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的渊源、和演进,本文是公共卫生类有关论文范文集与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和渊源有关论文例文.
公共卫生论文参考文献：
0 引言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有着深厚的渊源,
两者均是为了应对19世纪中叶西方城市严峻 的公共健康问题而诞生的学科门类,最初有着 共同的根源和相似的理念.随着近年来城市健 康问题的逐渐凸显,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交 叉研究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 对这两大学科从19世纪中至20世纪末的演化 过程进行了简要回顾,普遍认为其经历了“同 源—分化—再交汇”的进程[1-3],一些学者对这 两学科在英国、美国等地发展脉络的梳理进一 步证实了上述“合—分—合”的发展路径[4-6].
然而目前诸多研究对于两学科分化和交 汇的时间节点存在较大争议,对其分化和交汇 的具体内容缺少详尽的阐释.本文试图将城市 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发展进程纳入时间序列进 行详细梳理,结合两学科的特征分析其交织演 进的不同发展阶段,并就各阶段的分化或交汇内容做进一步讨论,以此更为全面地勾勒这两 大学科的发展脉络与历史图景,并为我国当前 国情下的城乡规划与公共卫生交叉研究与实 践提供启示与建议.
1 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与公共卫生的
渊源
1.1 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的背景
18世纪中叶起,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大 量农民迁入城市,集聚于工厂周围,形成成片 贫民窟.这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为城市 的公共健康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些挑战首先缘 于过度拥挤的工人住宅及其恶劣的通风采光 条件.根据伦敦统计学会的材料,1840年伦敦 市圣约翰教区和圣玛格丽特教区共有5 366个 家庭住在5 294所住宅里,其中75%的家庭只有 一个房间,更糟糕的是这些住宅往往是背靠背 地建造起来,两所房屋共用一堵后墙,室内采光通风条件十分有限,居住环境极为恶劣[7].另一 个因素则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许多城 镇由村庄迅速发展而来,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 施,而一些较大城市,有限的设施在人口汇聚的 洪流中也难堪重负[8].此外,随着海外贸易的发 展和人口集聚,各类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19世纪中叶源于印度的霍乱即4次肆虐英国,造 成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巨大的社会恐慌.
这些因素严重地威胁着城市居民的健康： 1841年曼彻斯特的死亡率为3.38%,利物浦则 达到了3.48%[9],兰开斯特郡工人的平均寿命 仅为22.1岁[10].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成为现代 公共卫生形成的契机,也间接引致了现代城市 规划的诞生.
1.2 英国《公共卫生法》与“田园城市”
的提出
（1）英国《公共卫生法》的颁布
1831—1832年在英国爆发的霍乱引发 了一系列和私人的卫生调查,其中最著 名的即是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于 1842年发表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 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他坚信 疾病的“瘴气说”（Miaa Theory）,认为正是 腐殖物、排泄物和垃圾散发的气体导致了疾病, 因此将公共健康问题“更多的归因于环境问题 而非医学问题”[11].1848年,由他主持制定的
《公共卫生法》（The Public Health Act）在英国 国会得以通过,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 的公共卫生法案.该法规定设立和地方卫 生委员会,由其负责地方的给排水和垃圾清运, 提供公园、公共浴室等必要的公共设施,监督检 查危险品交易和食品安全,公共建筑须得到卫 生委员会批准才具有合法性等.从中可以看到, 这一时期对于公共健康的考量主要集中于物质 环境建设,其一系列措施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实 践的先驱.《公共卫生法》实施后,英国一大批 公共设施得以建设,城市的物质环境水平得到 提升,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 但由于对流行病的认识不足,霍乱等疾病的防治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查德威克被迫, 英国公共卫生则在约翰?西蒙（John Simon） 的引导下逐步转向医学领域.
不过,《公共卫生法》所构建的“建成环 境—公共健康”关联并未就此消失,19世纪 中后期欧洲许多“公司城”的实践继承了这 一理念,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田园城市理论, 成为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的重要基石.而其通过 政府干预和设施建设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 方法,在其后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得 以不断延续与发展.
