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北方向南方学什么,本文是关于创业者类论文怎么写与向南方和创业者方面论文怎么写.
创业者论文参考文献：
郭宇宽,迟宇宙
对谈嘉宾
郭宇宽,资深媒体人、学者.
迟宇宙,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
北京民企吃准了国企错过的机会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北京是一处特殊之地：国有经济发达,是众多央企、国企的总部所在地；同时又聚集了许多重要民企,百度、万达、京东等均汇聚于此.
迟宇宙：北京民营经济发达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资源集中度高.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总部、最好的人才资源、最多的技术储备,都集中在北京.同时,北京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制度建设、城市管理等相对比较完善,有效避免了企业发展中的额外负担.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喊着“逃离北上广”,却迟迟不动身的原因——大城市意味着机会.
另一个原因,则是北京的央企、国企比较多,而服务型企业比较少,这就给早期的IT公司、互联网公司、金融服务公司以及企业服务型公司提供了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的大型IT企业,像联想、方正、紫光、清华同方等,都是在北京,依托科研院所诞生的.早期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穿了,就是有一些领域,大国企没看上,小国企没跟上,给了民营企业机会.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北京民企相对集中在科技、地产、文化、媒体等领域——因为这些领域有民企发展的空间.
郭宇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在北京,有发改委,有部委机关,有这些部委的各种智库,那么,围绕着这些机构就有许多政策出台的渠道.企业能够“春江水暖鸭先知”,根据政策进行提前布局,这是北京的天然优势.所以像万达这种房地产企业,资产、金融在其经营决策中占比很重,它们就常常集中在北京.像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必须把总部设在北京,因为它必须跟政策保持密切协调.腾讯总部虽然在深圳,但它的新闻部门也只能是在北京.文化传媒企业都是如此,否则沟通成本会非常大.
北京创业大潮的来与去
千年古都北京,一直站在发展的潮头浪尖上.从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兴盛,到柳传志、俞敏洪等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故事,北京给许多人留下充满创业活力的印象.当下的北京,又有怎样的创业文化和氛围？
郭宇宽：北京之所以在过去能形成相对较好的创业氛围,是因为它有几方面的优势.首先,是资源的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集中、人才集中.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北京所集中的资源相对于其它地方——无论是广东还是上海——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北京经营一个文化企业,比如新闻媒体,会天然地有广阔的视野和格局,能够比较宏观地把握问题.相对而言,在广东等其它地方,文化企业的格局就会较小.
北京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这座城市在历史上就有“不排外”的特点,包容、大气.北京的外来人口不会遇到文化上的障碍.在创业文化的形成上,这是北京的有利因素.当然,随着南方各大城市吸纳了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体,像是新广州人、新深圳人,人口结构已经变得跟过去很不一样了,这些地方也越来越包容.反而是北京近年来却在严格限制人口,有所谓的“控制低端人口”.这样,创业文化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创业是“九死一生”的概率事件,创业活跃的地方一定得人口多,并且所谓的“低端人口”也多.很多创业者正是由于自身是“低端人口”,所以才奋而拼搏、创业成功的.一个地方如果只有“高端人口”,不会有好的创业氛围.
迟宇宙：诚然如此,譬如我在进行的内容创业,虽然说无论创业者身在北京还是上海,本质差别都不会太大,但你还是会发现,在北京创业是有天然优势的.我在北京办媒体,而我的一个朋友在武汉做机构自媒体.广告商在进行广告投放的时候,将我们的列为全国性的,而将他那个列为区域性的,在广告投放量上就会有很大差别.虽然我们的定位不同,内容不同,但差别如此悬殊,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另外,在北京做媒体,很容易就能拿到更多的第一手信息,接触到优质的访问对象.这些都是创业竞争中的核心资源.新闻媒体行业如此,其它行业也是如此.
郭宇宽：但是,依我所见,北京的创业文化现在正在衰退.我经常到广东的深圳、东莞一带考察企业,寻找投资项目,感觉到这些地方现在有更多的创业活力.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南方地区的格局比过去更大了.而北京的创业环境虽然依然活跃,但现在有一些让人不安的因素,一些政策正在使创业环境恶化.俞敏洪当年是北京创业的一个典型,可要是在今天,他已经没有机会用过去的方法创业了.俞敏洪当年是办培训班出身,在电线杆上刷小广告.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街道整治.北京的临街店铺,基本上都被砖头糊死了.以前要在北京做餐饮业,还比较有机会,而现在,这类型的创业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创业起点变得越来越难以达到.
