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文本的深层结构，构建解读的深度模式,该文是结构论文怎么撰写与深度模式和深层结构和文本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结构论文参考文献：
郭跃辉
摘 要：“深层结构”和“深度模式”是西方结构主义文论的主要概念.对于文本解读,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从“表层内容”方面进行概括,同时也要善于从“言语形式”的角度进行鉴赏.对于部分文本,教师还要解读作品的“深层结构”.本文以《鸿门宴》为例,通过两组人物——项伯与曹无伤、项庄与樊哙的对比,挖掘文本内部的“深层结构”,即“江湖逻辑”与“政治逻辑”的表现与变奏.
关键词：《鸿门宴》；深层结构；深度模式；江湖逻辑；政治逻辑
一、结构主义意义上的“深度模式”
不论是西方的哲学传统,还是西方文艺理论传统,都讲究“二元对立”的思维.古希腊的柏拉图,不论其哲学观点还是文艺观点,都以现象界/理念界的划分为基础,理念界是最真实的存在,现象界摹仿了各自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则是以形式与质料的划分为基础的,其“四因说”的思维基础也是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近代认识论哲学家康德与黑格尔,其理论基础也带有这种深度认知的模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辩证转化即是其“深度模式”的表征.而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深层结构的建构.
语言学转向以来,“深度模式”渐渐被消解,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分析主义哲学、逻辑经验主义等等,都认为“深度模式”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而已.而结构主义“是在事物个别因素的考察中,努力构建出统合个别因素的整体的质,再由它来考察、说明个别因素的特征”[1],这一点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中也有所体现.索绪尔将语言对象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作为规范、体制的语言系统,一种是具体化的言语,前者正是后者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理论家霍克斯用象棋游戏进行通俗类比：“象棋的规则可以说是高于并超越每一局单独的棋赛而存在,然而,象棋规则只是在每一盘比赛中的各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取得具体的形态.语言也是一样.语言的本质超出并支配着言语的每一种表现的本质.”[2]
在类似思想的指导下,结构主义理论家都展开了对“深层结构”的追寻.早期的民间故事叙事学研究者普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中概括出了31种叙事功能,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格雷马斯提出了“符号矩阵”的阐释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的研究,他通过阐释印第安原始部落的原始风俗,即每个节日妇女们在脸上涂上线条复杂的对称图案,他指出：“所以我们必须对卡杜浮妇女的图形艺术进行释义,将其神秘的符咒和明显无理的复杂性,解释为一个热切寻求象征性地表现种种弥补性制度的社会幻想.”[3] 这种研究方式对其他结构主义者影响甚大.而结构主义者所说的“结构”,正是事物表面下的内部联系,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则是语言表层下的“深层结构”,它无法被直观,只能通过某种思想模式来挖掘、分析.
二、人物对比：武士与告密者的不同行为及逻辑
仔细研读文本,分析人物形象,我们可以发现《鸿门宴》敌对阵营遵循的两种不同的逻辑,即以刘邦为代表的“政治逻辑”和以项羽为代表的“江湖逻辑”,而整个故事也形成了政治与江湖之间的复杂的变奏曲.此处只从两组次要人物的对比进行分析.
首先来看武士的对比,即项庄与樊哙.史书记载,项庄是项梁的侄子,并且师从项梁学习剑术.项梁也曾教项羽剑术,结果项羽“学剑,又不成”,并且还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没想到,项羽的堂兄弟项庄跟随项梁学得一身剑术.作者对项庄的描写,用墨极其吝啬,除了一句干巴巴的“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的请求外,就是一句“拔剑起舞”,这种笼统的描写让项庄的形象黯然失色.在项伯阻止了项庄的刺杀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项庄并未施行新的行动,从而功败垂成.也就是说,项庄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武士而已.而刘邦阵营的樊哙,形象丰满,有血有肉.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从神态、动作、语言等各个方面,刻画了一个有勇有谋、豪气干云的武士形象.通过喝酒、吃肉的细节,一个勇猛、野蛮的武士形象跃然纸上.紧接着他有了一番说辞：“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这与刘邦的逻辑竟然如出一辙.樊哙不仅有武艺,更有政治头脑,其奉行的自然也是“政治逻辑”.而项羽,只看到了樊哙身上的“江湖气概”,没有认清楚其本质的政治企图.樊哙在刘邦不辞而别之时的一番话,更说明了樊哙并非单纯的赳赳武夫,而是一个颇有思想的武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是引用古人的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仅是比喻,而且是颇有才气的妙喻.如此说辞,岂是“武士”称呼所能概括的？也就是说,《鸿门宴》中的项庄,只是一个江湖武士,而樊哙则是一个带有政治头脑的武士,二者的头脑与思维方式及行为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再来看告密者的对比,即项伯和曹无伤.项伯在整出戏中的角色也颇有意思,他其实是很单纯的.当得知项羽攻打刘邦之后,项伯想到了好朋友张良,但是颇具政治敏感的张良将项伯引进了政治迷局.张良救过项伯,项伯对张良充满了感激之情,当张良引荐项伯时,刘邦充满狐疑,于是问：“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说了事情的原委,刘邦又说：“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刘邦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他这句话的目的是希望项伯为自己办事.刘邦见到项伯之后,不仅“兄事之”,而且“约为婚姻”,拉拢力度之大,超出了项伯的抵抗力.刘邦趁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一番辩解：“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这番冠冕堂皇的话,在项伯听来却是合情合理.他居然回去说服项羽：“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这番说辞是毫无力量的,但一句“不义也”彻底打动了项羽.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项羽看重的是“义气”,这是一种典型的江湖逻辑,樊哙后来的说辞也是抓住了“义”这一点.也就是说,刘邦这方其实是颇有政治智慧和政治头脑的,而项伯只是出于一种恩情,让刘邦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报恩与政治倾向之间,项伯选择了前者,说明其价值观也带有一种“江湖逻辑”.