（2）“田园城市”理论的提出
1898年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 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理论.在他看 来,公共健康等城市问题正是由于城市人口急 剧扩张、城市过度拥挤造成的.在城市内部解 决这一问题近乎无解,因此需要跳出城市的范 畴,在区域层面构建新型的发展载体,以此吸 引大城市的人口外迁,使人口在区域范围内更 加合理地分布,以享有充足的空间和绿化,同 时通过设施和产业的配置,营造健康而繁荣的 局面,进而推动社会的改革.
为此,霍华德提出了结合城市和乡村的优 点构建“田园城市”,每个田园城市的人口限制 在3.2万,周围环绕着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此避 免城市过度拥挤,同时使居民方便地接近自然. 当一个田园城市的人口规模达到极限,则在附 近建设另一个田园城市,并通过城际铁路与其 他田园城市相连,从而逐渐形成一个无限蔓延 又紧密衔接的巨型城市聚落[12].可以看到,霍华 德正是试图通过人口的限定和绿地的组织,在 区域层面解决城市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
1.3 花园城市运动
20世纪初,霍华德在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实 践,在莱切沃斯（Letchworth）建立第一座田 园城市,但由于财政困境等因素,该实践并不 顺利.莱切沃斯之后,关于田园城市理念的实 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它一方面在英国通过田 园郊区（Garden Suburb）、卫星城（Satellite Town）的实践不断演化和修正,一方面不断向外扩散影响,在世界各地得到大量的实践, 并延伸出新的理论和手段,形成了20世纪初期 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花园城市运动
（Garden City Movement）.
这其中最突出的理念和实践当属邻里 单 元（Neighborhood Unit）与雷德朋布局
（Radburn Layout）.在美国小汽车快速发展的 背景下,规划师意识到其对行人安全的潜在威 胁,开始考虑将社区生活与快速的汽车交通相 分离,以保障居民的安全和健康.邻里单元由 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他在田园城市 理论中“区”（Wards）的概念基础上进一步 深化,提出一个邻里的规模按小学的服务范围 来定,小学及游乐场能够步行到达,商店置于 邻里边角,交通干道在四周通过,内部则尽量 避免汽车直接穿越（图1）.斯泰恩（Clarence Stein）和莱特（Henry Wright）在雷德朋田 园城市的设计中,在邻里单元的基础上进一步 将机动车道与步行道路完全分开,机动车道进 行分级和尽端式组织,而步行道路则通过住宅 间的公共绿地直接通向每户住宅的后门,形成 了著名的“雷德朋布局”（图2）.
从《公共卫生法》到田园城市理论再到 花园城市运动,众多理论与实践者不断试图 通过物质环境建设来改善公众的健康水平, 人口疏散、住房改良、绿地组织、功能分区与 交通分离等成为规划师应对公共健康问题的 重要手段,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公共卫生领 域的认可.
2 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的分野
2.1 基于细菌学与流行病学的公共卫生理
论与实践
（1）基于细菌学的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瘴气说”的 式微和“细菌说”（Germ Theory）的突破,公 共卫生领域的兴趣从物质环境建设更多地转 向了细菌学研究.早在1546年,法兰卡斯特罗
（Girolamo Fracastoro）便提出了病原菌理论,
然而囿于科技水平,该理论缺少有力的支撑, 一直受到瘴气说的否认和打压.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巴斯德（Louis Pasteur）与科赫 （Robert Koch）在发酵现象和病原菌研究上
的突破,这一理论才得到科学的支撑,并逐渐 为人所接受.在其后的几十年,科赫和巴斯德 分别从细菌研究和免疫两个方向拓展了这一 学说,为传染病的治疗和公共健康的提升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13].
1892年纽约市卫生局为应对霍乱爆发,设立了细菌和消毒科,下设诊断实验室,第一 次将巴斯德、科赫等人的发现系统地应用于保 护和提升公共健康的实践中[13].这一实验室在 霍乱平息后继续对白喉进行控制,不久后又演 变成为研究机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美国 其他地区和欧洲诸国在纽约的示范下也开始 设立众多公共卫生实验室,大量公共卫生领域 的学者投入对病原菌及其传播途径的研究,一 大批传染病的病原体和传播途径相继被发现, 继而病菌免疫的机制得以揭示,人们逐步研 究出霍乱、鼠疫、伤寒、结核等恶性传染病的疫 苗,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一系列传染病传播途径的揭示也为公共健 康的环境治理措施提供了依据.
