西柏坡试图劝阻过江,以及朝鲜战争在即将进攻台湾时的爆发,又何尝不是斯大林对伸出的援手.

了解了一生最大的秘密,再看的一些特定行为和表述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理解.1930年10月,受洗成为基督教徒.为何突然皈依注重赎罪的基督教?或许,这种有损名誉和尊严的秘密促使其一生,尤其是暮年对基督教的日益依赖.

(摘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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