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后岁月,该文是蔡元培方面论文范文检索跟蔡元培和岁月和香港方面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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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国民政府迁入重庆,研究院也随之迁往内地.年近古稀的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体弱多病,一直在病养之中,考虑到香港不仅地域安全,而且休养和医疗都有保障,便在11月27日由丁西林、周仁陪同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流寓香港本是权宜之计,没曾想战火越烧越旺,中国内地已无一块安宁之地,一住就是两年多,这里竟成为他生命之旅的最后驿站.来港隐居养病
上海沦陷后,研究院设在上海的物理、化学、工程研究所不得不停办.傅斯年发来电报,告诉国民政府令研究院于11月17日迁往长沙.11月27日,午饭后,蔡元培由丁西林、周仁等陪同来到黄埔港码头,乘法国邮船马利替未斯号,开始了香港的旅程.29日晚7时到达香港,暂住陆海通旅社.次日,又迁至皇后大道中胜斯酒店.下午4时,老友王云五得信后前来相晤.
12月9日,夫人周荞浩和子女啐盎、怀新、英多来到香港,一家又迁至坚尼地台十二号楼下,这里是原在上海任日本研究社社长、《申报》主笔陈斌和的住宅.
在香港要找一处合适的家届,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居所一直在不定的搬迁中.王云五等一直为他寻找合适的寓所而奔走,终在九龙觅得一合适的租屋.1938年1月28日,他致函王云五表示感谢,信中说：“前日承导观跑马地新屋,各方面关系,都承顾到,且随时可以请教,曷胜感荷.唯九龙沃斯丁路之屋,较为宽展；且前住者,略受津贴,已提前腾出,弟等遂定于二十九日午后迁入矣.跑马地之屋,只可割爱,应如何向房东退租,或为他友介绍,敬请酌行.…．．弟等之新居为九龙沃斯丁（但或作柯斯甸,皆Austin之译音）路底一五六号中之第二号.”
这里适宜他一家居住,有客厅、厨房、餐厅和浴室,卧房两间,月租一百二十元.这里成了他生命的最后驿站.他病后尚未复原,身体虚弱,只得遵从医嘱,深居简出,谢绝应酬.因初到香港,人地生疏且环境复杂,改姓名为周子余,取其母亲和夫人的姓,从《诗经》“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中取意“子余.”
说是隐居养病,可怎么也放不下研究院的工作,来自中研院的信函电报从未间断.中研院的创立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1927年4月,蔡元培筹备研究院,次年6月9日,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是首任院长.
现在虽是远在香港,可他仍然为中研院的工作运筹谋划.1938年2月28日,他在香港酒店主持研究院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及10位所长都出席了会议,这是抗战爆发后中研院的一次重要会议,通过了七项议案.
来香港后身体一直虚弱,这在他的日记和函电中多有记述,如“我忽患晕眩,邀朱惠康医生来诊,验得血压太低,是脑贫血症.”‘弟今患贫血”‘脑所以贫血,是因胃不消化,滞血.”‘弟留港已半年余,病后体弱,不适于奔走,北不能至渝,南不能到桂滇.”1939年3月,中研院评议会第四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他原定参加会议,可因身体的原因,医生又一再劝阻,昆明之行只得作罢.他给会议特撰一篇讲话,让评议员翁文灏代为宣读.
来港后仅有的一次公开活动
1938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美术展览会,蔡元培应邀出席,这是他来港后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公开活动.他发表了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演讲.他说：“抗战时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有了这种精神,始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始在全民抗战中担得起一份任务.”
