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综述,该文是马克思主义类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郭沫若和综述类论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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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时期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郭沫若逐渐接受和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熟练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应用于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和文学等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是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对郭沫若在研究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概况梳理.
关键词：郭沫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9-0038-03
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出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强调：“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总书记的这段讲话,肯定了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所做的历史贡献.现将郭沫若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他的研究中的概况梳理如下：
一、国内研究概况
郭沫若的思想在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泛神论”的影响后,最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是经历了一段过程,因此,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一方面从跨学科领域研究中探求,另一方面是从其“泛神论”和“人民本位”思想中探知.
（一）跨学科研究
1.历史学
学界对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社会,从而开创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对史学研究具有创造性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蔡震对郭沫若在史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在《“郭沫若与日本”在郭沫若研究中》一文讲到：郭沫若在流亡日本的十年中,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古文字研究拓展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创立者,点出了郭沫若对史学研究的贡献.
邱少明在《郭沫若摘译〈德意志意识形态〉述论》中认为,在抗战之中,郭沫若重拾学术研究.之前在日本的10年间,郭沫若利用唯物史观去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古文字学,现在又将唯物史观应用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先秦诸子百家.秉承着唯物史观理念,他相继著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和《十批判书》等……都是马列史学的丰硕成果.
潘光哲在撰写《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一文时,深刻分析了大陆关于郭沫若研究的概况,从而站在史学原则的基础上,客观、公正、辩证地阐释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中关于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演变过程和争论细节,其中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方法与思维的追问作了深刻的反思.
除此之外,张剑平的《郭沫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史料略论》,吴建良的《郭沫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造性贡献》,贾振勇的《意识形态想象与郭沫若史学研究》,谢保成的《郭沫若史学研究三十年》等,这些文章均论述了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做的贡献.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度极高.
2.考古学、古文字学
郭沫若将唯物史观引入考古、古文字学,创设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对此,徐明波在《唯物史观视野下的甲骨学——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一文中指出：为证明史实之间的关系,郭沫若从历史发展的整体和普遍联系的角度出发,将甲骨卜辞看作一个整体的,互为因果、互有联系的部分来进行研究.并且郭沫若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理论基础,并引入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郭沫若重视从整体出发,用发展的、联系的方法看待甲骨文资料,在取舍中创立了许多新方法、新学说.这些新的创举,不仅拓宽了甲骨文的研究视野,而且深化了对甲骨文的研究.
3.文学
郭沫若主要在摘译马克思列宁著作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素养,从而逐渐树立起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艺观.对此,邱少明在《郭沫若摘译〈德意志意识形态〉述论》中说到：郭沫若在摘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郭沫若在全民抗战时期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历史剧和史论为载体,为发扬抗战文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并且郭沫若将唯物史观与抗战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创作了六部著名的历史剧.这六部著名的历史剧,造就了郭沫若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上的巅峰.
贾剑秋在《郭沫若思想转向之逻辑辨》中指出：郭沫若通过吸取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精华,从而建立起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左翼文艺观.并且在对马列主义思想通汇贯通后,郭沫若写出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革命与文学》等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窥探出,郭沫若已真正完成向“马克思的信徒”转变的过程.
马超,刘晓林在《表现主义——促使郭沫若由浪漫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催化剂》一文中指出：郭沫若的在这段时期已经迅速接近了马克思主义,自从1924年开始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本书让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郭沫若没有按规划完成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但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已经完全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信仰者了.
（二）“泛神论”和“人民本位”思想
“泛神论”思想和“人民本位”思想是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前期的重要阶段.在未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郭沫若主要受到斯宾诺莎、尼采等泛神论影响,尚处在尊崇唯心主义阶段.到其“人民本位”思想时,表明郭沫若早已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摒弃了唯心主义学说,进而转向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
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更多的是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也是其早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此,朱自清发表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一篇文章中,首先点出郭沫若在诗歌作品创作的初期,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开创性.他以当时大环境为背景,客观公正地指出,在郭沫若的诗中有两样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新东西,一个是泛神论,一个是反抗的精神.从朱自清的话语中可以分析出,在郭沫若诗歌创作中,泛神论思想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
卜庆华在《郭沫若研究新论》的一书中,在总论一节的《论郭沫若早期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郭沫若正是在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的世界观的.这个世界观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即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思想和社会历史观.虽然郭沫若曾多次谈到了受到过泛神论的影响,有的研究者甚至把泛神论当作郭沫若早期思想的核心,但我很同意周扬所说郭沫若早期泛神主义是“自我表现主义”的极致和“个性主义之诗的夸张”,以及“他在一种泛神主义的外衣之下歌颂了自己所要歌颂的一切”的说法.也很同意张光年提出的“泛神论在郭沫若的思想中间,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以及“泛神论不过是这位诗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种诗意体现”的观点.
