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中国思想史天空中奇异的彩虹,该文是思想史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彩虹和中国思想史和理学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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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赞叹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宋代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世文化的主流,其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影响更是至大至深,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风貌的形成,具有无论如何估价均不为过的重大影响.
理为天道 宋学神韵
宋*学,使传统儒学具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和说服力,传统儒学所提供的原则才得以提升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成为一种非常牢固坚实的价值信仰,深深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
就精神气质而言,犹如唐君毅所论：“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充沛外凸之精神,归于平顺而向内敛抑.心智日以清,而事理日以明.”这种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对后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门类的渗透是相当深刻的,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型文化是近世中国的神韵所在.
理学最讲究“理”.它既是一切存在的内在法则,也是普遍、永恒的主宰者.理学则是从最高范畴（天）的角度,阐述了儒家的纲常*原则（理）.理学的特点是一种道德理性主义.它将儒家的*规范看作是永恒的绝对的最高原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提升道德觉悟便可以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并为此寻求途径.清代学者全祖望指出：南宋“乾（道）、淳（熙）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也就是说,从南宋中期开始,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理学三大家构建了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共同发展了儒家学说,尽管思想各有侧重,坚守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则是一致的.
朱熹：理一分殊 格物穷理
朱熹（1130年-1200年）,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现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特点.朱熹在思想史上的成就,首先在于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理学所以称“理”学,其原因就在于宋儒重视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发,并建构了一个以“理”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天理”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也是这个体系的逻辑起点.
在理论上,朱熹的理论贡献一是“理一分殊”.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是一个理,而这个理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差殊之中,“理只是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说明理表现在*关系上面,不同的对象构成不同的关系,万物也是如此.他认为统合万物而言,其根本只是一个太极,也即是一个理；而从根本推演到细节,则太极这一个理被万物分为一个个实体,从而万物之中各有一个太极.就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但是在天下所有的河流、池塘里都会显现月亮的影子,无论有多少月亮的影子,实际上的月亮只有一个.这表明,儒家的*学说是绝对的和实在的.
二是“心统性情”.朱熹认为,人的本性、本心就同孟子所设定的那样,本来应当是善良的,但是,现实世界给人的印象是坏人坏事不少.这是因为,人的心本来是善的,然而人的情感往往诱导人去为恶,心在没有实际表露时是性,已经表露出来则为情,心必须经过涵养之工夫,而使情顺乎性、发而中节（符合中庸之道）.
三是“格物穷理”.朱熹认为“格,至也”,格物即是穷尽事物之理,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穷至事物之理的过程,最终会有“豁然贯通”之处.朱熹坚持认为知识的完备是认识儒家真理的起点和先行条件,不具备知识,真理不可能被认知.
四是“知先行后”.尽管“知”在秩序上应在“行”之前,但知行关系中应以“行”为重,因为只有“行”才是学习目的和学习过程的完成：“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行”也可以用来检验“知”,所以,行是重要的：“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熹显然是将知行关系看成一种相关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相信只有保持这种联系,才能促进“知”的深化,也才能促进“行”的精进：“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其知行学说更臻细密.
陆九渊：心即是理 发明本心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因曾讲学于象山书院（今江西省贵溪县境内）,学者尊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创始人.“心”是陆九渊思想与象山学派的重要思想范畴,体现出其学术宗旨和学派特征.和朱熹不同的是,陆九渊认为,此“理”不是外在于人身的,“心”与“理”通融为一,道德实践的最后依据也植根于主观内有的心灵世界.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每个人的“心”均包含着天理,均能够提供仁义礼智的道德法则.那么,这个“心”,显然不是一种个人的意识,而是指每个人的意识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普遍性的*精神.陆九渊的思想命题是“心即理”.并非是某些独特的人才有道德灵明,而是人人都有这个道德灵明,所以就这个意思而言,圣贤与我并没有任何区别,在道德基础上是等同的.心即理,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道德良知和将这种良知展现出来的可能.陆九渊肯定“心即理”,在修养论上,就倡导发明本心的工夫,即通过反省内求的方式,发明本心的内在之善,人的本心有时被私欲或偏见所蒙蔽,所以需要一种破除这种蒙蔽的方法,这就是“破除蔽障”.他认为一切私欲和偏见,对于人的本心而言,就像是网罗陷井,“多欲”是“吾心之害”,只要去掉人的种种物质,就能够恢复“本心”的清明,要下一番“剥落”的工夫：“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
乾道八年（1172年）,陆九渊的弟子杨简在富阳县担任主薄（县里负责民政事务的小官）,陆九渊从临安回江西,恰好路过.偶遇一个卖扇子的百姓因为生意上的事与人龃龉,杨简根据事实经过,迅速断案.当晚,师徒二人把晤富阳县衙内的双明阁,杨简几次向老师咨询何为“本心”,陆九渊回答说,你今天对扇子的断案,事先就认定必有一是一非.依据事实,就能够自然而准确地决定为某是某非,这就是“本心”.杨简听完老师的话,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澄然清明,急忙问：“只是如此吗？”陆九渊厉声答道：“还有什么！”在陆九渊看来,保持心的清明状态,就是道德认识和实践的全部.
吕祖谦：经世致用 知行并重
吕祖谦（1137年-1181年）,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其学术与朱熹、陆九渊相鼎足,独辟富有特色的婺学,于南宋学术及思想之发展影响殊深.
在思想上,吕祖谦兼取朱、陆的痕迹相当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理论兼融,同时将理、心作为其思想的基本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较为浓厚的二元论倾向.作为最高思想范畴的“理”与作为认知功能的“心”究竟是一是二？吕祖谦的回答是“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表现出调和论的特点.吕祖谦的修养工夫论,在本质上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和陆九渊的“发明本心”说都有内在的一致之处.
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是南宋士大夫的一项传统,吕祖谦在理论上又融合了陈亮、陈傅良、薛季宣诸人的事功思想,讲究“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知识的寻求应以有用为其目的,若虽有知识却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切实地实现其效用,亦即意味着知识寻求本身的无价值.吕祖谦实际上是阐明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关系,知识分子能够修身立本,完善道德,固然为善,但若不通国政,不能以天下为己任,就意味着知识的价值未能在
更广阔的领域被充分实现出来.
在南宋中后期,理学确立了其思想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全面进入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得儒家学说在宋明以来逐渐日常生活化与市民化.儒学不仅是读书人入仕晋升的敲门砖,对社会各阶层道德涵养的提升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这无形地促成了世俗社会的儒家化.理学对中国知识分子品格的塑造是深远的,理学家彰显了孔孟以来儒家思想,重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担当精神和独立气节,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给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带来较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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