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一场关于新性道德的论战,本文是道德方面有关论文怎么写与性道德和新性道德和论战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道德论文参考文献：
谈“性”起风波
1921年1月,章锡琛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九年之后,被商务印书馆高层看中,正式担任 《妇女杂志》 主编.这是章锡琛首次独立管理、运营一个出版实体.
1925年1月,章锡琛、周建人推出了《妇女杂志》 第11卷第1号“新性道德号”.重头文章有章锡琛的 《新性道德是什么》、周建人的 《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 和 《现代性道德的倾向》、沈雁冰的 《性道德的唯物史观》、沈泽民的《爱伦凯的〈恋爱与道德〉》、文宙的 《离婚防止与新性道德的建设》、默盦的 《近代文学上的新性道德》.
这些重头文章,众多作者阐述的重点各有不同,但其精神内核却是一致的,即全部是爱伦凯在其著作 《恋爱与结婚》 中的观点：一是恋爱自由,二是离婚自由.爱伦凯认为,“恋爱必须绝对自由,就是说,必须完全依从当事人的选择.旁人,无论是社会,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父母,无论是法律,都不当加以一点限制或干涉的”.
其中,章锡琛的文章最为抢眼,也使他在后来成为了攻击方的头号靶子.他的文章提出了新性道德的四个内容：一是离婚自由,“结婚的双方无论哪一方,感到他们的婚姻生活上有了极大的障碍,非分离不可时,便应该任其分离”；二是关于妇女,只要不损害社会及其他个人,超出两人的性关系也不能认为是不道德的,“性的道德,完全该以有益于社会及个人为绝对的标准；从消极的方面说,凡是对于社会及个人并无损害的,我们决不能称之为不道德”；三是恋爱自由,“的结合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四是关于性的,“性的乃是人类天然的”,“把供给男子的性欲满足认为女子在结婚生活上的义务”是不道德的,女子同样也有满足的权利.在以上的基础上,章锡琛的惊世骇俗言论出台了：新性道德,可容忍婚外的性关系即不,“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
果然,“新性道德号”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争议.
最激烈的反对者,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陈大齐 （1886—1983）,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1914年起任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也是 《新青年》 的作者之一.他于1925年3月14日在 《现论》第1卷第14期发表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猛烈抨击新性道德是一夫多妻制的“新护符”,是一种纵欲,破坏了恋爱的专一性,将会危害社会.陈大齐宣布：“中国现在的家庭大有改革的必要.而我的偏见以为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最合理想,古来一夫多妻的坏风俗非极力打破不可.今以改革自任的新性道德家竟有许可一夫多妻的言论,竟挺身出来作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我不得不提出一种了.”
有人指责,章锡琛与周建人只好应战.章锡琛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 答陈百年先生》,周建人写了 《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 答陈百年先生》.本打算在 《妇女杂志》 上发表,但却被时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阻止了.于是章、周二人只好转投对方阵营——《现论》.
恰恰在这时,《现论》 对于章、周二人上述两篇文章的处理却出了问题.在发表陈百年另一篇文章 《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 的同时,虽然发表了章、周二人的文章,但却是延迟发表的,同时对章、周二人关于是否发表的来函迟迟未复；在发表时,又是在杂志末尾的“通讯”栏中删节刊登.延迟发表、来函不复、擅自删节,对于论战的双方如此厚此薄彼,惹火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鲁迅.对于这场论战,鲁迅旁观已久,本不便介入的.因为论战双方,陈百年与自己有同事之谊,周建人则与自己有兄弟之亲.但《现论》 对论战文章的错误处理方式,终于使鲁迅忍耐不住了.
鲁迅在1925年5月15日的 《莽原》 周刊第4期上,发表了章、周二人的后续文章,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同时还在 《编完写起》中表达了对陈百年的不满：“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而不像论是非,莫名其妙”,“诚然,《妇女杂志》 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
这一期 《莽原》 出版之后,鲁迅于5月18日收到陈百年的来信,解释了 《现论》 延迟发表章、周二人文章的原因.在信中,陈百年还表示自己不再就此事写文章论战,以平息事态.于是鲁迅就将此信发表在5月29日出版的 《莽原》第6期.然而,章、周二人在陈百年造成的外部压力和王云五造成的内部压力下,处境却越来越艰难,不得不再次著文,为自己一辩.鲁迅考虑到他们二人已没有任何刊物可以发表答辩文章,只好在陈百年已表示偃旗息鼓的情况下,再次伸出援手,在6月5日的 《莽原》 第7期上发表了章锡琛的 《与陈百年教授谈梦》 和周建人的 《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并写了“编者附白”将 《莽原》参与论战的经过进行了说明.这已是章、周二人和陈百年关于新性道德论战的尾声了.