（2）基于流行病学的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进入20世纪,人们逐渐认识到病原菌的发
现是难以穷尽的,同时并非所有的微生物均有 致病性,而更为关键的是需要通过细菌学的成 果协助大众对抗传染病,这对于公众健康水平 的提升更为重要.同时伴随着抗生素的发现及 其在免疫和治疗中的运用,大规模的主动免疫 成为可能.1920年纽约诊断实验室的William Park与Abraham Zingher首次对在校儿童进行 了白喉病的主动免疫,在其努力下,白喉的死 亡率从1894年的0.785%大幅下降到了1940 年的0.0011%[13].战后主动免疫的范畴进一步 扩展,各国公共卫生部门开始重视并开展对 人群,尤其是儿童、孕妇、老人等弱势群体的预 防免疫工作.1948年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建立进一步巩 固了预防医学的原则,并逐渐固化了政府和大 众对健康的认知,医学成为公共健康领域的绝 对权威[14].
到了20世纪中期,人类的疾病谱与死亡 谱出现转折性变化,对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开 始由传染病转变为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慢 性非传染疾病,公共健康领域随之展开对该 类疾病病因的探索和预防,其中现代流行病 学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美国国家心脏研 究 所（National Heart Institute） ① 于1948年 波士顿附近的弗雷明汉镇开展了一项延续至今的弗雷明汉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首次将非传染病纳入流行病范畴, 通过队列研究分析疾病与生活方式的关联. 1948—1976年间Richard Doll和Austin Hill采用 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和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 分析吸烟和肺癌的关系.这一系列方法的应用 形成了现代流行病学的开端,并在随后的公共 健康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个人生活方式在疾 病中的角色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成为 影响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
到1970年代,公共卫生领域一方面随着 现代流行病学的发展而趋向高深的数理分析, 不断探索非传染病的病因,另一方面开始逐渐 意识到对非传染性疾病致病病因的束手无策, 因为这些病因往往属于个人的生活习惯、外部 的物质环境以及整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些内 容很难在医疗系统内得到解决,无法仅靠传统 的公共卫生进行预防.公共卫生开始逐渐关注 物质环境和社会经济领域,而这些正是20世纪 3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重点关注的方面.
2.2 基于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的城市规划
理论与实践
（1）基于物质空间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共健康的初步
改善,人们对城市规划的关注开始转向空间的 建设,大量建筑师逐步承担起规划师的职责, 将诸多现代建筑理论引入规划领域.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当属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他将现代建筑强调功能与理性的理念推广到 城市规划领域,提出城市必须集中,而拥挤可 以通过高层建筑和高效的交通系统来解决,同 时为市中心提供大量的空地和绿化.1933年 由柯布西耶等人发起的CIAM发布了《雅典宪 章》（Charter of Athens）,强调规划师和专家 应基于各类因素的考虑提供最终完美的空间 规划方案,集中体现了“功能理性主义”的规 划思想.在《雅典宪章》的影响下,现代城市 规划开始沿着功能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成为 1960年代以前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主流[15].
二战后许多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残损的城市、大量复员的军人与婴儿潮的爆发 使得住房短缺问题迫在眉睫,这些国家开始推 动大规模的空间规划和新城建设,如大伦敦规 划、昌迪加尔和巴西利亚等.伴随着战后的大 规模建设,城市规划被广泛视作建筑设计的延 伸,大量的规划师和研究者开始进一步探讨空 间形态设计的理论支撑,以指导城市规划设计 的实践,营造更为美观漂亮的城市空间.
（2）基于社会经济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随着战后各国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发展,基
于物质空间的城市规划促使城市的居住状况和 环境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也带来了突出的社 会经济问题：一方面投资巨大的新城建设对城市 人口的疏解作用有限,且许多新城新区缺乏活 力,甚至不适于人们生活；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 更新项目造成了城市活力的丧失,其对底层阶级 的变相驱逐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20 世纪60年代始,人们对此类规划的批判逐步兴 起,城市规划的理论探索也随之转向社会经济领 域.对物质空间规划的批判代表如1961年简?雅 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 死与生》等.20世纪60年代末期,整个世界处 于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动荡之中,社会不公问 题日益凸显,Henri Lefebvre和Manuel Castells 等一批学者开始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方法 来审视城市的发展和其中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 理论观点的提出对其后城市规划的研究和实践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意识到不能脱离规划的 政治经济背景来分析规划的作用[16].与此同时, 城市规划的实践则开始引入系统论,广泛进行城 市数理分析和结构性规划.
