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中国梦：《我们》的文学表达特色,本文是关于中国梦方面毕业论文模板范文跟中国梦和文学表达特色和故事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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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有个纪实类谱系,就是外国人在中国的亲历,最早为《马可·波罗游记》.我选择外国作家、学者、探险家、旅游者、外交官、牧师撰写的回忆录,均为当今所谓的非虚构,或者说纪实.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则把其中的纪实称为报告文学.但是,我们一度把报告文学这个文学品种败坏了——让人腻味.因为其视角单一而僵化.纪实、非虚构的称谓渐渐被人频繁提起,换了标签.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我认为跟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密切相关,时代的变革呼唤这种文体的觉醒.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现持续的民工潮——作家同步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
我阅读外国人写中国,尤其是表现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其中,多有外国人的误谈误看误解,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的隔膜.我关注的是其中的视角：怎么看“我们”？什么方式看？看出了什么？又如何表达？
我们向来相当在乎他人的目光.一定意义上,作为个人,是在他人的目光中成长、成熟.我们是被“看”大的.潜意识里尽可能去符合或迎合他人的目光.《我们》里也写到被“看”的尴尬、焦虑,还涉及到“面子”问题.所以,彭素虹这部长篇纪实文学《我们》,使我联想到美国作家何伟（因为这个名字,他觉得变身了,有了个中国身份,他的美国名字叫彼得·海斯勒）,他写过中国纪实三部曲.何伟1996年毅然来中国,他来中国的目的是寻找素材,他说：“我喜欢住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我佩服所有那些我遇见的背井离乡、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他们是我的灵感源泉.”他写《寻路中国》,不就是在中国寻找自己的创作之路吗？他以美国式的个人意识,无牵无挂地强调：离开家,离开你熟悉的生活,花时间跟与你不同的人在一起,学会观察跟随他人.
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谱系,看者有个共同的姿态：过客.何伟也是过客,他在中国待了十年,他没有生存危机.为了交流,他学会了汉语.且不说何伟和彭素虹的纪实品格对照,我注意到,都是差不多的时间点离开家.何伟以外部观察者的视角寻找素材,发现他人；彭素虹以内部亲历者的身份,寻找梦想,发现自己.前者是美国式的个人行为,后者是中国式的“我们”行动（个体觉醒,但依托的是“集体”,离或找都有个单位,更何况“离开家”带出的是“我们”——抱团取暖的打工群体由家族、乡亲组合）.寻找的是梦想落地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新的身份：新宁波人.为了生计,不做“过客”.《我们》里的人物,也学习语言——方言,涉及到生存问题.
同为中国故事,何伟是他怎么好奇地看“我们”？彭素虹则是我们怎么焦虑地看自己？前者隔在“外”看,后者融在“里”看.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所“看”的层次和深度各异.将《寻路中国》与《我们》对比阅读,何伟寻找素材,他驾车不停地走,只见“现在”；而彭素虹就生活在“素材”之中,居住其中,有了“现在”,还上溯“过去”.何伟的“现在”缺失了“过去”,缺失了血缘上中国的“过去”,文本的细部运行就显示出来了,毕竟是带着好奇好感目光的过客.彭素虹纪实里的“我们”,置身有微妙疼痛的生计问题.
就迁徙这个词,是不是可以拔起萝卜带出泥,提取一部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由于战乱、灾荒,人口流动、迁徙,如果我们追溯、考证历史,“我们”本以为是原住民,但是上溯千年或百年,以及当代的运动岁月,会发现,许多原住民其实是异乡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而那是被动的迁徙,没有选择的无奈的选择.何伟《寻路中国》,彭素虹《我们》里的人物,体现了当今时代特征：本能地主动选择.能够发自内在的主动选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无论被动选择还是主动选择,均带出一个“双根”现象,两个根,即两个故乡.彭素虹的《我们》里的人物,在时代变革、潮流之中,做出了主动选择,引发了“双根”情结.
“我们”有多少人组成？彭素虹选取讲述了“我们”四个来宁波打工家庭的故事.当然,彭素虹一家三口也在“我们”之中.这些年轻夫妻,孩子均为女儿.四个打工家庭可视为打工族的典型缩影.中国式家庭中的“我们”,在新故乡,还包括原故乡的长辈,两者组成了中国传统观念上的“我们”.进而包涵作为读者的“我们”.
长篇纪实文学《我们》的叙述由中国传统精神为基底.当今的热门词语：中国故事,中国梦,被很好地体现在文本中的“我们”上边.我启用三个关键词来解读《我们》的文学表达特色.
1.家书.长篇纪实,得有一个结构设计,由此创造一个结构感,这个结构的容器,盛装素材.彭素虹采用了书信体.女儿给父亲写信,单数的叙述者传达复数的“我们”的故事.而且“我”也是“我们”中的一员.进入网络时代,选择传统家书,进入故事,家书这个小角度,传达大时代的信息.它将复杂的故事,用单纯的方式来讲述,其效果是：消除和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隔膜和距离.我阅读时,就有亲切、温暖的感受.传统家书的方式,一是传递了中国式的亲情、血缘关系.二是,包含着思念和牵挂.网络稀释了过去文学的永恒主题：思念.思念的存在,由遥远的时空作用.三是,家书能自然而不生硬地安置“宁波”元素.每一章开头,由大至小——大环境到小环境：城中屋,屋中人.家书还表现出叙述者的一种倾诉、一种安慰、一种省略（“我们”不也向父母隐瞒负面的伤痛吗？）.家书本身具有温馨的叙事腔调,它是发声装置.腔调当然要有节奏.叙述展开来,节奏明晰、简洁,如同其中的人物柳莺“做起事情来毫不拖泥带水”.第三章起,父亲病逝,家书在续写,消除了生死的界线,体现着父女情深,标志着父亲仍然活着.常说谁谁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实,所谓活着,是指思念、记忆的犹在.一个人死,真正的死是没人念没人记了,遗忘是真正的死.继续家书,读者也感觉到了继续“活着”的父亲的存在.《我们》保持了形式和内容的和谐.