后来,论战的范围不断扩大.上海 《晶报》 及《时事新报》 副刊 《青光》 等报刊,陆续出现了拥护陈百年而批判章、周“新性道德”的文章.而拥护章、周二人的也不少,顾均正撰写了《读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许言午撰写了《新性道德的讨论：读陈百年先生的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声援章、周二人.
到了1925年8月,鉴于章锡琛渐渐出格,王云五开始采取措施,将章锡琛从 《妇女杂志》 调到国文部编章学诚的 《文史通义》 选注.周建人呢,则调去主编一个即将于1926年1月创刊的新杂志——《自然界》 杂志.《妇女杂志》 改由杜亚泉的堂弟杜就田接棒主编.
为何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大约在1925年12月底,王云五代表商务高层,正式辞退了章锡琛.章锡琛15年在商务印书馆的职业生涯即“商务十五秋”,至此正式结束.“十五年的职位,就此断送”.
那么,王云五究竟为何辞退章锡琛？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 因为“”.据赵景深回忆：“据说商务为了该刊登了性知识,认为,批评了他,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了 《新女性》,又开了开明书店.”
（二） 因为“赤化”.就在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中,英国巡捕开射击,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惨案发生后,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身在上海的章锡琛激于爱国义愤,以妇女问题研究会代表身份参加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积极声援爱国群众运动.章锡琛的这一个人举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商务“在商言商”、不主动介入政治的立场.
章锡琛的三公子章士敭持此说,“这一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先生以‘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参加‘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声援群众运动,更使王云五吓破了胆,遂以审查杂志清样为借口,无理干涉编辑工作,先生被迫提出辞职表示,于8月底脱离 《妇女杂志》,同年12月底,被商务当局借故辞退”.
章锡琛本人也认为有这方面的因素：“有人并且以为我去年所以被商务印书馆辞退,也因为那些大老板把我当作看的缘故.”
但在笔者看来,“赤化”、声援五卅惨案,只是章锡琛与商务高层渐行渐远的表现之一,但不是直接导火索.
可以举出一个反例.当时和章锡琛一起同在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也曾于1925年5月31日,“‘满腔愤怒’地来到血案的发生地”.事后,叶圣陶挥笔写下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发表在 《文学周报》 《小说月报》 上.章锡琛只是参加声援大会,叶圣陶可是直接留下了文字证据,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却未闻商务高层以此为由,将叶圣陶开除.
另一个反例是,沈雁冰、陈云、杨贤江在1925年,已经是中国党员.同时,在1925年5月,更是成立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董亦湘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虽然这些党员及组织,商务高层未必完全知情,但是以沈雁冰、陈云与张元济等的终身友好关系,其身份或活动不可能完全保密.所以,要开除“赤化”分子,首当其冲的人,还轮不到章锡琛.
事实上,章锡琛对于政治并不热衷,这一点从他身边同事加入中国或中国国民党,频频参与政治活动,而他则一生未加入中国、也未加入中国国民党,却热衷于参加学术性团体,分别于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2年发起“妇女问题研究会”、1925年参加“立达学会”等,可以看出.在笔者看来,章锡琛出面声援五卅惨案,不是为了哪个党哪个派,只是坚守一个中国人、一个文化人的本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三） 因为“声援罢工”.章士敭也赞同这一原因,即指章锡琛声援商务印书馆的内部罢工,“当时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印刷所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职工会和工会,于1925年8月和12月先后两次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父亲虽然是编译所的职员,却积极加以支援.罢工取得了胜利,但父亲的行动引起了商务当局的注意,这可能也是他在这一年年底被商务辞退的原因之一”.
