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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派诗人、翻译家戴望舒的名字,是与《雨巷》联系在一起的：“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首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8月号上的诗作,曾引起极大轰动,受到包括叶圣陶、朱自清在内诸多名家的推荐和赞赏.诗作缠绵、敏感的情愫,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雨巷》遂成经典,戴望舒也成为了感伤主义的一个符号,同时成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座高峰,是继徐志摩之后中国新诗的杰出代表.戴望舒一生只发表了92首诗歌,却凭这寥寥92首诗,确立了他在现代诗坛的地位.
可是,一代现代主义诗歌大师却命运多舛,尽管有过辉煌与得意的时候,他的人生却更多的处于痛苦与失落之中,婚姻生活的不幸、几次牢狱之灾、抗战胜利后被诬为汉奸,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和意志,最终撒手人寰.
【伤痕与才气】
戴望舒出身于杭州一个职员的家庭.父亲戴立诚早先在北戴河当铁路职工,后回到杭州,在市政府财政局任职,晚些又转任银行职员.母亲卓文出身书香门第,可以说是儿子的文学启蒙老师.
戴望舒天资聪慧,好学上进,三四岁便开始大量阅读中外童话故事,父母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宠爱有加,姐姐对他也是关怀备至.戴的童年本应是阳光灿烂的,可惜幼年时不幸患上天花,虽经及时的治疗和护理,然而那时医疗水平有限,最终在他脸上留下了瘢痕.这一打击对戴望舒来说是终身的甚至是致命的,从容貌被毁的那一天起,他便遭受了来自周围伙伴有意无意的嘲笑挖苦,这让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经常处于自卑和少言寡语的状态.成年后的戴望舒一米八几的个子,诗名远扬,风流倜傥,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从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有时连说话都有点打结.据说,成年后的戴望舒多次质问母亲为什么没有将他的病治好.
1931年12月,戴望舒的中学同学张天翼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猪肠子的悲哀》,小说素材之一就是戴望舒的生理缺陷.纪弦是比戴晚一辈的诗人,他在纪念戴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新雅’是上海一家有名的粤菜馆……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这些玩笑,让生性敏感的戴望舒十分难堪,却又无可奈何.
但心理创伤并没有妨碍戴望舒的才气,他学习成绩优异,阅读量大,与同龄人相比,他的知识面要广很多.1923年,戴望舒中学毕业,秋天与施蛰存等人一起考入上海大学,戴在文学系学习,社会学系的课程.在校期间,他与沈雁冰、田汉等教员关系密切,田汉在课堂上介绍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戴遂由此萌发其终生爱好.两年多时间里,戴望舒发表了《势立升长》《牺牲》《滑稽问答》等小说、散文和译著20余篇,在浙沪文坛初露锋芒.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上海大学学生举行游行,声援工人群众,戴望舒也参加了游行.随后上海大学被查封,他的学习生活被迫结束.随后,他进入震旦大学（今复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为期一年.这期间,戴望舒与施蛰存、杜衡创办《璎珞》旬刊,并开始翻译魏尔伦等人的诗歌,大量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是年底,戴望舒与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了共青团.他们着手书写另外形式的“诗”——革命.1927年1月,三人一并“跨党”加入国民党,并受一个不知名的上级的指派,参加各种宣传鼓动活动,编印简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可时隔不久,戴望舒与杜衡便在法租界被捕,后经保释被释放.
这次被捕,是对戴望舒高涨革命热情的沉痛一击.虽然只被关了一晚,可蜷缩在冰冷牢房里那种饥寒交迫与胆颤心惊的处境,让他感受到自由是如此可贵.以后的岁月里,戴望舒虽然一直同情革命并帮助革命的朋友,却与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日后在香港被日本人关进监狱之后,他表现出了浩然正气,可他已经摒弃了激进的革命手段,而将重心重新转到了文学上.
戴望舒再次与施蛰存、杜衡等人联手,在施蛰存的老家松江办起了“文学工场”.但开工三个月后,戴望舒便对这种枯燥、孤寂的生活有些厌倦了,他决定到北京转转,看是否有机会完成学业,或者出国留学.在京期间,戴望舒结识了一批日后成为大家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姚蓬子、胡也频、冯至、罗大冈等,还见到了上海大学的老同学丁玲,通过丁玲和胡也频,他认识了员、革命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此后,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冯澎湃的言论与观点,让戴望舒产生了共鸣.