他认为,养成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当然要有相关单位予以训练,而“推广美育,也是养成这种精神之一法.”他说,美感有优雅和崇高两种.“优雅之美,从容恬淡,超利害之计较,泯人我的界限.”‘崇高之美,又可分为伟大与坚强之二类.“小己的缥缈”‘久力的脆薄”‘一经美感的诱导,不知不觉,神游于对象之中,于是乎对象的伟大,就是我的伟大,对象的坚强就是我的坚强.在这种心境上锻炼惯了´还有什么世间的威武,可以胁迫他么？”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会议通过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蔡元培和宋庆龄、陶行知、吴玉章等19人被推选为分会代表,出席于2月12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由于他正在生病而未能出席.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之中,因养病且在香港的他,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呼唤海外侨胞对抗战的支持,呼唤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9月23日,他为首的中国文化界致电国际联盟大会主席,期待国际社会主持公道和正义,谴责和遏制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电文说：“暴日对华侵略,撕毁国际盟约,无异对全人类挑衅.我忍无可忍,于年前发动抗战,以救中国,同时亦为救世界.贵会为保障世界和平与人道正义之最高机构,希即依据盟约第十七条,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此为我国最后之请求,亦为贵会最后之试验.我国有五千年历史,四万五千万人民,一向深以得为贵会之会员国为荣,故拥护贵会,不遗余力.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谅贵会当能切实执行有效的制裁,不致以忠实勇敢的会员国如我中华民国之痛苦与失望为无足轻重也.”
1939年7月,他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举为名誉主席.11月29日,中国分会致函,希望他为中国分会会歌作词.他欣然命笔,作了一首洋溢爱国热情,充满必胜信念的歌词：‘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战绩.”
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只得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2月17日,在云南的北京大学同学会给老校长拍来电报：“于本校四十周年纪念日,向师座虔致敬意,敬祝健康.”他心情特别高兴,特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北京大学,自成立以来,经四十年,其间除民元前十二年,遭义和团之变,稍有停顿外,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光阴,不为虚度.故近几年来,北京沦于敌手,全校南迁,虽设备或有未周,而精神益为兴奋.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是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敬以是为祝.”
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前来拜访.两人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为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而欣喜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唯此,次年8月,他在病榻上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中记下每一章的标题,特意着重记下：“其第三章中有‘的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的意见,颇详.”
又读《续西行漫记》,日记中记述也颇详细,每章标题都有记述,尤为记述：“书于红军人物,叙述最详；诸要人均有自传分叙于各章,而最后附录记八十六人略历,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开除党籍者三类,已有自传者亦列其中,但较略耳.……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的甚为恳切.”这是他最早阅读到的关于领导的陕北边区的书籍,由此可见他对全民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
减少会客,除了萧子升和刘海粟
蔡元培来香港的两年多时间里,与内地相比,很少与人交往．工作上除了中研院的事情,来往函电交驰外,空下的时间自然多了.他对这段生活比较满意,在给时在昆明的儿子无忌的信中说：“我自来香港以后,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有许多熟人同在此地而不与通闻问,并不见怪.我于是有暇读书,有暇著书,为十年来所未有.若一到内地,因研究院各所受省府助力,岂能不与往来；各所教育文化机关研究员、教员、学生,人数既多,安能见谅；仅仅晤谈,已感忙烦；其他演说、函电之要求,亦所难免；我之生活,又将回到南京、上海的样子.”
正是为了避免“忙烦”,病中的老人尽量减少俗事烦扰,尽量减少会见客人.在香港的岁月里,他也就仅仅会见了萧子升和刘海粟等人.
萧子升,又名肖瑜,湖南湘乡人.当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和、蔡和森为好友,被称为“湘江三友”,同为恩师杨昌济看重.杨昌济称他们为未来中国的有用人才,并广为向学界推介,自然也包括他已在任教的北京大学.后来,萧子升和为组织湖南学生的勤工俭学来到北京,萧子升多次拜访中国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之一蔡元培,多次交谈和见面,蔡元培对这位与自己一样恪守教育救国理念的青年人特有好感,他们由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居港期间,由欧洲归来的萧子升多次拜访蔡元培.1938年1月19日,他的日记云：“午后,肖瑜（子升）来.子升于最近四年专在Poitier（巴提尔）大学研究哲学,因该大学为培根与笛卡尔两大哲学家修学之所.四年内尤用力于Guyau（居友）之学说,其博士论文已付印.”居约（蔡译居友）,法国哲学家、美学家与*学家.哲学上持实证主义观点,认为艺术与道德是生活的最高表现.美学上反对游戏说,主张快乐说,并认为创造艺术的人应远离现实生活,以便创造促进和谐的审美情感.*学上批判功利主义,认为道德既需要有义务观念,也不需要制裁.这非常契合他的教育救国、*救国、美育代替宗教的理念,也成为他和萧子升常常讨论的话题.