3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再交汇
3.1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再交汇的初期探索 战后以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一定程度
上适应了人口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但也积 攒了深重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一方面,随着现 代化的推进和工业化的扩张,粗放的生产方式 导致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同时不合 理的城市结构和政府政策促使小汽车的大量 使用,导致城市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下移民潮不断壮大,悬殊的经 济差距和文化差异带来社会隔离与排斥,大规 模的城市拆迁更是抬升了边缘群体的生活成 本,社会对立与矛盾逐步加深,而大量新城单 调的城市空间、巨大的城市尺度和有限的游憩 设施进一步限制了社会交往.在环境污染、社 会矛盾和全球贸易深化的影响下,传染性疾病 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进一步提升,非传染性疾病 持续扩张,健康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伴随着 19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各类矛盾进一步激 化,全球公共健康面临巨大挑战.
20世纪60年代,已有一批规划学者开 始反思现代城市规划模式下的健康问题. Jaqueline Tyrwhitt协助主持的哈佛城市设计会 议、Constantinos Doxiadis策划的提洛斯研 讨会（Delos Symposia）和创办的《人居环 境科学》（Ekistics）杂志成为城市规划与公共 卫生学科交流的重要平台[5].1968年Duhl受 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卫生和城市与区 域规划学的联合聘用,标志着这两大学科的交 汇得到了学术机构的正式认可[5],该校随之设 立城市与区域规划和公共卫生联合硕士培养 项目,成为美国最早设立该项目的学校之一. 其后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 诸多美国高等院校相继设立公共卫生与城市 规划联合学位或双学位,为其后的学科交叉研 究培养了众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
同时,公共卫生领域逐步扩大了健康的 范畴,“全民健康”的概念相继被 提出,至1986年WHO（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概念,进一步 扩展了公共健康的领域,使其涵盖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环境、行为和生物等各方面,并将 地方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纳入行动主体.健 康促进概念的提出被广泛视为“新公共卫生”
（New Public Health）的开端[14,17],而健康城 市正是这一概念的具体应用[18].
3.2 健康城市运动的出现及实践
1984年在WHO支持下召开的“健康多 伦多2000”会议提出了“健康城市”Cities）的概念,2年后在里斯本召开的健康 城市研讨会正式发起“健康城市项目”,其随 后逐渐演变为影响全球的“健康城市运动”. WHO将“健康城市”定义为“健康城市是作 为一个过程而非结果来界定的,其并不是指达 到特定健康状况的城市,而是重视健康状况 并努力进行提升的城市,其真正需要的是对改 善健康状况的承诺和实现它的相应架构与程 序”[19].可以看到,这里的健康同时注重物质 环境与社会环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同时,健 康城市强调的是过程而非结果,注重城市与各 领域间的差异,强调协作,其界定是描述性的, 而非量化或公式化的标准[20].
健康城市运动最初由WHO在欧美发达国 家发起,其后逐渐延伸到发展中国家,目前已在 全球六大区同步推进,并在各区内和区间建立 了广泛的健康城市网络[21].欧洲区的健康城市 项目自1987年开始实施,目前已经发展到第六 阶段,具有完善的健康城市网络和严密的审查 委任制度；美洲区的加拿大、美国率先开展健康 城市计划,其后逐渐扩散到南美国家,目前北美 和南美分别通过“健康城市与社区”（Healthy Municipalities and Communities）和“健康市 区”（Healthy Municipios）项目来推动健康城市 的实践,同时由“泛美健康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来促进区内的交流和技 术发展；西太平洋区则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 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首先推进,随 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2003年该地区 建立了“健康城市联盟”来推进各城市的交流 与合作；东地中海地区于1990年在埃及开罗正 式启动,后逐渐扩展到13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健 康促进活动的整合和跨部门合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东南亚地区始于1994年,但前期进展相对缓 慢,至1998年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审查,并于次 年制订了地区健康城市行动框架；非洲区1999 年正式成立健康城市网络和区域办公室,其后经 历了较快发展并取得一系列成绩[22].