1928年新年刚过,冯雪峰写信给戴望舒,说他即将南下浙江,想带一个相好同来,这位相好是个,需要一笔钱将她赎出来,希望戴望舒能筹措400元钱寄给他.3月,冯雪峰来到松江,却没见同行——原来,所谓云云不过是个谎言,冯是为了救因帮他出版一本译稿而受到牵连的出版界的朋友.见到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等人后,冯雪峰希望他们重新寻找党组织,回到革命队伍中去,但被他们婉言拒绝了.
【人生的巅峰】
冯雪峰的到来,激发了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对革命文学的兴趣,他们的“文学工场”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时期.当时,有一本叫做《飞行的奥西普》的英译苏联小说刚刚进入上海市场,他们便将其买回来,分头翻译,之后取名《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与冯雪峰经常往返于松江与上海之间,将翻译和创作的作品拿去出售.对上海图书市场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后,他们觉得与其让书商赚大头的钱,还不如自己办书店、办杂志,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刚好此时震旦大学的同学刘呐鸥向他们发出邀请,四人迅速行动——毕竟戴望舒己非昔日在上海读书的无名青年了,施蛰存和杜衡在文学上亦有不小的成绩（三人被誉为浙江文坛“三剑客”）,再加上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冯雪峰,他们躇踌满志,开始了文学事业.
1929年9月,他们创办了《新文艺》月刊.为躲避政府的检查,后将书店迁到了租界,改名为“水沫书店”.可惜,因淞沪战争爆发,书店和刊物不得已停办.战争结束后,现代书局的老板邀请“三剑客”创办了一份中立刊物《现代》,戴望舒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翻译及创作作品,当时的上海文坛有这样一种说法：使戴望舒名满天下的是他的《雨巷》,成就戴望舒现代诗坛领袖地位的是《现代》杂志.施蛰存在写给戴望舒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所有的大杂志,其中的诗大多是你的徒党,了不得呀！”
紧张而快乐的文学活动让戴望舒找到了爱情和灵感,也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有一段时间里,戴望舒被邀请至施家小住.在那里,他见到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当时施绛年正在上师范学校,漂亮聪颖,活泼开朗.对于终日忙碌于文学事业的戴望舒来说,不啻于一缕朝阳,一阵清风.
但戴望舒是个木讷腼腆的人,尤其不善于和异性打交道.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出版时,他在诗的扉页题字给绛年,大胆向她表白.但绛年对戴望舒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之心,她比他小5岁,对戴望舒写的诗并不以为然,甚至在看到他给她写的诗句时,也丝毫没有被打动,绛年的冷漠让戴望舒痛苦不堪.出于对兄长好友的敬重,绛年不好断然拒绝戴望舒,希望他知难而退,可她愈是这样委婉地拒绝他,愈是让戴望舒觉得有一线希望,这就更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有一回,戴望舒终于无法忍受这恋爱的折磨,他以跳楼自杀来向绛年求爱.
看到戴望舒如此固执,施绛年害怕了,也心软了,加上家人的劝说,遂于1931年与戴望舒订婚,并公开举行了订婚仪式.不过施绛年向戴望舒提出了结婚的条件：必须要去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方能嫁给他.戴望舒愉快地答应了未婚妻的要求.一颗长期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在戴望舒的第一部诗集中,大部分为情诗,而写给施绛年的情诗差不多占了整个诗集的1/3.诗集的扉页上,印着“给绛年”几个法文大字.而这些情诗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那首《雨巷》了,它让戴望舒一鸣惊人,随后,上海一些有名的报刊纷纷向他约稿,诗集出版后亦是洛阳纸贵,文艺界人士都以认识和结交戴望舒为荣——那年,他才23岁.
爱情和事业双丰收,让戴望舒找到了自信,他决心大干一场.据戴望舒的好友、著名翻译家罗大冈回忆,戴第一次来北京时曾经约见他,两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畅谈理想和文学,戴望舒的愿望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如果自己能够得奖,一定要建立一个大书院,让志同道合的文友们在一起搞翻译,搞创作,各尽其才.
