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洪：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本文是教育方面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杨昌洪和权利和拒绝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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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白发苍苍,无法站立讲台的时候,回望自己一生仓促的流年,留下一份无怨无悔,那时候我愿意躲开所有温暖的怀抱,接受一场彻底的离别,只带上自己枯朽的身躯静静地孤独地远去,把那片土地和土地上所有的东西留给后来人……
——杨昌洪《为了一个繁华的梦,我愿意凋落此生》“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痛苦.”说着这话,杨昌洪的脸上透出历经沧桑之后的一丝欣然和一丝无奈.13 年前,在贵州一座小山村里,杨昌洪办起了贵阳行知科技职业学校（以下简称“行知学校”）,他所接收的孩子都是被教育边缘化的群体：留守儿童、问题少年、流浪少年……13 年间,他没有拒绝一个孩子,而所有被他接纳的孩子几乎都走出了生命的黯淡,绽放出从未有过的美丽姿态.
如今,在贵州这片教育欠发达的土地上,他以陶行知教育学会贵州民办教育分会会长的身份,殚精竭虑地支起基层民办教育的天空.这是出于对教育梦的一份完美追求.“一旦你想做到完美,痛苦就来了,压力就来了,责任也就来了.”
2016 年4 月24 日,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举办的中国教育论坛上,杨昌洪做了一场名为“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全场听众起立为之鼓掌.
类似的演讲杨昌洪在全国各地以及欧洲、非洲、东南亚的部分国家都做过,出众的口才和真挚的情感令他每到一处都成为当地媒体关注的焦点.一如在陶行知研究会,他的每一次演讲都给会员学校以极大的精神鼓舞,某种程度上,他被学会的同仁视为“精神领袖”.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世人有目共睹的教育卫士的面孔背后,杨昌洪承受着难以为外界所道的苦楚.在整体的教育大环境下,他的内心时常难以与现实和解,他仍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势单力薄.
杨昌洪说：“虽然我现在走到了大江南北,走到了世界各地,但其实我就是一只孤雁.”在一副强健的躯壳之下,少有人触碰到他灵魂深处真实的孤独.
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
若非13 年前的一个决定,杨昌洪不会是现在的杨昌洪.2004 年,从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他回家过年,获知了一个消息.村里一个孩子因为没考上高中,回到村里受众人冷落,又被父母责骂“没出息”.这个孩子受不了种种异样的眼光和父母的唠叨,独自跑到县城去,被社会上的犯罪分子收留.他们供他吃喝,给他钱花.为了感激这群兄弟对自己的“恩情”,这个孩子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一起去偷去抢,最终被拘留了15 天.这个孩子的父母来向杨昌洪求助,希望他能帮助规劝这个孩子.
当时的杨昌洪是所在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他想为自己的家族、家乡做表率.在家乡这样一个成长环境中,他几乎找不到榜样,唯一的榜样就是曾经考出去的几个大学生.“我就在想,一个多元化的榜样就会让无数的生命开出花朵.”杨昌洪说.
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类似于这样的孩子在山村里不胜枚举,因为家庭和学校的管理缺失,这些孩子过早地流落到了社会之中,误入歧途.杨昌洪觉得他们都是“折翼的天使”,只要有合适的爱和合适的引导,这些孩子便能够重新飞翔.
带着这样一种信念,杨昌洪变卖了部分家产,包括耕牛,筹集办学资金,最终也只筹措到了12000 元钱.他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觉得他在行荒唐之事,无人伸出援手.万念俱灰的他甚至走到了火车站想去外省打工.在这个关头,他遇见了曾经的大学老师,在大学老师的帮助下,他得以顺利地拜访一处处校址,最终在贵阳煤矿村创办了学校.
“正所谓人有善念,天必助之.”杨昌洪笑言.
学校开学招收了首批100 多名孩子.这些孩子中有三分之二是带着桀骜不驯的态度,和吸烟、酗酒、偷窃、暴力的习惯入学的学生,剩下三分之一是学习能力差、不调皮却很自卑的学生.在思考学校的办学定位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些孩子天性顽皮、贪玩,完全无法静下心来学习,如果再办一所普通中学对这些孩子的成长意义不大,而唯有在职业教育中,这些孩子才能重新找回自己,不荒废余生.
