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工作者：和国策同进退,该文是工作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跟国策和计生工作者和进退类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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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四年多了,65岁的何孙木（化名）就是闲不住.身为福建省周宁县狮城镇某社区计划生育协会会长,他正忙着动员准备生育二孩的夫妇到服务站做优生检测.
时光退回1992年,那年,已在农机站做了13年临时管理员的何孙木,为了能有个事业编制,主动请缨进了镇计划生育服务所.他回忆,彼时正值计生热潮,人手调配匆忙,镇计划生育服务所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形式,于是,他同时兼任起镇计生委主任.
也是在这一年,一千公里外的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30岁的韩生学从教育局调到计生局任办公室主任,也成了一名计生干部.但与何孙木的误打误撞不同,坚信“传统的生育观念害人不浅,必须纠正”的韩生学做起工作来,“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
此后二十多年,计划生育政策几经调整,他们和其他百万计生工作者一样,亲历或见证由此伴生的无数悲欢.
抄起刀就说要打架
1981年3月,标志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出半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专职队伍得以自上而下建立,一张由计生工作者编织成的网也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铺陈开来.
韩生学当时还是村初中的一名教书匠,“计划生育”对他来说是个新鲜词,直到有人把一张写着“人口非控制不行”的大标语贴在他办公室的门口.
在他的记忆中,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怀化当地的计生工作可谓经历了一段“暴风骤雨”式的时期.“计划生育突击行动”一年四次,是县计生工作的重头戏,党政领导都要严阵以待,成立指挥部,实行军事化管理.
直到1995年调到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站前,何孙木一直在乡镇基层从事计生工作.他回忆,当时“一票否决制”执行严厉,不只是计生部门,乡镇的乡镇长、书记,乃至县长、县委书记,若计生工作未达标,都可能面临轻则取消先进、荣誉评选资格,重则降职免职的处罚.
何孙木把工作压力归咎于群众陈旧的生育观念.
他所在的镇计生委,编制内成员一共九人,每人都要负责下辖一个村的计生工作,除了记录并定期更新下辖村的生育状况外,还要常常和镇政府的干部下去动员群众.村干部理应陪同,但“里面群众思想很不通,（村）干部一般都会回避,（怕）被人骂”.
何孙木回忆,为了避开下村的计生干部,不少大着肚子的孕妇干脆躲上山.条件好一些的有间小房子遮风避雨,“有的没有盖,塑料纸拿去搭一下,人就在里面,就这么躲上一两年的也有.”何孙木告诉记者,当地重男轻女观念严重,家有一儿一女的会安生一些,但倘若没有儿子,就“跑得比较厉害”.
有一次,何孙木进了一户人家,还没探明情况,男主人如临大敌一般,抄起刀就说要打架.还有一次,他和同事照例到村里做动员工作,不想却被全村人包围,只好躲进村委会,直到乡镇领导带赶到,这才解了围.
冲突是少数,日常工作更多的是苦口婆心的劝解.为了动员计生“对象”落实措施,何孙木常常坐进他们家,“对象”要是不说话,或是一时走不开,他就磨上半天,若是碰上了计生“钉子户”,“从晚上坐到天亮,待一天一夜都有”.
工作辛苦,任务难以完成,上面给的压力太大,何孙木免不了会抱怨几句.
和何孙木不同,韩生学的主要工作是在办公室里,根据上级政府的要求,编写下发有关计生工作的指标文件,并不需要直接与计生户接触.但他能体会基层计生干部的难处,干部们也会不时跟他抱怨“这不是人做的工作”,“希望我们政策放宽,考察不要那么严格,希望（上面的）压力不要那么大.”
“暴风骤雨”变“和风细雨”
怀化当地“暴风骤雨”式的计生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慢慢转为了“和风细雨”.韩生学告诉记者,在怀化,未经过法律程序,不得再强制执行结扎流产.
在何孙木的记忆中,周宁县计生工作到2000年之后才有所改观.那时,何孙木已经在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站工作了五年,和对待本地超生孕妇一样,对待从外地流入的超生孕妇,他们不能再实施强制人流引产.针对超生的流动人口家庭,社会抚养费照旧征收,但执行起来也不像此前那样强硬了.
