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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有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和国家扶持下黑龙江省企业对俄投资增长有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黑龙江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9

国家扶持下黑龙江省企业对俄投资增长,该文是黑龙江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与增长和黑龙江省和投资类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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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论文参考文献 国家人文地理杂志企业管理论文5000字企业文化杂志社企业文化的论文

林 琳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哈尔滨 150018)

摘 要:分析黑龙江省公司2003~2013年在俄罗斯投资活动的一些特点.2000~2010年黑龙江省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取得初步进展,2010~2017年,有政策就有项目,黑龙江企业对鼓励支持迅速做出反应;2005年6月创办的龙兴集团是黑龙江省境外投资的财政金融平台;2008年,吉信公司,俄罗斯第一家产业园的首创企业被列入通过了我国政府支持并且进入政府财政和行政扶持的首批8个境外项目名单.以对案例的分析和研究为依据作出几点关于国家方面对境外投资扶持的结果.

关键词:黑龙江省;境外投资;中国;产业园;边境区域;优惠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7)10-0007-05

引言

2005年-2014年发表的关于中国境外投资活动的学术著作像滚雪球般涌现.这些著作大都基于全国性统计材料写成,而基于部门行业性数据资讯或者中国大集团案例的则不多见.这些著作没有降低到具体省区和具体中国公司的层次.笔者尝试以黑龙江省为例,探讨中国省区级和地县级在俄罗斯投资活动的问题(关于中国调节本国企业在俄东部地区经营活动政策的特点问题,俄罗斯专家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例如,п ·米纳基尔认为中国企业的经济活动是隐蔽的.可观的并且是其国家管控的,然而с 贝斯特里茨基和В 扎乌萨耶夫却断言,中企在俄远东的活动是受中国政府有意约束的.参看п 米纳基尔《俄罗斯与中国在远东:莫须有的恐惧和实在的威胁》,载于俄文版《区域空间经济》杂志2009年第3期第11-12页).[1]

黑龙江省对俄投资活动令人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黑龙江省自1980年代末就自我定位为中俄经济合作的旗舰并且保持中国在俄投资进程中的“领头羊”地位,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中国企业在俄东部地区实业活动的规模和动态;二是从黑龙江省的案例能看出那些非大型公司是如何应对政府调控境外投资活动政策的(黑龙江公司在俄运营问题有该省专家学者不止一次考察研讨,然而他们总是透过传统的揭示问题与前景的棱镜观察这些公司.[2]这方面的例证参看刘爽的文章《黑龙江省建设对俄罗斯跨境园区的模式与对策》,载于《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0期第39-41页;李金波《边境地区对俄投资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对策《以绥芬河市和东宁县为例》载于《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14页).

一、黑龙江省企业在俄罗斯的初步进展

2000-2010年,黑龙江省企业在俄罗斯的经营活动远未成为省地县当局必要的公开财政报表中一项,因为当时境外投资行为尚未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而且没有纳入经济政策领域.虽然自1990年代初省级公司境外经营活动就活跃起来,但是在政府信息中却很少提到诸如此类的活动.

黑龙江省分析人士的调研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资本开始由黑龙江省向俄罗斯渗透,几年功夫,每年都有数十家公司在俄罗斯开办商行实业.在此背景下,可以说1993年以来开办的是合资企业,而后来华商们则开设没有俄方参与的公司,1997年~1998年间此类商行实业占比达到80%.[3]

2000-2010年,由黑龙江省渗入俄罗斯的资本带有混乱的特征:首先,远非所有企业都经过必要的登记注册.[4]其次,那些撤资已经登记备案的企业,基本上属于中小企业.上世纪90年代黑龙江省在俄商行实业平均投资额度为14.3万美元.[3]到2003年这项指标增至84万美元(必须考虑到这是一些在省商务厅登记过而且未必被俄方政府记载下来的资料数据).第三,即便是自称生产单位的在俄黑龙江企业,其基本活动为非常规商贸业务.上世纪90年代,其打理的跨界过境商贸流一有收缩,黑龙江公司就大都不做常规生意了,甚至停止经营.