在当时职业教育唱衰的背景下,顶着周围人质疑和不解的目光,他毅然决然地挑起了职业教育的旗帜.
杨昌洪深入调查了每个孩子的家庭背景,了解他们内心最真实的需求,用各种方式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唤醒他们心灵深处的良知.几年之后,这些孩子和最初判若两人,充满自信、阳光、对人礼貌而谦恭.
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因为童年的成长环境,杨昌洪曾经是个极度自卑的人,内心被羞涩和胆怯所占据.
生命的转折点出现在他的大二时期.那时候,杨昌洪上课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封闭自己.但一次老师鼓励他回答问题的契机激发了他内在的兴趣,将自己的内涵和口才展示了出来.后来老师又鼓励他做宣传委员、做班长,让他加入学生会.
这一年时间,他的交际能力、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等各项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尔后两年中,杨昌洪通过看书、参加活动和与老师接触,完全将自己打开了.
杨昌洪意识到,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足以颠覆一个个体的生命,这也成了他办学的另一个初衷, 他希望给更多孩子以信心、希望和未来.
杨昌洪办学至今从未开除过一个学生,学校也没有制定任何开除学生的制度.如果这个孩子犯了错误,杨昌洪会要求他用做好事去弥补.很多时候,这些学生需要在老师的引领下做好事,“当老师和学生一起弯下腰捡垃圾的那一瞬间,教育的力量也就来了.”
杨昌洪曾经带着一个孩子去敬老院做好事,每做一件事,这个孩子都在旁观而未插手.杨昌洪始终没有吭声,当他做到第九件事的时候,这个孩子终于开口“老师让我来吧”.正是用这样持续不断以身作则的渗透,杨昌洪唤醒了每个孩子内心善良的一面.
“当一个孩子的心被打开以后,他的生命就富有了活力.”杨昌洪说.
在学校里,杨昌洪给这些孩子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放宽爱的尺度、缩小恨的边缘”.在他看来,这些孩子刚来的时候带着对家庭、对社会的怨恨而蒙蔽了内心的善良,但只要精诚所至,便能金石为开.
如今,行知学校的很大一部分毕业生都选择了参军.这些孩子曾经多有着暴力倾向,混迹于社会,打架斗殴.但杨昌洪透过暴戾的表象看到了这些孩子内心的忠肝义胆,这种忠肝义胆若放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们这样的人就应该奔赴疆场,保家卫国.”杨昌洪引导这些孩子,孩子们受到了鼓励之后便选择了这条道路,后来,一些孩子成了军官,而更多的孩子从参军归来之后整个人焕然一新,充满了自豪感.
生命间感染的力量是相互的,当杨昌洪付出内心的爱去关怀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也学会了反哺.让杨昌洪至今仍颇为感动的是,几年前,孩子们在简陋不堪的校园里为他举行了一场别出心裁的校园婚礼.学生自行策划操办整个婚礼流程,充当主婚人和证婚人,还为杨昌洪夫妻颁发“结婚证”和“圣旨”.
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
在13 年的时间里,因为校舍租赁问题,学校被迫经历了五次搬迁.期间所经历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几乎让杨昌洪动了放弃的念头.2005 年,学校第一次被迫搬迁校舍,他和100 多个孩子在一所职业学校的操场上露宿了一个月.有人质疑他是在“误人子弟”,无法对孩子的安全负责.
心生愧意的他开始一个一个给孩子退学费,当他退到第七个的时候,那个孩子一下子把钱摔在地上,哭着说：“你当初叫我们来,现在又不要了,说话不算话.”杨昌洪内心震颤了.在反思了一个月后,他决定坚持下去,于是带领学生寻找新校舍.
新的校舍没有厕所,杨昌洪就把百姓的化粪池围起来做一个临时厕所.有一次,化粪池里的水满了上来,杨昌洪就跳进池子里将粪水往外舀,他的学生见到了这一幕,二话不说,也一个一个跳下去帮忙往外舀,直到把化粪池清理干净.
“这些学生都是曾经被学校开除的,但那一刻,我从他们身上读到的不是他们的叛逆,而是敢于在肮脏中劳动的勇气.”
在和这些孩子接触的过程中,杨昌洪越来越感觉到很多孩子虽然小学、初中尚未毕业就退学或外出打工,但他们身上流淌着很多高学历的人身上都不曾有的人性和真情.在他最困难、饱受怀疑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信任和依赖.