而在深圳,我就看到不一样的情况.深圳一方面有很好的科技环境、创新环境；另一方面,在深圳的街头巷尾都有很多小吃,有许多能够方便地吃一顿的地方.这种市民化的生活氛围,与创新的环境一起,形成很好的生态.这是北京所缺失的创业生态.我认为,总体而言,北京的创业文化正在退步.
迟宇宙：是的,在目前环境下看,由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一大批创业企业,民营经济的中心已经向深圳和杭州转移了.北京和上海,尤其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已经错失了机遇.北京在文化领域的优势会长期保持下去,在科技领域会受到深圳和杭州的挑战,传媒领域整体的创业机会都不太多了.
因为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互联网巨头的诞生,北京的创业土壤也越来越贫瘠.大部分创业不是被理想驱动,而是被资本驱动,也被就业压力驱动.从本质上说,北京没什么创业文化,传奇故事都是虚幻的,只有当你真正创业的时候,才会体会到残酷.
在北京创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机会多；最大的劣势,就是成本太高.你还没成长起来的时候,就倒下去了.
郭宇宽：对于北京创业氛围的消去,政府应该有所应对.
迟宇宙：我建议政府对于创业者,还是要进行更多的注册、税费、房租、资金扶持等方面的优惠.让创业企业先活下来,比从它们身上拿到“快钱”重要得多,也有价值得多.多一个成功企业,就会多一批追随者,会缴纳更多的税,提供更多的就业.
郭宇宽：目前政府提出疏解北京的非核心功能,那就应该厘清创业企业是不是核心功能.退一万步,即使认为创业不是核心功能,那么在北京,像是“副中心”通州或者其它“特色小镇”,就应该拿出更好的政策,给创业者提供服务.创业企业的贡献不光是税收和就业,其实还带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社会活力.
民营企业也有“京派和海派”
中国的南北差异,也体现在南北企业家的差异上,乃至商业文化、企业模式的差异.
郭宇宽：北方与南方的企业,在创业思维方面很不一样.北京的创业思维是贴近宏观政策；而南方的创业思维更加市场化,也就是更直接地贴近市场需求,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这种创业思维催生的企业往往在广东成长起来.
在企业家性格上,也有南北差异.北方企业家在创新、效率方面,在紧贴市场方面,就比不上南方企业家.北方企业家喜欢讲宏大问题,而南方企业家的作风比较简单直接,不爱讲大道理.这可能会局限了企业的格局,但是决策过程非常快,市场化程度非常高.
我有一些很直观的印象.北京企业家的办公室非常大,吃饭的场面非常铺张,谈生意的时候,可能讲了半天还没有切入主题.而广东的企业家比较低调,有些很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办公室也不大,与客人谈生意的饭局很简朴,也没有北京的喝酒风气.广东企业家切入主题非常快,刚坐下来就开始讲我们合作做什么生意,讲完后可能马上就能启动.广东企业家有“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
迟宇宙：在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中,以广东、江浙为代表的南方商人比较善于抓机遇,擅长使用资本的力量,能坚持；而且自身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才会出现腾讯、华为、阿里巴巴、娃哈哈这样的公司；湖南人很执着,能一竿子插到底,所以湖南也出现了很多不错的公司,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北方商人整体行动偏缓,但相对比较扎实,一般会先求生存再求发展.譬如山东的企业家,除了海尔的张瑞敏以外,其余知名的不多.虽然如此,山东的企业尽管创新上有些迟缓,但一直活得不错,走得挺稳.在北方,山西的企业家是例外,他们有的赌性比较重,代表性人物是孙宏斌、贾跃亭、李彦宏.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是,南方人容易从细节上看到商业机会,北方人则容易忽视这些,他们的性格中存在惰性.有一天,我在北京,在自己家的小区外面找地方吃饭,居然找不到早餐点儿.这要搁在南方,只要有钱赚,见缝插针也得支个摊子.
郭宇宽：这倒不是因为北方人没有创业精神,其实很多人想干这个,但是要考虑.在深圳,小贩支个摊子卖东西,基本上是可以被宽容的.
实体经济：效益依然压倒成本
实干兴业,实业兴邦.近年来,关于北京的高房价、雾霾等报道频见报端,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也备受热议.