萧子升把自己的《居友（约）学说评论》送与他,他愉快的为之作一长序,其中云：“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条目有五：（一）推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唯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于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
教育救国,美育代替宗教,是他孜孜以求的不变的信念,在北大,在大学院,在研究院,他都是恪守这一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老人到了香港后,少了事务纠缠,可终找不到与自己具有同一信念的知音,就这一话题共同切磋谈论.萧子升来港后能常和他讨论学问,这令他十分高兴,他回忆说：“萧君子升,自少即有怀疑宗教,好美术之根性,闻余说而好之,曾自长沙至北平,与余上下其议论,真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了.”
1939年12月3日,刘海粟往印尼、新加坡举办抗日义赈画展,顺途香港,食宿安顿后,独自_人悄然来到九龙拜访蔡元培.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举荐之恩.当年因上海美专画*模特事件,受到军阀孙传芳的迫害,蔡元培知道后,极力声援营救.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对这位开启崭新画风的青年艺术家尤为呵护.是他举荐刘海粟去欧洲举办画展,是他最早向中国艺术界介绍刘海粟,使刘海粟的画风得到承认,并由此蜚声画坛.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能在香港与故人相逢,令他特别高兴.他在会客厅笑容可掬地迎向刘海粟,柔声细语道：“什么时候来的,也不打个电话？”向来寡言默语的他,话也多了,聊着聊着,不时地离开座位,在屋里踱步.刘海粟明显发现蔡元培明显的衰容,额顶已是稀稀疏疏的白发,眼角的皱纹明显增多,老人斑分布在鼻窦的两侧,嗓音低沉沙哑,步态已是龙钟蹒跚.
刘海粟拿出所作《滚马图》,请蔡元培题字,老人仔细地欣赏着,连连称赞,并研墨挥亳,郑重地题写了“清新俊逸”四个大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他借杜甫的诗,希望刘海粟在艺术上像南北朝诗人庾信和鲍照那样,清新俊逸,卓异不凡.
生命之旅的最后驿站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在寓所失足倒地,口吐鲜血.虽经名医诊治,终因年高体弱,救治无效,于3月5日9时45分溘然长逝.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元勋、国民党元老．为公众服务数十年,可身后却极为萧条.医药费尚欠一千多元,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老友王云五代筹的.
当日,发来唁电.隔日,从延安给蔡元培家属发来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在国民党高层人物中,能得国共两党共同尊崇的人物,除孙中山外,也唯有蔡元培了.
3月10日,香港举行蔡元培灵柩安葬仪式,全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致哀.下午2时,由北大旅港同学组成的护灵队的灵车,缓缓驶出殡仪馆.为灵车执绋者五千余人,行列整齐肃穆.灵车驶入南华体育场,在这里参加公祭的香港各界代表万余人,整队肃立,静默三分钟,向蔡元培致哀.下午3时,灵车到达东华义庄,安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
在此之后,全国各大城市均举行追悼大会.4月14日,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并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去电文,要求给蔡元培以国葬.电文说：“咸以为蔡元培先生民国元勋,人文泰斗,允宜褒以国葬之荣,以示笃念勋劳之意.大会一致议决,特请政府明令国葬蔡元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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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 16871j cnki kjwha 2018 06 038摘要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 他在一个朝代更替,社会动荡的年代,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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