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承天寺同乐和张岱雪夜独行之比较,该文是有关苏轼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与张岱和承天寺同乐和苏轼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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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西湖大雪之际,携好友一同揽胜.两人在湖边感叹“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时,脑海中忽地想到明朝文人张岱.文人赏雪,力求身旁三五好友能够两心相惜,吟咏对唱,好不得意.正如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苏轼与张怀民携游揽月,共赏庭下奇景,这样的倾向在张岱《西湖七月半》一作中也可见一斑.那么究竟是何缘由使得张岱于大雪三日后、更定无人时独游湖心亭？笔者试图剥离厚重的历史外壳向内转,从文人自身因素入手解开这一疑问.
一、痴人“痴”几许：由痴景到痴静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的语文教科书将《记承天寺夜游》与《湖心亭看雪》（以下简称《湖》）二文收入同一单元,单元导语如是说道：“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景物引起古人情思,激发他们创作出大量歌山咏水的优美篇章.” 而于这些隽永文字中,我们也可浅窥不同文人各异的山水情怀.诚然,《记承天寺夜游》与《湖心亭看雪》属随性偶发,并非文人戮力之作,却被誉为“写景双壁”、一幅卷轴上的两笔浓墨重彩,两者必是存在许多相通之处.现来,若要解读苏轼与张岱之文,便离不开朝代,离不开历史.但倘若能跳脱复杂的背景,将苏轼与张岱作为纯粹的文人独立比较,二者的选择便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痴人”,乃《湖》一文中舟子对于张岱的评价.对美景执着的追求与热爱,对活色生仙人生的着迷与眷恋,真性情的张宗子在世人眼中以“痴”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可东坡,又何尝不是个痴人？林语堂曾于《苏东坡传》中评价道,“苏东坡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在创作《记承天寺夜游》前,我们且探寻东坡在贬谪地黄州留下的缕缕墨迹：元丰五年春,归途遇雨,竹杖芒鞋轻胜马（《定风波》,1082年）；元丰五年九月,醉归无人,倚杖听江声（《临江仙·夜归临皋》,1082年）.东坡精神上的变化体现于写作上是轻盈灵动、再无拘束.另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文均可例证,东坡虽被贬黄州、身无实权,却是实实在在地达到了精神的解脱自由,纵万丈文情于此.一如当年从乌台诗案中死里逃生,自由的空气轻拂其脸庞,东坡全然忘却了自己的诗歌可能会带来的百般危险,再度诗如泉涌.对此,东坡自嘲道：“我真是不可救药！”因此,若要说“痴”,虽时代不同,但二人痴气不相上下.
由“痴”入手,则承天寺的澄澈月夜与西湖雪后之声色是这两位痴人绝不会错过的美景,那么二人面对痴景时做出的不同选择又该如何解释呢？于苏轼,携友人同揽月色实属一种常态.《苏东坡传》第十六章中曾写到,“他有一群朋友,像他一样,身上金钱不多,身边空闲不少”.在黄州无限闲暇的时光里,东坡将自己交付美酒、交付美景、交付好友.无论是记牛肉与酒的一篇小文、吓坏负责监视他的太守的《临江仙·夜归临皋》,抑或是流传千古的赤壁泛舟、《记承天寺夜游》,无不透露了一点,东坡甚喜与好友夜游,且人尽皆知.
如果说东坡携友夜游是一种常态,那么张岱于《湖心亭看雪》中的行为可谓是一反常态.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部作品可见张岱是一写山描水的圣手.其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西湖大雪三日后的那般景色必是令他心驰神往的.这时便出现了反常之一：赏雪时间.张岱同喜夜游,《夜航船》《西湖七月半》等名篇可显,但遗留下来的大多作品中未出现强烈的喜夜游倾向,且《湖》文中无论是“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或是“雾凇沆砀”、“长堤一痕”之景,放到白天观赏都更为令人惊叹.但在1632年,张岱却选择在大雪三日后的更定时分,也就是晚上八点左右出游西湖.接着便是反常之二：赏雪行为.据《陶庵梦忆》一书整理,张岱交游往来甚广,陈洪绶、王月生、朱兆宣等等体己好友,数不胜数.身为富家公子的张岱,好成群出游,也并非身旁无人,为何选择在这个雪夜独游湖心亭？东坡与张岱的“痴景”在如此选择下就出现分歧了.《湖》文中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余强饮三大白而别”.由《陶庵梦忆》最后一卷中收录的《张东谷好酒》一文可知,张岱不胜酒力,且《自为墓志铭》中提及自己那么多的“好”,也未涉美酒.不胜酒力却强饮三大白,可证其遇上亭中二人的喜悦之情.明明喜悦,最后却依旧选择离去,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张岱痴迷的不仅是绝美的雪景.其实从他独游雪夜、强饮而去的举动来看,说他“痴静”也许更为恰当.正如沈从文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真性情的人,想法总是与众不同.更定无人时独赏雪景,山水之景不过映衬,这种天地空旷下的渺渺静谧感才是真性情的文人张岱所痴迷的境界.