除了上述学者外,伍世昭的《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新说》,陈永志的《郭沫若思想整体观》,宫富、刘骋的《“五四”时期郭沫若思想新说》,张琢的《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泛神论”思想简论》,李斌的《郭沫若思想中的尼采资源新探》中都对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进行了论述.
2.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思想
“人民本位”思想不仅是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实际上也是他塑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张剑平在《论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思想》一文中指出：从郭沫若关于“人民本位”思想的众多论述中可以深刻的体会到,郭沫若始终坚持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郭沫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他的“人民本位”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以“人民本位”思想为蓝本,郭沫若才大力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基本内涵为：第一,郭沫若认为人民是主人,所以人民的文艺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本位,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在新时代反帝反封建的内容.第二,从文艺的起源和本质的角度,郭沫若阐发了人民文艺的地位和重要性,阐发了新文艺的宗旨.第三,郭沫若对于鲁迅、闻一多等具有人民意识的作家予以热情的赞颂,倡导作家要甘当人民的孺子牛,为人民而创作.“人民本位”思想不仅是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实际上成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方面.
蔡震在《谈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念》中指出：就其表达的历史观而言,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事实上,从流亡日本时期开始,郭沫若在潜心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便接受并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过,郭沫若的“人民本位”意识并非简单地从“表现自我”走向它的对立面,特别是就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而言.“把人当成人”扬弃了那个“开辟鸿荒的大我”所表达的涵盖一切、主宰一切的主体意识,在相互尊重、相互认同作为人的价值、权利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强调个人参与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
二、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研究学者在对郭沫若的研究中,虽然也涉及到跨学科研究和郭沫若受到“泛神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自从“五四运动”和抗战发生以后,外国学者更多的是将注意力转移到郭沫若的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和反抗斗争精神的研究上来.
大山岩在1934年撰写的《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一文中,认同田汉对郭沫若创作时期的分法.郭沫若的创作应当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是从“五四”到“五卅”时期；第二,是从“五卅”到大革命失败时期；第三,是1928年以后.他还认为一股反抗精神始终贯穿于郭沫若的诗中,这种精神既是一种让其重生的武器,也是无产阶级所应具备的开拓利器.
1953年费得林出版了《郭沫若选集》.在此书的绪论部分中,费得林明确强调：郭沫若的早期戏剧作品中反映的最大特点就是和所有旧的迂腐现象战斗到底.费得林特别推崇《屈原》一剧,认为此剧表明了郭沫若具有高超的创作才华,他选取历史悲剧这个新的题材,及时反映当时国内的危急局势.同时,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方面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和政治活动相联系,和人民斗争相联系,从而反映人民的诉求.
戴维·托德·罗伊出版的《郭沫若》中,对郭沫若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在《从浪漫主义到马列主义》（1918—1924）一章中,指出：由于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郭沫若在1924年接受马列主义时,并不是要摒弃中国传统,而中国传统的存在,能更好地促进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
经过梳理之后发现,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郭沫若有所研究,内容涵盖各个方面.虽然学者在研究中均提及到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联系,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郭沫若或是从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来研究的内容还相对较少,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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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邱少明.郭沫若摘译.德意志意识形态述论[J].郭沫若学刊,2013(01).
〔3〕潘光哲.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中心[D].国立政治大学,1998.6.
〔4〕徐明波.唯物史观视野下的甲骨学——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J].郭沫若学刊,2008(04).
〔5〕贾剑秋.郭沫若思想转向之逻辑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3).
〔6〕马超,刘晓林.表现主义——促使郭沫若由浪漫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催化剂[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03).
〔7〕卜庆华.郭沫若研究新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张剑平.郭沫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史料略论[J].郭沫若学刊,2010(03).
〔9〕蔡震.谈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念[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04).
〔10〕大山岩.作为诗人的郭沫若[J].1934.
〔11〕费得林.郭沫若选集[M].俄罗斯：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3.
〔12〕戴维·托德·罗伊.郭沫若[M].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
（责任编辑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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