迟宇宙：北京的实体经济,整体来看还算比较健康,毕竟首善之地,资源集中,需求也集中,只要不贪多求大,还是充满了机遇.但资本对于创业市场的助推、资金大量涌入资本市场,对北京实体经济的冲击还是比较厉害的,只不过没有其它地方明显罢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北京,资金使用成本较其它中小城市低很多.我们都知道,你在银行办贷款,北京的贷款利率基本上就是正常利率,但在很多中小城市,所谓的“中间成本”高得离谱,而且还贷不到,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借.我们也看到,一些互联网公司看到了机会,所以就有了微众银行、蚂蚁金服这样的公司出现.
至于高房价和雾霾,的确推高了北京创业和生活的成本,但人们对资源的评估,都是与其潜在收益进行对照,只要北京依旧拥有资源和机遇,房价和雾霾都阻挡不了创业者的脚步.这是商业的天性,也是创业者的宿命.
郭宇宽：我认为,北京必须重视实体经济,但北京的实体经济一定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而应该是与民生、文化等密切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会为这些产业带来较好的环境.
北京应该学习广东的“去中心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北地区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高度集中在北京,以致有了“环首都贫困带”的说法.近年来,环北京区域的崛起正在逐渐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民企的被挤出,也有产业链的主动扩张.
迟宇宙：我们还是要说到资源.北京资源集中度高,但在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什么？是土地.北京的土地是有限的,水资源是有限的,能够承载的人口也是有限的.但是北京的机会多,这就决定了人才会持续地向北京流动,住房和教育就成为刚性需求.北京的土地资源有限,但北京周边都是待开发的土地资源,所以就形成了房地产业推动的“环首都经济带”.我们说房地产不只是一个产业,而是影响到产业链上下游70个行业的支柱产业,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资本在流动,有了资本的流动就有商业机会,就有经济行为,有GDP.这种带动是否健康姑且不论,但对周边地区来说,这是正向的.
但也有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北京周边地区购买力较北京为弱,房价的高企势必对刚需市场造成巨大压力,甚至会对金融安全产生危险.房地产牵一发而动全身,“环北京经济带”,乃至整个中国,需要走出对房地产的依赖,找到更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郭宇宽：北京周边地区的商业环境乃至社会环境,还是有典型的北方特点,也就是资源导向型、行政导向型.这里还是要与南方来进行对比.南方的社会环境特点,除了高度市场化、瞄准消费需求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去中心化”.比如说在广东,像是在佛山这些地方,相比起广州而言,也会有独特甚至更好的经营环境和创业氛围,甚至人们内心也有对本地的自豪感.这种“去中心化”的环境,其实是值得北京学习的,而民企在其中应该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迟宇宙：雄安新区如果能够按照规划发展起来,对于缓解北京的各种压力肯定能起到很大作用.人都是跟着机会走的,机会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央企总部,如果搬迁到雄安,一部分原本属于北京的资源就会向雄安集中,最终会推动雄安的发展.这相当于重新洗牌,把北京曾经催生服务型产业的机会再重演一次,无论对于国企还是民企来说,都充满了想象力和机遇.
雄安最大的挑战,跟北京一样,来自于淡水资源.中国华北地区淡水资源匮乏,河北整体上已经没有地表水,雄安新区的设立,会吸引其它地方的人才涌入雄安,水资源的需求会对雄安乃至整个华北都造成压力.这是影响京津冀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需要作出预案.
还有一个挑战是河北的钢铁企业,尤其是小型钢铁企业造成的污染.当雾霾造成的伤害超过机遇带来的预期时,留给民企的机遇就不存在了.
创新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北京云集了中国最富裕的一批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组织、慈善机构相当发达的城市.企业家在积累了财富的同时,也在承担起社会责任.
迟宇宙：中国的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大部分是搞慈善公益,主要靠捐款,也有一些组织,像致力于环境改善的阿拉善.整体上来说,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比较狭隘,还处于捐捐款、种种树的阶段.这其实与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有关.腾讯的公益基金,主要致力于儿童教育；阿里巴巴的公益基金,主要集中于乡村教育.马云还办了所湖畔大学,对创业企业家进行培训.他们都属于比较有远见的人,在慈善公益的眼光上也看得远一些.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商业的社会责任》一文中说：“仅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只要它遵守职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事公开的、自由的竞争.”
中国的企业家,通过守法经营,把企业搞好了,解决更多就业,缴纳更多税金,带动产业链的成长,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郭宇宽：我十分同意.企业通过自己的创新,实现光明正大的成功,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当然,这首先得要求社会环境和法律政策公平、宽松、透明,让企业能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取得成功.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家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给社会活力带来的感召效果,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正能量,也是一种很大的社会公益.但是现在有些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来路不明的因素.无论这些企业家为社会捐了多少钱,只要这些钱不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挣来的,那就不能算是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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