二、“农夫”与公子：文人的引力与斥力
鲁迅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同样,身处不同朝代背景下的苏轼与张岱在截然不同的处境下写下了这两篇小品文,携游与独行的选择也许从二人自身的身份、地位与处境方面解读更为合适.先来谈谈东坡,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走了一遭,于生活与官场形势所迫,化身一位有气质的“农夫”谪居黄州.黄州位于长江边上,是一个穷苦的小镇,东坡在此安定下来,并于元丰四年正式务农.也许因着偶像陶潜的影子,竹杖芒鞋在苏轼身上并不显突兀,而他与市井之民也相交甚欢.《苏东坡传》中写道：“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儿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可见东坡的朋友并非只局限于朝堂之上或文人之间,他的交友范围从布衣到才子、从凡夫俗子到古怪之人,甚为宽泛.而东坡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更是不拘小节,屡屡为朋友们作诗、取幽默典故之类.用现代话语来说,东坡在当时是一位走“平民路线”或“接地气”的文人.而东坡这样的性格与过人的才情决定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文人所拥有的强大吸引力.
张岱的交友则与东坡截然相反.在其所做文章中我们常能窥见当朝才子佳人之风貌,其笔下同游之人再不济也都是些达官贵人、名妓闲僧.如张岱至交陈洪绶,考《陶庵梦忆》,其曾反复出现于卷三《白洋潮》《陈章侯》,卷六《水浒牌》,补遗《鲁王》中.陈老莲在明末清初可谓以书画见长,作品《西厢记》插图、《水浒叶子》至今仍为世人传道,他也是张岱的好友.再说《陶庵梦忆》卷八内《张东谷好酒》一文中的张东谷,是常来张岱家“蹭饭”的熟络朋友.张东谷好饮酒,是个名副其实的酒徒.若酒徒有多种类型,东谷当属趣味型酒徒,其出语滑稽,令人忍俊不禁.但面对酒道失传和衰落的现实,他“悒悒不自得”,这种由小处窥大的哲思和反省历史时的真诚,若非性情文人的胸怀与见识是实在无法堆砌的.另有现于卷一《钟山》的太常朱兆宣,卷一《木犹龙》、卷三《白洋潮》、补遗《祁世培》均有所记的御史祁彪佳等等.由其作品《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考证张岱的至交好友,无一不是才者贵者.不过也难怪,出身累世显宦之家、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的张岱,兼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于一身.对于交友,他有一颇为自得的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莫看短短两句,张岱想与之交好的“有癖有疵真气文人”,世间又有几何？再说岱曾撰《自为墓志铭》,坦言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在这样一位文人的身上是存在富家公子难以褪去的傲气的,因此张岱交友的准则与界限也就不像东坡那么随意了.
在时间的长廊里,金戈铁马的宋朝与繁盛一时的明朝孕育了截然不同的两位文人.生在不同朝代、不同生长环境、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下的东坡与张岱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渐渐形成了鲜明独特、独树一帜的个性.很明显,东坡身为文人性格更亲民些,尤其是在被贬黄州期间为保生活自降“农夫”之后,而张岱是包裹在烟火的气息里成长却又“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冰雪.东坡能够屈居现实放下身段,脱去文人长袍、摘下方巾,与凡人一道做名自由快乐的“农夫”,换作张岱,是绝没法子做到的.如若把二人比作磁铁,那么东坡的磁极上必是人潮汹涌、挨挨挤挤,而张岱的则是冷冷清清.所以,东坡举难时“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他囊无钱”,平易近人的苏轼天生就具备了一种文人的吸引力与呼朋唤友的天性.于是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的那个月夜,蒙受同等境遇的好友张怀民自然而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而与之相反,高高在上的张岱纵使再真性情,其交友门槛始终居高不下,相比东坡的引力,奉行“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的张岱有着更为严格的精英化交友准则,对于常人或脾性不投之人,我们反倒能在张岱身上嗅到一丝“斥力”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已经驱散了张岱周围的平常人,更何况大雪三日后,世间出现这样一个安宁平和,允许文人默默无言、与天两相对望的冰雪世界,张岱又岂会冒着被性情不投之人破坏意境的风险轻易邀他人进入？这也就是苏轼与张岱,一位自带吸引力、平和易近,一位满身冰雪傲气、眼界极高,携游与独行之别便由此而来.