【灰暗的低谷】
1932年10月8日,为了一份爱情,戴望舒不情愿却又必须踏上邮轮赴法留学.
在踏出国门之前,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1930年3月,经冯雪峰介绍,戴望舒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这之后,戴望舒写作了两首歌颂革命和无产者的诗《流水》和《我们的小母亲》.但时隔不久,他和施蛰存便主动地疏远了“左联”,一头扎进自己的文学天地里.当时因徐志摩已去世,李金发转向美术,戴俨然成了诗坛领袖,而他的风格显然与左联的主流风格不合.这被某些“左联”作家所不能容忍,认为他脱离现实、思想腐朽.郭沫若就说：“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面对围攻,戴望舒写了一篇名为《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进行反击,称左翼作家“愚蒙且横暴”,这意外地激怒了鲁迅.鲁迅曾将译著交戴望舒的书店出版,视其为同道之人,因而将此文看成“从背后射来的毒箭”,撰文回击.从此,戴望舒与“左联”分道扬镳.
戴望舒是个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不喜欢学校刻板的教育方式.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他并没有认真听课,甚至从不参加考试,他把主要精力用在阅读、游历、翻译、交友和冥想上.那段时间,戴望舒陷入了手头拮据的状态,只能靠施蛰存每月寄来的80元勉强维持（施也很困难,最窘迫时月收入仅50元）.在寄钱的同时,施蛰存不忘叮嘱老友在好好读书之余,多创作一些作品,尤其是诗歌,国内读者都希望读到大诗人的新作,《现代》杂志也需要优秀的诗作维持门面,同时还可以挣一点稿费缓解经济压力.只是,戴望舒并没有如施蛰存所愿,三年时间里,他只是寄了几篇翻译作品过来,新创作的作品只有5首.
而施绛年呢？到法国后,戴望舒从对方回信时的冷淡和寥寥数语中,感觉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女人可能已经变心.原来,在与戴望舒分别之后,施绛年就与一个冰箱推销员恋爱上了.当年冰箱推销员是个比较时髦的行业,发展前景也较好,她抛弃了戴望舒——事实上她也从没有真正爱过他.这一切作为兄长的施蛰存当然知道,只是他怎敢告诉好友呢？只有回信搪塞,嘱戴专心学业.
1934年的春季,巴黎爆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大规模游行活动.戴望舒不仅参加了这次游行,还跑到西班牙参加了马德里的活动,被西班牙当局遣返回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因戴望舒没拿到一个学分,按校规将其开除.为表示不满,校方没发给戴望舒盘缠,只给了他四等舱的船票,戴望舒后来抱怨说：还不如难民收容所,食物粗得像喂牲口的饲料.
戴望舒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上海——就算戴望舒带回来再多的文凭,对他的爱情和婚姻也无济于事.回国后,戴望舒找到施绛年,当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时,他难以压制心中怒火,当着施家父母的面打了绛年一巴掌,结束了他们之间长达8年的恋爱.戴望舒给他们的爱情写了最后一首悼歌《霜花》：“装点春秋叶/你装点了单调的死/雾的娇女/来替我簪你素艳的花.”
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曾说：“我表姐认为,施绛年是‘丁香姑娘’的原型.施绛年虽然比不上我妈以及爸爸的第二任太太杨静美貌,但是她的个子很高,与我爸爸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很相配,气质与《雨巷》里那个幽怨的女孩相似.”戴望舒的初恋就这样终结了,这更加深了他内心的自卑情绪.他内心依然深爱着绛年,但已经无可挽回,在他以后的婚姻中,这段经历留给他的阴影总是时不时出现,后来虽有过两次婚姻,但他内心一直无法忘却的女子,还是他的初恋.
【曲终人散的两次婚姻】
回到上海的戴望舒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只好借住在朋友刘呐鸥家里.他心情沮丧,整天与好友杜衡、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等喝咖啡、进舞场、逛马路……全然没有了当初的豪情壮志.穆时英见戴望舒这样,便安慰说：“施绛年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穆时英是新感觉派小说家,对戴望舒的诗十分喜爱,在他出版的小说集自序中,声称将此书献给在海外读书的戴望舒,其欣赏和敬佩之情可见一斑.