在计生政策松动的同时,计生工作的内容也悄然丰富起来.
早在1994年,埃及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我国也引入优质服务理念.1995年到199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1个县（区）进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希望改变过去计生工作过分依靠行政措施强力推行的状况,让计生服务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避孕节育.
2000年,国家计生委提出在全国“全面推进计生优质服务的意见”.次年,“育龄夫妇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及其效果评估”等四个优质服务项目在全国启动.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2004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到2010年应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基本建立“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
计生工作人员与民众的关系,也随着政策的变化逐渐缓和.
1998年,22岁的董燕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省济南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工作重点就是流产、放环、结扎.董燕那时常常要面对手术对象的不理解,乃至言语上的攻击.“她们认为我们跟执行政策的是一伙的,没有我们最终也落实不了这个事儿.”全国推行计生优质服务后,山东省不再要求生育二孩后强制结扎,这种紧张关系才慢慢松弛下来.
转向与出路
政策的转向,带动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重组,也波及计生工作者自身.
2013年,原国家人口计生委被撤并,国家卫计委组建.2015年,计生系统与卫生系统从到地方的合并初步完成.从业20年的妇产科医师肖海申,原先所在的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计生站,也与县妇幼保健站合并,成立了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合并伊始,正值全面放开二孩的时代,肖海申为这数量陡升的高龄孕妇,忙得不可开交.据媒体报道,济南市2016年前9个月的新生儿数量超过了2015年全年.
肖海申告诉记者,济南下辖区县中,除了章丘和平阴外,其他区县的计生站与妇幼保健站合并后,由于专业性难以与卫生院的同行匹敌,原来的计生工作者都不得不将临床工作让予后者,到新单位做些“宣传和发动”的活儿.
在基层乡镇,计生工作者们对变化更加难以适从.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商镇,卫校毕业的李波现年36岁,如今在镇政府为棚改和脱贫奔忙.2015年10月,他所在的商镇计生站并入卫生院,在卫生院新成立的计划生育科只待了几个月,李波便被镇政府临时抽调到了棚改项目.李波告诉记者,如今,他的人事关系已经转到镇上的社保服务站.
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李波每周还得抽出一天到镇上的养育中心陪0-3岁的婴幼儿学习.在镇计生站任副站长时,李波就加入了国家卫计委参与开展的“养育未来”婴儿早期发展项目.
3月27日,国家卫计委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蔡建华坐在他塞满了幼童教具和相关专业书籍的办公室,向记者介绍,2015年夏到2017年10月,他们与英国救助儿童会合作,在云南沾益、河北涞水推广“养育未来”项目,养育师就是从村里的计生专干招募而来.但这样的尝试能否推广到全国,还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看看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员能够从事这个工作,当然要全面推广的话,经费从哪里来？谁投入？政府如果要投会投多少？地方政府投多少？让村里面自己投不太现实,所以得结合起来考虑.”蔡建华说道.
南京邮电大学退休教授、人口学者孙晓明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育龄人口总数持续减少,新一代育龄人群计划生育自觉性提高,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和优质服务的推进等原因,“（农村）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发展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各地不得不结合当地情况寻求出路.
2000年前后,已调至怀化市计生委工作的韩生学,开始了与失独家庭的接触.去年初,他历时12年,走访一百多位失独老人写就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出版.他坦承,这些失独老人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但韩生学仍坚持认为,完全跳脱出当时的历史情境谴责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目睹过失独家庭的惨状,加上如今二孩放开,韩生学逮住机会便建议人们多生个孩子.
2013年,当了21年计生干部的何孙木正式退休.退休后他闲不住,成了社区计生协会的会长,每月只领200元的津贴,工作内容与20世纪90年代他刚当上计生干部那会儿迥异——除了一年组织几次义诊外,每逢春节要慰问社区内的计生三户（即二女结扎户、独生子女户、计生户）,“包点小红包给他们”,二女结扎户若要盖房子,计生协会还会直接给予几万块资助.短短二十年,和计生对象关系的“剧变”偶尔也会让他心生疑惑：“那时候是国策,说明当时控制人口是多么重要,现在到底怎么评价,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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