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和匈奴，如何缠斗三百载,该文是汉朝与匈奴类有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和汉朝和匈奴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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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汉匈之间的“缠斗”和互动隐含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汉朝无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中华文明可能会同历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体那样,生命力难以长久,文化创造也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
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元狩四年春,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郡.此次战争的目标是寻求在漠北一举聚歼匈奴单于主力.为此,汉武帝给卫青、霍去病分别配备了5 万骑兵.两军出塞时,官、私马匹达14 万之多.同时,还有数十万步兵及转送辎重的民夫跟随在后.
此战过后,匈奴远遁,汉朝也在一段时间内无力发动大规模北伐.可见,元狩四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攸关国运的战争,而卫青、霍去病则是被委以重任之人.追根溯源,卫青、霍去病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与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的转向有关.
卫青的出身并不高贵,如果从最初的社会身份来看,他的人生轨迹本不会与王朝命运相联.卫青的母亲卫媪是平阳侯妾（一说为阳信公主家僮）,与给事侯家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下了卫青.卫青少年时在郑季家被使唤牧羊,嫡母所生的儿子们将其视作奴仆.但有人给卫青相面,预测他会官至封侯.卫青笑笑说：“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成年后的卫青,担任平阳侯家骑.
卫青命运的转折,缘于同母的姐姐卫子夫得幸于汉武帝.但不久,皇后为打击卫子夫,将卫青囚禁并准备杀掉.在友人公孙敖的帮助下,卫青才得以逃过一死.在此后的征战岁月中,公孙敖亦成了卫青的长期战友.汉武帝听闻皇后欲杀卫青之事,便召卫青为建章监、侍中,后又任命为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卫青被拜为车骑将军,与李广等四军并出,攻击匈奴.在此战中,其余三军皆无所获,唯独卫青出上谷郡至笼城斩获数百人.这次战役是马邑之谋后,汉武帝主动发起的首次大规模战役.在诸军皆败的情形下,卫青的获胜对于汉武帝战争信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成为他迅速崛起为军事统帅的一个重要契机.
这里要说一下马邑之谋.元光二年,汉武帝采纳雁门富豪聂壹的计谋,引诱匈奴攻马邑城,设伏30 万兵力试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单于引兵入塞后,发现了这一计划,遂退回本土.从此,汉匈关系破裂.
匈奴对汉朝的强势地位,是由秦汉之际的冒顿单于奠定的.在头曼单于（冒顿单于之父）统治时期,匈奴一度受制于秦朝、东胡和大月氏.冒顿杀父自立后,乘楚汉战争时期边塞空虚,收复河南地,并统一了蒙古高原.刘邦曾亲率32 万人迎击匈奴,冒顿单于佯装败走,将汉朝骑兵及部分步兵引至平城,出动40 万骑将刘邦围困在白登长达7 日.后来,刘邦贿赂单于阏氏（单于后妃）,方得解围.
此后,从汉高祖至汉景帝,汉朝大抵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是,匈奴对汉朝政策多有反复.除经常劫掠边境外,汉文帝十四年,匈奴还曾大举进犯、逼近长安.汉朝随后移民塞下,加强边境守卫.在汉初的70 年间,占据主动地位的是匈奴.战争或是和亲,基本由匈奴决定.
汉武帝登基后,力图改变汉初以来的汉匈关系.汉武帝曾对卫青说：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意思是说,变更制度和出师征伐是必须完成的两项任务,二者最终指向的是大一统.这一席对话同时表明,汉武帝将卫青视为实现这一宏伟志向的同路人.
辽东到敦煌,汉朝建完整攻防失去祁连山,匈奴漠南无王庭在匈奴的政治地理概念中,其地分为中、左、右三部.左、右两部分别在单于领属土地的东方和西方,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都骨侯.
元光六年,卫青出上谷,打击的是匈奴左部.此后,卫青的作战对象转向中部和右部.元朔元年秋,卫青率3 万骑出雁门郡,斩首数千.这是汉武帝兴兵与匈奴作战以来的最大战果.次年,卫青出云中郡西至高阙,迂回到陇西.此战意义十分重大,不仅驱逐了白羊王、楼烦王,而且夺回河南地,移民10 万设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关中地区的直接威胁.汉朝设置朔方郡后,匈奴年年攻击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以左、中、右三部全线作战方式予以报复.
卫青对匈奴的打击,还促成匈奴内部最高统治权的变更.军臣单于死后,左谷蠡王发动政变自立,此即伊稚斜单于.伊稚斜单于击破军臣单于的太子,迫使其逃亡汉朝.伊稚斜单于代表了匈奴内部与汉朝激烈对抗的势力,故汉朝和匈奴之间最激烈的战争基本上发生在伊稚斜单于统治时期.
元朔五年,汉军在卫青的率领下在匈奴右部开辟战场,匈奴右贤王仅与一爱妾及数百骑溃围北逃.凭此战之功,卫青进号大将军.次年,卫青两出定襄,与匈奴单于直接对战.正是在这一年,霍去病封侯.
霍去病是卫青另一个姐姐与霍仲孺所生之子,18 岁时以皇后姐子身份任侍中,后在卫青军中为票姚校尉.在元朔六年的这场战争中,霍去病率轻骑脱离大军寻找战机,斩单于大父,俘季父、相国、当户,斩首及捕获2280 人,进而被封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霍去病成为骠骑将军,出陇西远征.汉军骁勇精锐将士皆配于霍去病,极大增强了长距离野战的能力.