在2010-2017年以前没有重大投资项目情况下,黑龙江企业经济渗入俄罗斯,特别是其东部区域的最成功方式就是开设有货食品市场.这是一个自然进程:由于上世纪80年到90年之交零售商贸不发达,露天市场在俄罗斯自发式遍地开花,[3]聚集了俄罗斯私营商贩,也有外国移民,包括“高加索人”和“中亚人”等等(П·罗曼诺夫、М 苏沃罗娃《纯洋货倒腾买卖;苏维埃国家与投机商的配合协作》,载于《后苏联区域的非正式经济》一书,圣彼得堡学术资讯中心2003年俄文版第151、154、155页).为他们打工的既有个人,也有商贸机构.黑龙江省东宁县的几家公司捷足先登,尤其成功.在2000-2010年,该县吉信公司和其他几家外贸企业在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托克等地16处市场做生意,销售服装、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和农产品等等,年度总额达20亿美元.[5]

二、2010-2017年:有政策就有项目

随着资本在中国内部的积累,中国政府在2000年代初开始声明中国公司积极走出去的必要性,同时撤销一些禁令,降低对镜外投资活动的限制性壁垒.2003年起开始形成包括对个别项目的低息贷款直接财政援助在内的鼓励政策.投资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科研中心、开办机器制造产业,参加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公司成为这一政策的对象.[1]此外,随着鼓励政策的产生,境外投资信息开始出现在、省地县政府机关的报告里.

黑龙江企业对这些变化迅速做出了反应,2005年以来,在俄经营的由和省登记注册的公司数量大增.就在俄建立了商行实业的企业数量而论,黑龙江省在中国居于领先地位.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3年~2013年间,在俄设立公司1048家中黑龙江省占了465家(44%)[6](参看下图).(黑龙江省公司基本上是在与自己相邻的俄罗斯区域运作经营.例如2009年有81家在俄罗斯投资的公司中由27家在滨海边疆区,19家在哈巴洛夫斯克边疆区,14家在阿穆尔州,9家在犹太自治州,5家在外贝加尔边疆区.

黑龙江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报告显示,其公司企业在俄罗斯的经营活动范围规模相当可观.2006年黑龙江在俄罗斯累计投资8.37亿美元,到2012年末增至28.3亿美元,特别是仅在2013年一年内更是投资了9.49亿美元.

政府部门的报告显示,黑龙江在俄罗斯投资的基本模式是创办企业、农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开发区和产业园.到2013年年中,这样的产业园总共创办了15个,其中滨海边疆区七个,外贝加尔边疆区两个,犹太自治州三个,弗拉基米尔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和鞑靼共和国各一个.这些地方有68家黑龙江公司运作经营,其实际投资金额合计11亿美元.

黑龙江省的一些公司在俄务农种地业绩斐然.到2012年末,黑龙江公司在俄罗斯,主要是在其东部边境州区租种了42.6万公顷耕地(播种面积)上文提过的东宁县在这方面表现优异,引人注目.据《黑龙江日报》介绍,到2013年末,东宁县公司耕种俄地25.3万公顷,在俄开辟农作物种植园六处,其间集团公司的中俄农业经济合作园和华阳公司的高级乳产品基地成为滨海边疆区最大两家农业主体.还发起成立了省农业领域对俄合作协会.其全资单位共同成为俄罗斯土地最大的华人租赁商.2013年秋,协会公布了黑龙江公司到2018年耕种俄地面积将增至66万公顷的计划.

黑龙江省在推动资本进入俄罗斯的事业上的成绩被报道并被国家机关网站多次转载,而且在黑龙江省政府的专家论坛反复出现.俄罗斯当局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尽管黑龙江省的这些公司对俄投入了几乎等额于在那里登记注册的中方全部投资资金(参看下表).

一方面,有个事实显而易见:黑龙江宣布的许多项目在俄罗斯根本无人知晓.例如,在来自俄方的资料中只能看见有关几个(而不是15个)产业园的信息,而且基本上是有关其创办意向的信息,而不是有关实际建设工程的信息.