但是,此说几乎不成立.章锡琛声援商务印书馆的内部罢工,只是章锡琛与商务高层渐行渐远的又一个表现罢了,但却也不是他被辞退的原因.要知道,这两次罢工都是由陈云和沈雁冰直接领导的.既然未闻罢工领导者陈云、沈雁冰被辞退,何来罢工声援者章锡琛被辞退之说？
（四） 因为违反“竞业限制”规定.所谓竞业限制,是指用人单位对负有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知识产权权利归属协议或技术保密协议中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即：劳动者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经营同类业务或到有其他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其企业管理当然没有先进到与核心员工签订 《竞业限制协议》 的地步.要是签过,陆费逵不可能于1912年刚刚离职商务之际就创办中华书局,章锡琛本人就更不可能于1925年刚刚被辞退就于1926年创办开明书店了.但当时的商务,对于还在职的员工,不能在外从事与本企业业务相冲突、相竞争的业务,还是有所规定和限制的.而章锡琛所触犯的,恰恰就是这一条.
1925年8月,刚刚由《妇女杂志》主编调动岗位到国文部,但仍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章锡琛,在胡愈之、郑振铎、周建人等人的鼓励下,在商务印书馆之外,私自创办了 《新女性》 杂志.
从 《妇女杂志》 调岗,是章锡琛人生中的重要关口之一.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章锡琛好友胡愈之的身影：“愈之首先创议另外自己来办一个讨论妇女问题的期刊,仍请章锡琛、周建人主编.这个期刊就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份创刊的《新女性》 杂志.因愈之、振铎、锡琛等都在商务工作,所以决定由我出面,《新女性》 创刊号发行人署名吴觉农.”这也是 《新女性》 杂志的发行地址在吴觉农家里 （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十九号） 的原因.
这里的吴觉农 （1897—1989）,是胡愈之和章锡琛共同的老乡和朋友,是中国知名的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关于创办 《新女性》 的建议,胡愈之本人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我同章锡琛差不多同时进商务印书馆,大约在一九一四年,两个人同住在一间房间里,关系很好.章锡琛为了写妇女问题的文章而被解职,我感到很不满意.于是我们商量另外办个杂志,叫 《新女性》.《新女性》 就是我和章锡琛他们几个人办起来的,钱也是大家凑起来的.开头很困难,大家都不是有钱的人,印刷费都是大家凑起来付的.”
支持的朋友中,还有鲁迅,“鲁迅先生还答应经常写稿来尽力支持”.胡愈之、吴觉农等则“鼓励章锡琛公开主编 《新女性》,他果然专心致志地办起杂志来.章锡琛的事业心很强,对出版业务相当有经验,他一个人从编辑、校对、付印到发行,什么都干.这样就为这个杂志撑起了场面”,《新女性》 就这样办起来了.
《新女性》“原想在第二年一月出刊的,为了及早回击这帮封建卫道者,结果提前了两周,在1925年12月中即刊出了1926年1月的创刊号”.“然而,《新女性》 创刊号刚印出,商务当局还是把章锡琛辞退了.”
所以,直接导致章锡琛被辞退的导火索,是他在商务印书馆之外,私自创办了 《新女性》,从事了与商务印书馆相同的竞争性业务.章锡琛的朋友中,多人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唐锡光说,“商务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商务的职员不能自己经营和商务性质相同的业务；《新女性》 杂志和 《妇女杂志》 性质相同,显然违反规定.商务知道章锡琛在筹备 《新女性》,就在一九二五年底把他解职了”.
周振甫持同样观点：“商务里有一个规定,商务里的职工不准在外搞有损于商务业务的事.商务要章或者停办 《新女性》,或者离开商务.”
叶至善也如是回忆：“商务当局得知了这个消息,就以章先生违反聘书的规定为借口,把章先生辞退了.”
让人十分意外的是,向商务当局提出解聘章锡琛的,是他在 《东方杂志》 的引路人和老领导杜亚泉.而杜亚泉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也是对章锡琛在馆外编辑 《新女性》杂志不满,据章锡琛说：“杜亚泉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不道德的行为,要求王云五把我解雇.”
因此,王云五之所以辞退章锡琛,主要还是因为他私自创办 《新女性》、违反“竞业限制”规定.但是,矛盾的爆发,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章锡琛首先是在 《妇女杂志》“”风波引发商务高层不满,继而在声援“五卅惨案”和内部罢工的问题上与商务高层离心离德、渐行渐远,等到私自创办 《新女性》、违反“竞业限制”规定的导火索一点燃,王云五终于辞退了章锡琛.章锡琛晚年忆及此事,不无惋惜,“我的将近十五年的饭碗便因此敲破了！”
（选自《中国出版家·章锡琛》/柳斌杰 主编 章雪峰 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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