从那之后,杨昌洪下定决心,任何人来读这个学校,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只要这个孩子不嫌弃,他就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
杨昌洪制定了“两无三不”的原则,作为学校办学的灵魂.所谓“两无三不”展开来便是：“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教师没有嫌弃的理由”“不放弃、不嫌弃、不抛弃”.
如今,杨昌洪所在的贵州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民办教育分会的宗旨就是“不弃一校,不舍一人”.杨昌洪用自己的个人经历引领了学会的精神气节,将“全纳”的情怀意念渗入到每一位会员的内心深处.
在2016 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举办的中国教育论坛上,杨昌洪呼吁诺贝尔奖组委会能够增设诺贝尔教育奖,以鼓励那些真正为社会教育做出贡献,让孩子找到生命的港湾的人.他说：“多办一所学校,人间就少一座监狱.”
杨昌洪自认为这些年的经历全都维系在一个“爱”字上,因为内心的爱,他承受巨大身体和心理的压力,让自己生不如死,但同时爱也让他找寻到了生命更高的意义.
“爱让我由生求死,但爱也让我由死向生.”杨昌洪说.
“来世只做抚琴人”
捧着一颗教育梦,杨昌洪有时候很痛苦,痛苦的根源在于,现实中的教育和纯然的理想相去甚远.
“做山中独秀太痛苦了.”这些年,杨昌洪四处奔波,见证了全国各地的教育现状, 他有些心灰意冷, “我们的教育太自私、功利,太重视技术层面了.我们一边呼吁做真教育,却一边在做伤害教育的事情.”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学校张榜就是多少学生考上名校,但很少有学校张榜学生中出了多少道德模范,做了多少善事.”他很少会与人倾诉这些,因为这会给他们造成压力,“我需要做的是给身边人一份力量,给家庭带去一份温暖.”
从内心深处,杨昌洪并不想将自己的学校办大办强,因为这样的学校越强大,就意味着社会问题越严重.在他眼中,目前太多学校并没有履行教育的功能,只要学生成绩不好便将他们淘汰,直到被社会边缘化.
从2004 年开始办学,13 年来,杨昌洪一共接收了3000 多个孩子,这其中有过犯罪记录的孩子便有1000 多个.
在贵州省陶行知思想教育研究会民办教育分会多位会员校长眼中,在杨昌洪的引领之下,学会早已经成为成员之间相互温暖和扶持的家园.
这些年,杨昌洪以会长的身份频繁地访问和帮助会员学校,每一所学校都背负着各自的危机和挑战,他希望这些校长能够快速成长.他心忧未来,一旦某一天他不再是会长,他仍希望这些校长能够挑起责任,让学会的生命延续下去.
“其实和这些校长比起来,我是最落魄的一个,但在精神层面上,我也是最富足的一个.”杨昌洪说.
杨昌洪突然很想去西藏走走,相比于贵州,那边的教育资源更为匮乏,带着内心的一份爱,他想继续上路行走,帮助更多的人,顺便寻找到内心坚持的一种信仰的力量.
长年的奔波和操劳让杨昌洪的身体极度透支,几年前在一次手术中,医生曾警告他,若是再动,你可能会有瘫痪的危险.“说实话我真的吓住了.” 那一瞬间,他眼里闪现的不是自己, 却是父母、教师和学生绝望的眼神.那些日子,他反复祈祷,不断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这段经历令杨昌洪更觉生命无常,光阴可贵,“我也是想趁活着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办学十几年以来,杨昌洪得到了很多来自于学生、老师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爱,这令他在孤寂和痛苦的时候聊以慰藉.“如果没有这些,或许我真的会走不下去.”杨昌洪说.
杨昌洪自认为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多年来,作诗始终是他的一大爱好.
在多数诗歌里,杨昌洪都是一个教育的问道者,抒发对教育的理解和感怀.但他同样也作了一首诗歌用于慰藉自己在教育中依然漂泊不定的内心：“了却今生教育梦,来世只做抚琴人.”
这些年,因为教育事业,他不得不放弃内心的诸多梦想,比如,他一直想学古琴.杨昌洪说：“或许要等我六十岁退休之后才能实现了.”在受访的教室中,杨昌洪望了一眼天花板,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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