因为中方企业想逃避税收,所以中方公司向俄方监管部门提供压低的报表数字.那么是否就可以相信黑龙江的公司发回中国的数据资料反映的是真实情况呢?因为中方没有对中国公司在俄经营情况的资讯信息可靠性的监管手段.所以就没有那么精准确切.

对在俄两家黑龙江公司——龙兴集团和吉信公司经营活动的详细分析有助于了解清楚黑龙江在俄投资经营活动.最近几年,这些企业被省地政府反复多次作为最成功的样板推介宣传.这两家公司的在俄项目是在2005年之后才以前所知道的情形出现的,并且实质上是中国国家政府鼓励政策的产物.

三、龙兴集团——黑龙江省境外投资的财政金融平台

黑龙江省境外自然资源勘探和开采项目均由黑龙江省地矿局和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局主管的省级国有公司实施,其中龙兴集团是龙头老大,堪称旗舰.它是黑龙江省政府于2005年6月创办的,承载着实施国内外投资项目的使命.到2010年这家公司在实际投入境外的矿物资源开采项目的全省所有投资中占比达三分之一以上.该公司的经营活动是建立在国家规模扶持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龙兴公司是全省拿到过境外一切投资项目贷款的唯一企业.中国国家发展银行为龙兴集团公司开放了(境外)投资项目的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额度.并且到2014年该公司业已使用这个额度的70%.商务部证实,该公司在俄第二大项目——阿马扎尔河森工综合体(在外贝加尔边疆区)建设(参看表2)使用了来自国家发展银行的计划投资总额的50%.

其次,中国国家财政预算资金成为该公司资本的重要来源.根据李玉琰的数据资料,2004-2012年黑龙江省在国外自然资源开采领域的项目依靠和省财政预算资金得到了30%拨款,黑龙江省政府意向明确地力求在一家大公司的框架内集中资本,在2009年把推动资本入俄的首要财政金融平台的角色托付龙兴公司.

第三,该集团公司得到国家机关的行政扶持.吉信公司的领导们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共同出行,面晤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政界人士和企业精英,这就使该公司得以建立了囊括了138个最有前景的对俄投资项目数据库.

龙兴公司在俄罗斯不是独自实施投资项目.而是一直吸引来自中国其他公司或者在俄华人共同投资商,在该公司伙伴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特大型采矿公司之一紫金矿业集团(共同实施在图瓦的一个项目).有些情况是该集团公司从拍卖中得到或买下俄境内几处矿产地的开采权,后来完全转让给了中国的私营公司或其他国有公司.

龙兴集团公司一向从中国吸引其他公司或者在俄中国共同投资商,没有独立实施在俄项目.该企业最值得注意的伙伴就是中国最有实力的采矿集团公司之一紫金工业集团(它们共同实施在图瓦的项目).该企业先是拍卖会取得或者买下在俄矿产地开采权,后来却把这些采矿权完全转让给了中国多家私营公司或者其他国营公司,诸如此类的情况时有发生.

该公司成立以来启动了五个在俄项目:两个分别在图瓦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的多金属矿产地开发项目五个分别在外贝加尔边疆区,和犹太自治州的森工综合体(产业集群)项目,以及一个在萨哈林州的水泥厂项目(参看表2).

对该集团公司在俄罗斯经营活动做出质量评估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由于是在自然资源和“污染”产业开发领域运营,所以它总是成为俄方一些社会团体批评的对象,致使俄罗斯找来了一大堆对中国在俄扩张的质疑.表2说明该公司的所有在俄项目都是在它创办头五年启动的(规模最大几个项目启动于2006年).临近2013年,只有最昂贵的萨哈林项目才被完全实施,并且看来结果很是成功:龙兴萨哈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是该岛上唯一水泥厂,占有区域水泥市场1/3份额.图瓦项目接近完结时,当地政府肯定评价了其进展与前景.

该公司在林业领域实施项目遭遇了几大严重问题.早在2009年作为龙兴公司子公司的极地考察公司在外贝加尔边疆区就开始采伐木材了.2012年10月,森工综合建设一期竣工仪式隆重举行.此后这个项目便陷入该公司、各级俄罗斯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三方相互索赔要求的纠纷之中.阿马扎尔政府和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相信,这个项目没有运营起来,而中方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制浆造纸联合企业的招牌下搞好木材和锯材的对华销售.边疆区政府在保持中立的情况声明说,外国投资是必须的,这个项目是有前途的,但在实施的进程中必须遵守俄罗斯的法律.