穆时英的妹妹叫穆丽娟,比戴望舒小12岁.穆父是大商人,家境好,穆时英下面还有三弟妹,穆丽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她美丽、端庄,小时候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后进入一所外资中学学习,知识面广,通情达理,穆时英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她,亲昵地称她为“穆妹妹”.由于爱好文学,她对戴望舒这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十分仰慕,哥哥将戴望舒介绍给她之后,很快便“进入角色”,帮助戴抄写稿件,陪他打牌、跳舞.戴望舒也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位富有却不娇纵的女孩.
戴望舒因施绛年悔婚差点窒息的心,在这位姑娘的抚慰下,渐渐恢复了生机.1935年冬,杜衡受戴望舒的委托,正式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穆母同意了他们的亲事.不久,戴望舒写下一首叫做《小曲》的短诗,表达此时的心境：“啼倦的鸟藏喙在彩翎间/音的小灵魂向何处翩跹/老去的花一瓣瓣委尘土/香的小灵魂在何处流连……”
1936年6月初,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婚礼如期在上海新亚大酒店举行.伴郎是诗人徐迟,伴娘是穆时英的妻妹.婚后,两人搬到了上海亨利路永利部30号居住.这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三楼由叶灵凤夫妇居住,一楼和二楼则由戴望舒夫妇租了下来——一楼做书房和客厅,二楼是戴望舒夫妇和戴母的卧室.婚后的戴望舒沉浸在甜蜜与幸福之中,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堂吉诃德》与创办《新诗》月刊的工作中,同时每天到俄国教堂学习俄文,翻译普希金和叶赛宁的诗歌.两年后,他们的女儿诞生了,戴望舒为她取名戴咏素,小名朵朵,希望她像花朵一样美丽.朵朵的诞生,为两人的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
当时,出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左联”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有人以“国防文学”的标准,批判戴望舒的诗反映了没落地主的悲哀,充满了封建的味道,艺术性极差.起初,戴望舒没有理踩,但当他被群起而攻之时,再也忍耐不住,写下了文章《关于国防诗歌》,认为：“一首有国防意识情绪的诗可能是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戴望舒再一次与左翼文艺家结怨,对他日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投入到抗战中去,戴望舒决定将家迁到香港,然后自己到大后方参加抗战.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与叶灵凤夫妇一起坐船奔赴香港.
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了,这对于从战乱中逃出来的穆丽娟与戴望舒来说,还是很满足的.不久,他们便搬到了戴望舒的粉丝、香港法籍教授玛尔蒂夫人的楼房居住.楼房四周环境优雅,树木葱茏,近处有小溪流过,远山有一线飞瀑.戴望舒给这个住处起了个优美而有诗意的名字“林泉居”,后来他干脆以“林泉居士”为笔名发表文章.
但在这种表面宁静温馨的家庭氛围下,穆丽娟与戴望舒之间的感情裂痕却越来越大,这个裂痕很大程度上是由个性的差异造成的——两人都不愿意为对方改变自己.穆丽娟比戴望舒小12岁,在丈夫的眼中,穆丽娟永远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家里的一切都应由他说了算,凡事都不爱与穆丽娟商量；而穆丽娟喜欢自主安排生活,对他总是不予理睬.戴望舒性格内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除了应酬外,平时话语不多,不是看书就是写作,朋友来了高谈阔论,朋友走后沉默不语,和妻子没有太多的交流.穆丽娟时常抱怨说：“望舒的第一生命是书,妻子女儿则放在第二位.”由于缺乏丈夫的关心,穆丽娟联想到戴望舒与施绛年的初恋,怀疑丈夫对自己的漠视是因为他依然爱着前任,当穆丽娟将她的这一怀疑告诉戴望舒时,戴望舒却没有向妻子多作解释.