3.3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交叉研究的兴起 随着健康城市运动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相关 成果不断涌现,总体来看主要包括城乡发展与 公共健康关系的研究、建成环境与公共健康关 系的研究、健康城市基础理论及相关技术的研 究等几大方面.
一批学者从宏观尺度入手,考查城乡发展 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其中部分研究通过历时数 据,实证分析不同国家城镇化进程对公共健康 的影响[23-25],另一些研究则分析了城乡发展影 响公共健康的主要因素,如Moore等研究了低 品质住房、拥挤、饮用水、医疗设施、机动车、贫 穷与失业等对公共健康的影响[26],Vlahov等 则进一步将影响因素总结为物质环境、社会环 境、卫生与公共服务设施3类[27].
更多的学者则基于微观尺度,通过大量 实证分析,研究建成环境与公共健康之间的 关系.一些研究从土地利用的角度进行分析, 发现绿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等的合理布 局与公共健康密切相关[28-30],紧凑的城市土 地利用模式有利于促进居民活动,提升公共 健康水平[31-33]；另一些研究则从道路交通的 角度出发,发现路网格局、出行方式以及交通 安全等与公共健康水平息息相关[34-36]；还有 研究从设施布局的角度分析,认为医疗、教 育、体育等设施的合理布局有助于社区健康 水平的提高[37-39].
此外,还有学者对健康城市的相关理论 与技术展开研究.在健康城市推行初期,一些 学者对健康城市的概念、理论基础、面临问题 与有关实践进行了讨论和分析[40-41],其后逐渐 展开了对健康城市实施路径、评估指标等的 研究[42-44],也有学者对健康城市的开展情况进 行了评价[45-46].同时,健康影响评价（Health
Impact Assesent）逐渐成为健康城市规划 中的重要技术工具,被广泛用于健康城市中具 体项目和行为的评估,诸多学者对这一技术展 开了系列研究[47-49].
4 总结: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关系的
演进与未来方向
将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发展脉络纳入时间序列,可以看到两者总体上经历了从同源 到分化再到交汇的演变过程（图3）.进一步细 分,可以将两学科的发展进程划分为5个阶段.
（1）学科诞生阶段.现代城市规划和公 共卫生的实践均起源于19世纪中期英国颁布 的《公共卫生法》,其首次确立了政府在城市 建设与公共健康领域的职责与权力,采取了 一系列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基本手段来应 对严峻的城镇公共健康问题,其思想根源正 是“瘴气说”及其背后隐藏的环境决定论. 至19世纪中后期,“瘴气说”对传染病控制 的乏力,导致公共卫生先一步分化,开始运用
“细菌说”的理论体系来探究传染病的根源 及其控制措施；而与此同时的工人住宅、公司 城实践,以及田园城市理论、花园城市运动, 则是对环境决定论的延续,其始终试图通过 物质环境的建设来应对公共健康问题,甚至 促进社会的变革.
（2）学科分化阶段.19世纪中后期至20 世纪中期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分化,本质上 来说,正是“瘴气说”与“细菌说”的分化, 公共卫生通过引入细菌说和免疫学的理论和 方法,不断从疾病的源头上加强人们对传染病 的控制能力,而城市规划则通过引入乌托邦思 想和现代建筑思想,不断通过外部的物质建设 来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平.这一时期 两学科各自的理论与实践基本是相辅相成的, 学科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大幅 提升,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
（3）学科分裂阶段.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逐步增大,公共卫生的 研究开始引入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定量分 析为主来探究疾病与外生变量的相关关系,形 成高度专业化的现代流行病学及生物统计学 分支,而公共卫生的实践则逐步引入管理学的 理论与方法,形成当前的卫生政策与管理分 支.与此同时,面对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 问题,城市规划的研究开始对空间规划进行反 思和批判,并引入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对城市的社会、政治和 经济等方面进行探析,而城市规划的实践则延 续对空间的关注,并引入系统论和统计学来强 化规划设计的理性和逻辑,形成当前的城市规 划与设计分支.两个学科均出现了理论与实践 的分化,尤其是两学科的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 高度专业的话语体系,学科壁垒进一步加深, 跨学科的交流与融合面临更大困难,两学科之 间呈现分裂的局面.