三、解锁心灵：行为背后的驱动力
《记承天寺夜游》作于元丰六年十月,此时的苏轼被贬黄州已是第四个年头了.在侥幸未死初至黄州的几年内政治理想折戟沉沙,急需在黄州完成暂时的安顿与自我心灵的重塑.在这段时间里,苏轼为求内心的真正安宁寄居寺院,转向宗教.经历了三年的深思与沉淀,到元丰五年左右,在《定风波》一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基本实现了内在精神的突围,买地沙湖,安安心心地想在黄州盛放自己的余生.内心已安定下来,只是偶尔还会涌上一些愁绪,那么就让精神哲学现于字里行间,用自嘲的方式一笔带过.正如《记承天寺夜游》一文的文眼“闲”字,既包含了与怀民同游月夜的悠闲,又代表了此阶段所达到的闲适态度,更带着一份被贬官后清闲日子的自嘲.携怀民夜游的行为究其根源还是文中的一句“念无与为乐者”.苏轼被贬,好友怀民亦被贬；苏轼深夜未寝,怀民亦未寝.论共赏月夜谈天解忧,携怀民同游是绝佳选择.“与怀民共同为乐”,这是苏轼携友夜游行为的意义.
元丰六年五月,苏轼作下《满庭芳》,“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当时苏轼众多朋友或怕株连,或避嫌疑,纷纷疏远了他,使他备感世态炎凉.然而,他的同乡陈慥却蔑视世俗,仍与其过从甚密,五年中竟七次来访.元丰六年五月,“弃官黄州三十三年”的王长官因送陈慥到荆南某地访东坡,得以与东坡会晤,此作才得以诞生.由此可见,苏轼虽与黄州人民相交甚欢,却也承受着世俗情谊的叛离与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挪威的森林》里直子所说,“一个人的夜晚,会把人孤单死的”.于是我们可以猜想,此次夜游赏月行为的意义也许就在于“相与为乐”“相与解忧”,因此即使怀民就寝,苏轼也会寻他人一同揽月.
那么张岱为何选择独游呢？这还得从他的人生与朝代说起.一方面,比起苏轼辗转黄州惠州儋州、一波三折的人生,张岱的前半生则显得平坦开阔得多.前面也说到了,张岱出生在累世显宦之家,每日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场锣鼓喧天的大戏.《湖心亭看雪》所记之行发生在崇祯五年（1632年）,此时的张岱正值壮年,精致优雅而又放浪形骸地活着.他的二三十岁活色生香,没有生活的困顿使之烦忧,没有大起大落的仕途相扰,只管尽情地享乐,做自己所爱之事.这也直接铸就了张岱随性随意无所拘束的性格.并且,他有来自家庭的强有力支撑,有底气去做出任何一种人生选择,携游与独行这样的选择实属小事.所以携友出游于张岱是常事,当人群散尽,天地大静,人与雪夜两相对望也是张岱.而独游湖心亭这一行为或许不过是张岱在那个夜晚的选择罢了,也许无目的、无意义,只是这位文人的随性之举.或者说,雪夜独游,是张岱天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曾说,在《湖心亭看雪》中能读出“天人合一”的味道.试想,若是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人与“天”之间必是已构建了心灵相通的联系.若要说有谁能对明朝人事景物眷恋至如此之深,甚至能与时空对话交流,那么只有张岱.湖心亭看雪之时,张岱尚且恣意享受着明朝带给他的繁荣,明朝赐他锦衣玉食,纵容他才情四溢.他对明朝是极为亲近的,仿佛与这个朝代,他所处的这一世界融为一体.有何证据能证明张岱此时是如此彻底地浸润于明朝繁华中呢？我想明亡后的两部著作足以反证.常有人说,读《陶庵》与《西湖》,张岱笔下尽是凋零的繁华.他念明朝念得那么深,也只有真实历经二朝,享尽富贵又散尽家财的人,下笔才能做到如此睿智、冷峻,不显刻薄而不失闲趣.正因为衣食无忧的张岱在明朝繁华中浸润得太过彻底,却丝毫不知晓他的理想世界正在渐渐土崩瓦解.至崇祯年间,民变频发,后金军队也突破长城,五入关内,内忧外患夹杂的明王朝局势千钧一发、危在旦夕.公元1644年,大顺军队终于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自此之后,张岱笔下,笔笔皆破碎,连一个完整的梦也无法拼凑.反之可想,其亡国之痛愈深,也愈能证明他浸陷明朝之深.当这样的张岱遇上难得的大雪三日,当一人一舟立于漫天白雪的纯净中,张岱需要的或许只是一份与他所爱朝代美景的安静交流与用心感受,而不是他人相扰.
文人们坐拥各异的山水情怀,却也在山川河流间关照自我.两种朝代,两个夜晚,两番奇景.在飞雪与月色下,无论携游或是独行,除了区别于两位文人痴心的深浅、自身携带的引力与斥力等,不过二人真性情的显山露水.月夜与怀民安放了孤独闲者苏轼的忧愁,大雪与湖心亭盛满了性情中人张岱的痴情.揽月何与怀民同,因两人之闲一人之忧；看雪缘何湖心亭,以其心已澄澈透明也,心中通透,西湖成独.
[作者通联：韩雨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叶黎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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