穆丽娟后来回忆她与戴望舒婚姻破裂前的家庭生活时,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他干什么,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都不管.我干什么,什么时候出去、回来,他也不管.”其实,最让穆丽娟不能忍受的,还不是戴望舒对她的冷淡,而是他的粗鲁.穆丽娟曾说：“我看不惯望舒的粗鲁,他很不礼貌.”《雨巷》让戴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但这一称号与穆丽娟眼中的他实在相差甚远.
那时,穆丽娟的母亲也随着女儿来到香港,就住在离她家不远的学士台.穆丽娟有时去看望母亲,戴望舒知道了很不高兴.一晚,穆母突然生病,穆丽娟知道后匆匆赶去,守护在母亲身边,一夜未曾合眼.翌日一早,戴望舒怒气冲冲地赶了过来,不问青红皂白,对着穆丽娟边说边骂,粗言秽语,不堪入耳,最后竟蛮横地拽起妻子就往外走.当时,穆丽娟的几位亲朋也在场,左劝右说,戴望舒根本不听.穆丽娟强压怒火,随他返回家中,但心里已对他由冷淡而变成憎恨,她警告说：“你再压迫我,我就与你离婚.”戴望舒以为她不过是小孩子耍脾气、使性子,殊不知穆丽娟说的是心里话.
可导致他们婚姻完全破裂的,却是因为穆丽娟哥哥穆时英的死.1940年6月,穆丽娟的大哥穆时英在上海被军统特务误杀身亡.穆丽娟与大哥的感情深厚,噩耗传来,让她痛不欲生.戴望舒以为穆时英附逆,斥责说：“你是汉奸妹妹,哭什么哭？”戴、穆感情进一步恶化,戴望舒曾对住在他家的施蛰存说：“丽娟有一个月未和我讲话.”
这年冬天,穆丽娟的母亲因经受不住丧子之痛,溘然长逝.接连遭受两个亲人离世的打击,穆丽娟心情沉痛,当有人追求时,便很快做了俘虏.先是一个姓朱的大学生,后来是《宇宙风》主编周黎庵.穆丽娟向丈夫寄去了离婚协议书,为挽回这桩婚姻,戴望舒三次赴上海与妻子沟通,可穆丽娟去意已决.1943年1月26日,两人协议离婚,女儿归戴望舒抚养.
在与穆丽娟离婚前,戴望舒便由朋友介绍,认识了香港大同图书印务局经理部的女职员杨静.杨静原籍浙江,生于香港,娇美清丽,热情大方.1943年5月9日,戴望舒与杨静结婚.新郎38岁,新娘才17岁.婚后第二年和第三年,杨静分别生下了两个女儿,可属于戴望舒的幸福依然短暂,仅仅维持了6年.
杨静从小在香港长大,养成了社交的习惯.在香港时,杨静便经常参加美国大兵的舞会,戴望舒因要洗清“汉奸”指控,带一家人回到上海后,她依然乐于社交.丈夫好静,妻子好动,性格差异太大,加上戴望舒因大女儿的原因不时与穆丽娟接触,让杨静心里不快.矛盾越积越多,有时甚至动起手脚.重回香港后,已经物是人非,戴望舒工作难找,经济拮据,一家五口的生活都成问题.恰好此时,住在戴望舒隔壁的一个小青年不时向杨静献殷勤,杨静竟然跟这个青年私奔了.这个打击让戴望舒无法承受,两人最终离婚,各带一个女儿.
戴望舒的三段感情、两次婚姻都以悲剧收场,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诗人的陨落】
日本人占领香港之前,戴望舒收入颇丰,生活还算平静,在香港文艺界更是如鱼得水.由于躲避战乱,内地很多文艺家都来到了香港,大家放下政见与文艺观念的差异,为全民族抗战鼓与呼,不时相聚一堂,苦中作乐.
当时,因发明万金油而闻名于世的南洋巨商胡文虎当时正在筹办《星岛日报》,社长是他的三子胡好.戴望舒因其名气与出众的才干,被胡好相中,主编日报副刊《星座》.利用这个小小的阵地,戴向当时的知名作家们约稿,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不少文艺界名家如茅盾、郁达夫、萧红等人,都是《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为了约到好稿,戴望舒常常采用预付稿费的办法,很多时候甚至将自己的薪酬用来预付稿费.不久,戴望舒成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并以香港文协的名义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青年文艺讲习会,聘请名家为青年作者讲课.