此役,霍去病所部过焉支山,往西达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从北地出击,越过居延海,然后南下祁连山,继续打击匈奴右部.在汉军持续的打击下,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浑邪王杀掉休屠王,率部归汉.汉朝将浑邪王、休屠王故地设为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为了巩固西线的胜利,还迁徙关东贫民72 万,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
汉朝获得河西四郡,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意义重大.第一,河西四郡设置后,青藏高原上羌人和蒙古高原上匈奴人的联系被斩断了.第二,汉朝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通道,汉朝烽燧一直往西北延伸.
第三,河西地区由游牧社会转向农业社会,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中心,对北魏的汉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匈奴也因失去河西地区而面临很大损失.一首流传下来的匈奴歌谣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在击破匈奴右部后,单于所部的侧翼暴露在汉军面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汉武帝发动了元狩四年的北伐.伊稚斜单于获悉汉朝出兵的消息后,采纳降将赵信的建议,将精兵置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所部出塞千余里,与单于相遇.
卫青以武刚车环绕结营,派出骑兵正面迎战；匈奴亦派出骑兵冲击汉军.此时,太阳隐没,大风刮起,两军陷于风沙中,汉军从左右两翼围困伊稚斜单于.单于看到汉兵多且强,便率数百骑突围向西北逃亡.黄昏时分,汉军与匈奴大战,双方损失惨重.另一边,霍去病出塞2000余里,攻击匈奴左部,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 人,斩俘7 万余人.
经此一役,匈奴“漠南无王庭”.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地,均被汉朝占据.之后,汉朝从令居至敦煌一线修建长城,敦煌以西至于盐泽修建亭燧,又以60 万塞卒戍守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后来出土发掘的居延戍军简牍文书,时间断代从汉武帝太初三年一直到东汉时期,从中可见在长达300 年的时间里,汉朝一直稳固地控制着西北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营建西北地区的长城和亭燧之外,汉朝还修缮旧长城,在包头、呼和浩特一线设置内城、外城的防御工事.由此,从敦煌到辽东,汉朝建立了完整的攻防体系.
另创体制,容纳“汉匈一家”
以戈止武,农牧“走向统一”
汉朝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对匈奴降人依然另创体制予以容纳.匈奴右部河西地区的浑邪王降汉后,汉武帝将其部众分为各个属国.属国都尉为最高军政长官,匈奴游牧民在属国内“依本国之俗”,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见诸史籍的属国有西河属国、北地属国、上郡属国、金城属国、天水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
而在匈奴内部,遭受汉朝的打击后,最终分裂成“五单于并立”的局面.甘露元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汉宣帝于甘泉宫,“赞谒称臣而不名”.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昭君出塞,汉朝和匈奴之间恢复和亲.在包头等地出土的墓葬中,瓦当有“单于和亲”的汉文字样.可见,“汉匈一家”的局面已经为汉匈双方所认可.
汉武帝时代所致力的大一统,到汉宣帝时得以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得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也成为西汉后期儒家追求改制、实现太平世的重要基础.经过汉朝几代皇帝的持续努力,“不外夷狄”的天下构想最终实现.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方八部拥护日逐王为单于,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单于入居云中,后转迁到美稷,分其部众于东汉边郡,助东汉守边.而为了避免北匈奴的劫掠,东汉和北匈奴保持“合市”,互通有无.但不久,北匈奴遭受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南面的南匈奴联合攻击,越来越难以维系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
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命汉军四路出击,逐击北匈奴.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率师出塞三千里,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扬汉军功业.此役,北匈奴20 多万人降汉.永元三年,汉军出居延,将北匈奴单于包围在金微山,北匈奴被迫向更远的西方迁徙.此时,汉匈之间近300 年来断断续续的攻防之战,终告正式结束.
如果将匈奴视作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将秦汉王朝视作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那汉匈之间的“缠斗”和互动隐含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意义,即游牧地区与农业地区的统一.
秦朝之时,农业社会相对强大,农牧分界线不断往北推移.汉初,匈奴强盛,又恢复了此前的农牧分界线.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反映了双方实力的角逐与矛盾的激化.而边疆的冲突对于南北政权而言,都可能引发内部的统治危机.
如果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在汉、唐之际,是以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一统来完成的；在农业社会政权力量衰微的时代,则是北方政权通过直接占领宜农宜牧区、强迫南方政权以岁贡等方式建构和平关系来实现的.
从政权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主轴之一是南方农耕区政权和北方游牧区政权的对抗.但从中华文明体的角度来看,则同时包含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协商机制.双方常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柔然与北魏,吐蕃、回纥与唐,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鞑靼、瓦剌与明朝,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汉匈关系显得尤为具有意义.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它为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提供了开创性的相处模式：由对抗而协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统,几乎涵盖了后世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相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汉朝无法解决与匈奴的关系问题,不将游牧社会纳入,中华文明难免就会局限在农耕区.最后,可能会同历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体那样,生命力难以长久,文化创造也无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司马迁撰写《史记》之际,正处于汉朝和匈奴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但对于匈奴这样一个大敌,司马迁还是从族源的角度表达了认同.他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汉匈合为一家的重要观念基础.自此,“汉匈一家”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奉行的至高理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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