这些问题在犹太自治州也出现了.建成了几座车间并且要装了几台排锯之后,阿穆尔河(黑龙江)木材公司(龙兴集团的子公司)在整个2013年没有进行生产经营,2014年则是以最小生产能力运行.

四、吉信公司——俄罗斯第一家产业园的首创企业

2000年代后五年以来,黑龙江领导认为吉信公司及其基本投资项目——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园是本省挺进俄罗斯的样板.

该合作园的开设于2006年上半年,那是吉信公司(上文提及过的黑龙江省东宁县企业)与浙江省康鼎公司成立了康吉合资企业,签订了再乌苏里斯克建设产业园的意向协议,随后呈递了外国投资项目财政扶持申请书(60多个项目参与了投标).2006年9月,当时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莫斯科期间宣告中国申请中标40.2008年,该园区被列入通过了我国政府支持并且进入政府财政和行政扶持的首批8个境外项目名单.

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园项目在俄罗斯没有得到地方一级政府的赞同,虽然启动之后出现在俄中双方政府机关的协议和协定之中,用现任边疆区立法会议主席刚基洛夫的话说,在俄罗斯地方政府只是听说过此事,后来才从互联网上获悉了详情.在俄罗斯,该产业园从法律观点看不具有特惠区的法律地位,只不过是康吉公司为了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和进一步转让给其他中国企业在乌苏里斯克市租赁下来的一块地盘.

吉信和康奈两家公司原本并未计划依靠自有资金建设该产业园,只是打算动用计划投资总额的10%(20亿元人民币),缺乏融资则寄希望于从其他中方来源吸引,例如:银行贷款,财政预算资金和新业户的钱.临近2009年,国家对该产业园内公司扶持资金达到3000万元.入园企业也得到了分享国有银行的补贴和低息贷款准入便利,但是具体的引资数额从未在公开的材料中披露.

与省政府为实施国外项目和获得国家对此种经营活动的资金扶持而目标明确地设立的龙兴集团公司不同,吉信公司早已在对俄经济合作领域运营了.2006年,该项目实施伊始之时,它已是就贸易额而论中国第三十大私营企业.其经理崔龙吉于1991年辞去了东宁县一家国企领导职务之后,遂开始与俄方几个伙伴单位进行小额易货贸易,紧接着组建了借助于倒包商贩跨国运货的物流公司,进而在包括贸易制鞋,木材加工等行业的及其不同的对俄协作领域运营.他得到东宁县政府的扶持,在2008年当选为黑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

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园也在重复着崔龙吉浮华而夸张的生活道路.该项目在初始阶段拖延了很久,该市地方政府对合作园发展缓慢表示不满,后来该园确有资金进入,不过完全不清楚进来多少,从中方多家公司和报表看数据颇大,而依据俄罗斯统计资料数额却不大(参看表3).由于现有资料数据歧义严重,所以实际上对国内公司的经营活动规模是无法评估的.

可以说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园内公司做生意套路不透明是统计数字存在差异的部分原因.例如吉信公司曾三次,即2005年(早在该园公示亮相之前),2008年和2011年被揭露有一家园内鞋厂大量制冒伪劣产品.

园内公司生产鞋类,服装,纸板,从事木材加工,也成为了俄罗斯境内制成品产销最廉价模式的组织者.在中国东南部发展起来的轻工业半成品和技术工艺市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俄罗斯销售市场则成为了这种模式的结构要素,其运作流程如下,用于成衣制鞋的半成品以低关税从温州供货进入俄罗斯,在这里由中国工人实现最终组装.两国劳动就业局披露的资料数据显示,2008~2014年设在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园的吉信工贸综合体有限责任公司和康吉国际工贸综合体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取得800~2300名外国劳务移民输入许可批文,占到本边疆区引进外国劳务人员配额3.5~6%.在这种情况下,依照乌苏里斯克当局申请给予园内公司给与了劳动安置的俄方公民占比很小,结果是康吉工贸综合体内的中方公司得到低成本俄产产品.如果说廉价的中国劳务脱离了2007年出现的那种企业被迫放弃邀请劳务,滨海边疆区吉信公司和其他鞋厂索性干脆停产的模式.乌苏里斯克当局当时指出了园区内中国劳务的问题,但是承认不仅无力解决问题,而且客观上无力评估地方经济受到的影响.