自1941年12月25本占领香港之日起,戴望舒的噩运便到来了.1942年春,组织在港的300多名文化界人士大撤离,可撤离名单上却没有戴望舒.根据徐迟的说法是,戴望舒舍不得他的书.戴望舒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在法国的时候手头一直拮据,回国时却带回了几大箱书.但冯亦代却另有说法,他认为戴望舒留在香港,是潘汉年要求他留下的.
1942年春天,日军以戴望舒与抗日作家端木蕻良和萧红来往密切为由,将其逮捕.在港的几年里,戴望舒经常去看望萧红和端木蕻良,在萧红心中,戴望舒既是兄长,更是可信任和依赖的朋友.萧红离世后,“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自己拉着,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这“几个朋友”中,戴望舒就是其中一位.他还不顾病痛缠身,多次去萧红的墓前凭吊,每次步行六七个小时,荒滩被他踏出了小径,要知道,那时的香港还在日军控制之下,“萧红”的名字提都不敢提.
戴望舒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受尽酷刑,被灌辣椒水,坐,但他没有屈服,在狱中还写下了正气凛然的《狱中题壁》：“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呵,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中……”两个月后,叶灵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
出狱后的戴望舒,靠写些介绍民俗、风物之类的东西维持生活.盼望已久的抗战胜利终于到来,可这样一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受尽折磨的抗日诗人,却被诬为“文化汉奸”.
1945年9月,老舍以全国文协的名义写信给戴望舒,全权委托他负责香港文协的恢复工作,并调查香港文艺界的投敌附逆情况.正当戴望舒兴致勃勃地为组织工作时,国内文坛关于戴望舒附敌的流言大肆泛滥.一封由何家槐、黄药眠、廖沫沙等人署名的致全国文协重庆总会的检举信,于1946年在《文艺生活》第二期和《文艺阵地》第二期同时发表.指责戴望舒附敌的三条证据是：一、日伪报纸《东亚晚报》刊登征集文艺佳作的启程,编选委员的名单中有戴望舒的名字.二、伪文化刊物《南方文丛》选了戴望舒两篇文章.三、戴望舒为了还汉奸文人罗拔高在他走途无路时的帮助,给他的小说集写了一篇跋.
有人认为,之所以有这么多左翼文艺家与戴望舒过不去,除了戴与左翼文艺家的历史纠葛之外,主要还是权力之争.很多人不满戴望舒把持香港文坛,有的人是为了洗脱自身的问题先下手为强,还有人是被蒙骗参与揭发的.
戴望舒的全国文协香港分会负责人被撤职.全国文协负责人让戴望舒到已搬迁至上海的全国文协总会说明情况.“汉奸”是一顶可以把任何强大的个体压得粉身碎骨的帽子,无人不怕.戴不敢怠慢,带着妻女乘船来到上海,他在《自辩书》有这样一句经典反问：“对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戴望舒的“汉奸”问题查清楚了,可从这时开始,他也变成了一个失去了往日个性的文人.回到香港之后,戴望舒谨言慎行,并积极与进步文艺家保持紧密联系.
1949年初,戴望舒决定回到北方,他说：“我思念故土的心一刻都没法停留,我要回到北方,死的时候也能光荣一点.”回京后的他,因为名气和才华,被安排到国家国际新闻局工作,对能够获得这个职位,戴望舒很是欣慰,决定改变以前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但是生活出现转机,身体却每况愈下,北方寒冷的天气让他的哮喘越发严重,上个楼梯都要不断地喘气.医生建议他做手术,他也听从了,但是情况并未见好转.
戴望舒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翻译的《新主义论》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纲领》两本小册子.他不顾劳累,连续多天日夜加班,导致哮喘病发作.为了病情早日好转,他给自己注射的加大了剂量,却于1950年2月28日上午因药物中毒而昏迷,送到医院时,已停止呼吸.
一代风流,就此消逝,终年45岁.
（作者系文史学者）
结论，此文是一篇关于戴望舒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雨巷和人生雨巷和戴望舒相关戴望舒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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