2.人物.纪实文学的第一要务,也是要写好写活时代变革中的人物.彭素虹写过小说,现在写纪实,尽管两种体裁有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别.彭素虹明显地采取了小说方法来写纪实,这样,增强了纪实的文学品质.表象看《我们》中的“我们”,没有大风大浪、大起大落的曲折情节,我更看重“我们”那日常生活的进行时,小人物的小事情、小梦想、小喜欢、小纠结、小麻烦、小矛盾.正是在一系列“小”里,见识了一种化蝶的蜕变运程.作者在讲述一系列“小”时,尤为可贵的是,她对小细节的敏感捕捉,这得益于她写过小说,自觉地给人物配套细节,让人物形象鲜活起来.例如,王劳动脸上贴着一块纱布,伤疤的遮与揭,一个人的伤疤引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两拨打工群体的聚会：协商私了也是中国式民间的方式.伤疤的遮与揭,采取的是吻合生活进展的文学延缓手法,那些多重的情节的碎片,如葱花般撒在文本所表现的日常生活之中,穿插交替,形成了生活的变奏进行曲.这种一个细节引发整体,还可见柳莺操作吊车,短暂的迷糊,一个小小的晃动导致一个工伤事故,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有意味的是梦见海里的小鱼,一个浪花,平静的水面不见小鱼踪影.彭素虹写出了现实的不确定,难预料.例如,沐春的收录机,不知何因卡了壳,他急得团团转,这个物件细节的点,引出了一个面,与老家母亲的关系.我想到美国作家卡佛的关于冰箱的故事.冰箱出故障,一对夫妻也是不知所措,家里顿时乱了套.一位大学教授评点：叫个修冰箱的人来不就解决了吗？卡佛说：我的作品中的人物付不起修冰箱的50美元.这就是小人物的焦虑.彭素虹的《我们》,不忽视不轻视每一个人物.例如,小女孩燕燕,离开家乡的房子——怎么表现小孩对故乡的留恋,采取小女孩的方式,借珍爱的玩具的名义,声称小兔子要住在这里生宝宝,小熊还在做梦,别吵醒它.进一步,又延伸,引出老家有以鸟给女孩取名的习俗.《我们》中,一不留神就带出传统习俗,外国人通常看不到随时会“长”出冒出的中国习俗.习俗与人物深处的心灵相关.这种一个小触点引发一个大面积的连锁反应,包括,一个人打工,带动一群人,甚至联接更广的时空,是人物形象活起来的一个亮点,像幽暗的屋中点亮一盏煤油灯,也构成了平凡生活中的奇迹.
3.故乡.“我们”都有两个故乡,这种有普遍意义的故乡情结,我把新故乡界定为这边,将原故乡界定为那边.藕断丝连,这边那边的对比运行,是贯穿整部书的基本格局,或者说,《我们》由“双根”并置构成了人物成活的丰厚土壤.这边随时连动那边,形成了“我们”的基本的精神底蕴：思念、向往、追求、忍耐.明显的表现方式是,这边的一个物件,能跨越时空,带出那边的一个人物,或一个回忆,同时,散发出时代的气息.例如,燕燕刚入“这边”的幼儿园,一个宣传栏玻璃破碎的事情,老师责怪家长,家长出面一问,燕燕的话表现了小女孩的天真、纯洁,仿佛燕子传报春天的消息.燕燕说：老师要小朋友勇于承认,玻璃坏了没人站出来承认,老师点了我的名,我怕老师批评,就点头承认.燕燕勇敢地当替罪羊,我体会到背后的原故乡——那边的作用.这其实反映出两种文化的落差.作为小物件的玻璃多么透明、多么脆弱.此节的小标题为：海定则波宁——小女孩平息了玻璃风波.例如,沐春的小型收录机收不到信号,卡壳这么个小故障（本身具有象征意味）,沐春顿时焦虑、慌乱,因为,这边的“卡壳”,中断了那边的交流：那边的母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与那边的气象预报有关联,母子的关系“卡壳”,进而,放录音——那边孤独的母亲对这边惦念的儿子说话,引出跟儿子同名的小鸡的生活境况,让叫小春的鸡向叫小春的儿子叫唤几声.母亲来不了这边,而让小鸡来.儿子守“机”,母亲守“鸡”,与其说守望,不如说陪伴.卡壳的收录机,就这么一步一步连带出母亲、小鸡.两个故乡就这样密切相联.仅仅是小物件,连结的那么紧密那么迫切,却又那么脆弱.其中弥漫着中国传统血缘关系的温暖、温情.人性的暖意,犹如“我们”中的女性——心灵之鸟超越空间的阻隔,在两个故乡之间自由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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