（4）实践交汇阶段.面对20世纪中期以来 不断恶化的全球环境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 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健康问题和健康不平等 问题,在生态学的全局观和持续观的影响下, 公共卫生的实践者开始不断扩展健康概念的 范畴,而城市规划的实践者则开始将人居环境 和居民健康作为重要议题,于是在一批学者和 WHO的推动下,到20世纪80年代末展开了影 响全球的健康城市运动,实现了城市规划和公 共卫生实践领域的再次交汇.在其后的10余年 间,健康城市的概念、方法和评价标准等实践 内容得到了大量的探讨和总结,但更为严谨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却较少出现.
（5）研究交汇阶段.进入21世纪后,随着 城市人口的比重逐渐加大,健康城市运动的影 响不断扩大,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对个体健康 的关注不断提升,同时部分院校城市规划和公 共卫生的联合学位培养了一批能够横跨两大 学科的学者,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打破学 科壁垒,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的理论 体系和研究方法来探析城镇与健康的关系,逐 渐形成了21世纪以来两大学科在研究领域相 交汇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城市规划与 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主要是基于统计学方 法,在相似语境下展开的城乡建成环境要素与 公共健康要素的相关性研究,而针对城乡社会 经济要素和公共卫生体制机制的交叉性研究 尚少出现.
纵观两学科的发展进程（表1）,可以看到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正是为了应对恶劣的城 市公共健康问题而诞生的应用型学科.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重构,两者逐渐面向不同的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问题,于是引入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方法, 在解决相应问题的同时不断深化自身的理论 体系和专业化程度,却也带来了理论研究与实 践的脱节,呈现学科分化和分裂的局面.而随 着全球环境社会问题的深化和人口向城市的 集聚,公共健康再度成为城乡发展中的突出问 题和重要议题,两个学科在生态学的影响和国 际组织的推动下,开始走向实践与理论的逐步 融合,形成当前重要的学科分支.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乡环 境污染和经济社会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凸显,公 共健康问题有待更多的学者在我国具体国情 下结合城乡规划与公共卫生的理论与方法,进 行更为深入的交叉研究,以促进相关规划与政 策的合理制定.就城乡规划与公共卫生的交叉 研究框架,田莉等提出了在区域、城市及社区 层面逐步建构“城乡健康”理论模型的建议；Sakar等提出“健康城市模型”的设想,认 为可以通过系统学的方法,将多层次空间尺度 中的健康风险因素整合到一个研究模型中[51].这个模型包括3个平行共存的体系：第1个系统 是个体—群体系统,个体定义为由组织、细胞 和基因构成的有机体,而群体则由若干个体构 成；第2个系统是家庭—邻里—城市系统,这些 空间、行为和组织范围都对健康起着决定性影 响；第3个系统是管治和决策系统,包括从地方 到区域层面的管治和健康规划的权力.建构城 乡规划与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框架需要我们 首先建立两大学科的联合培养机制,打破学科 壁垒,为城乡规划和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和具 体实践储备人才；其次,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 研究体系,在统计学的框架和方法论基础上, 对我国的城乡规划要素和公共健康水平展开 相关性研究和因果性论证；最后,则可以结合 我国的具体国情,开展城乡社会经济机制与公 共卫生管理体制的交叉性研究,将公共健康议 题纳入城乡治理框架,指导我国城乡公共健康 建设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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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问题,近期,住建部印发了进一步加强村庄建设规划和引导支持设计下乡的两项通知,要求广泛动员行业的专业技术力量下乡,推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工作机制 记者注意到,通知.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等4则
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提高人民健康素养,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为贯彻落实党、国务院脱贫攻坚战略决策部署、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
这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你知道吗？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一项惠民利民的重大民生工程,立足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人人都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被经常挂在嘴边的免费服务项目,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以及档案的维护和管理都是免费的 .
视觉传达设计介入城市规划探究
【摘 要】城市是一个文化、历史、地域……元素的集合体,涵盖了地理学、政治学双重意义中心点,包括经济组织、制度组织、社会活体……场所 本文从视觉传达设计为切入点进行阐述视觉传达设计介入城市规划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