而作为整个故事的“挑起者”,曹无伤对项羽说了三句极具杀伤力的话：“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这三点招招打在项羽的要害上.刘邦不仅想称王,还让胡亥的侄儿子婴为相,还想占有物质意义上的财富,这些都是项羽不能容忍的,于是他立即发兵攻打刘邦,刘邦也迎来了一场巨大的军事危机.当时,曹无伤担任左司马,负责检查队伍的队形,这是一个职位较高的军职,说明曹无伤是有很大的功劳的.像这样一个追随刘邦反秦出生入死的人,到了两军对峙的关键时分,怎么会暗中向项羽一方去搬弄是非呢？实际上,项羽和刘邦多次联手作战,曹无伤可能认识项羽,此时的他,与其说是向项羽通风报信,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表态,是一种政治投靠的暗号.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报恩,项羽并没有施恩于他,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政治表态获得一种政治上的回报,因为当时项羽实力更强,向未来的胜利者“抛媚眼”,当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政治上的功利性与刘邦等人的政治价值观是非常相似的.当刘邦意识到这一点时,回到军中,“立诛杀曹无伤”,一个“立”字,不仅说明了刘邦内心之愤怒,而且说明了动作之迅速,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刘邦内心之坚决.
三、《鸿门宴》的“深层结构”：“江湖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对立与变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刘邦一方的人,奉行的都是政治功利逻辑,刘邦、张良、樊哙等人,都很有政治头脑,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头脑冷静,理性分析,判断利弊,尽量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即使是樊哙这样的“粗人”,也是有着精明的政治头脑,从本质上讲,他和项羽只有外在的相似性,内在的智谋是完全不同的；而项羽阵营的人,以项羽为代表,奉行的是江湖逻辑,所谓江湖逻辑指的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特别是“义”字,堪称江湖逻辑的精神核心,其政治功利性是从属于道德价值的.
但是,用这个逻辑来反观曹无伤和项伯这两个人物时,一个有趣的现象产生了.曹无伤作为项羽的“帮助者”,本应该是属于刘邦阵营中的人物,但他却背叛了刘邦,向项羽传递消息并且积极为之出谋划策,而项伯向张良通风报信并不是期望获得政治上的回报,而仅仅是遵循江湖道义的报恩,报答张良当年的活命之恩,并且是冒着出卖己方政治利益的风险来报恩,他遵循的是彻头彻尾的江湖逻辑、道德逻辑、信义逻辑,而这一点与项羽又是极其相似的.与刘邦一方政治取向一致的曹无伤投向了项羽一方,与项羽道德逻辑一致的项伯投向了刘邦一方,这其中“政治功利”与“江湖道德”的逻辑,更是体现了历史书写的复杂的价值取向.
不过,如果更为细致地考察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曹无伤与刘邦、项伯与项羽之间的本质区别.曹无伤是一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政治投机,而刘邦则是一种头脑理智、深谋远虑的政治远见,二者的政治功利区别与政治头脑、胸怀,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项伯的“报恩”只是一种个人道德意义上的报恩,是一种“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个人对个人的报答.而项羽尊奉的,并非个人意义上道德逻辑,而是一种更普遍的“信义逻辑”,这种“信义逻辑”不是项羽本人对刘邦本人的,而是更普遍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是“人应该有信义”,而不是“项羽对刘邦有信义”.也就是说,即使都遵循“江湖逻辑”,二者的江湖观念与江湖胸怀也是有区别的.
这一点在司马迁在为刘邦和项羽立传时采取的不同的立场和观念也略有体现.评价项羽,他说：“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评价刘邦,他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一方面,他向项羽的英雄主义致敬,另一方面,他对刘邦的历史理性也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政治与江湖、功利与道义的变奏,由此也可见一斑.
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但是关于两人的争论却一直延续在历史的长河中,久久不息.个中缘由,就在于从现实功利上讲,我们会认同刘邦的做法,但是从人物的审美取向上看,我们更倾向于赞美项羽,赞美其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赞美其浪漫情怀与豪情壮志,并且对其失败表示哀叹.而这,恰恰是我们对江湖世界的审美观照.因此,刘邦阵营和项羽阵营之间,实质上是政治与江湖、功利与审美、现实与理想、理性与浪漫之间的对立,胜利或失败只是最终的历史结果,但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价值评判,却因人而异.
参考文献：
[1][3]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0、235页.
[2] 霍克斯：《结构主义和语言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12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教育教学研究室）
[责编 潘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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