尽管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园的运营具有矛盾性,但它毕竟成了东宁县和黑龙江省政府在中国内部的一个有重要价值的品牌.该园不止一次成为政府部门来访的对象.2007年8月,园区领导安排了中国主要大众传媒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乌苏里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包括《京华报》(北京特大报纸之一),实业出版物《中国企业家》(中国最大企业杂志),《中国经营报》(中国最大实业报纸).2010年3月,崔龙吉经理与黑龙江省东宁县政府向国家主席推介了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园是具有前景的中俄合作项目之一.

2014年,牡丹江市政府曾经建议过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园应该取得经济特区地位.然而这个华人园区却未出现在第一批远东超前发展地域名单之中,现滨海边疆区当局从未承认他的特惠园区资格或者优先投资项目资质.

在本文的大部分篇幅中,对黑龙江省在俄投资活动和国家参与此种活动情况没有做简单化的结论.恰恰相反,本文尝试通过比伦分析和案例研究证明不可能做出简单化的评估.完全依靠俄方或者中方的统计资料数据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受到其中一方构造的现实左右,然而我们却能得出如下结论.

2010-2017年,黑龙江省企业在俄投资机遇和实际作为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因在于制定了国家鼓励政策,这就促成了专业化的投资公司的出现和业已在俄运营企业的积极活动.已被做过分析的案例表明,至少一些黑龙江省在俄罗斯的重大而有名的投资项目由于中方国家的扶持以及有其他省区引进的大投资商的参与而正在实施.无论是国有龙兴集团公司,还是吉信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尝试行使*者的职能,而终结者的“后方”是由国家掩护的,终结者本身则应该把中国的大公司和俄罗斯市场联系起来.

国家的扶持是否意味着国家方面对具体公司和具体项目的高度可控制,我们一些案例表明,这是概率极低的事情,因为公司处于利益最大化考虑进行运营,采取灰色的企业经营方式,处境艰难时就会暂停项目.从公司的经营活动观察不出有损于经济合理性而实现某些国家民族利益而有损于经济合理性的意图.多数在2015年启动的重大项目尚未实施完成,因此评估黑龙江省投资挺进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成效性是极其复杂和非常困难的.

国家扶持在中国必然有副作用,这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公司乐意向中国政府机关提供资讯信息,却对俄方监管部门隐瞒真相.企业推介在俄积极的经营活动,兴办产业园,申报新项目是有利可图的事.因为在新项目的名义下可以引来在中国取得并不简单的财政预算拨款和银行贷款.这里有个“产业园”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从黑龙江省政府部门的资料数据看,其数量在俄罗斯国土地域内可谓扩增迅猛,而在俄罗斯人心中对其大都只有非常迷离而混沌的概念.

参考文献:

[1] п 米纳基尔.俄罗斯与中国在远东:莫须有的恐惧和实在的威胁[J].区域空间经济:俄文版, 2009(3):11-12.

[2] 刘 爽.黑龙江省建设对俄罗斯跨境园区的模式与对策[J].东南亚纵横,2013(10):39-41.

[3] 吕 凯,吕 辉.黑龙江省在独联体国家投资兴办境外企业概况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贸易,1998(5):13.

[4] 张秀杰.对黑龙江省企业在俄罗斯跨国经营的思考[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1):75.

[5] в·佳特洛夫.俄罗斯城市的“中国市场”—渐行渐远的现实[J].国立伊尔库茨克大学学报;政治学宗教学丛刊:俄文版,2008(1);23.

[6] К Р绍万特,V Z 陈.中国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J].中国经济学刊:英文版,2014(7):141-163.

[责任编辑:方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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