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的《坛经》,本文是小说的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与《坛经》和小说和坛经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小说的论文参考文献：
汤达
初读《坛经》,我满怀敬畏.作为禅宗经典,《坛经》的文化地位毋庸多言,它有很多个“唯一”：唯一一部并非记录佛祖言论而能称之为“经”的佛典,也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书写、记录中国高僧言行的佛经,堪称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一千多年来,只要是读书人,不论是否持戒修身,都会将《坛经》列入中国文化必读书目,甚至不识字的村妇野老,随口也能说出几句《坛经》偈语.
如此经典,读起来怎能不心生敬畏？然而,初读《坛经》,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尴尬的.我读到的是最通行的本子,也就是所谓流通最广、影响最大的宗宝本.开卷不久,一股浓烈的小说气息便扑面而来,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恕我直言,这小说还是不入流的小说.我惊诧万分地感到,这部经典著作几乎难以卒读.
为什么呢？我相信,就算没有任何文学专业的背景,仅仅凭借基本的阅读直觉,也不难发觉宗宝本《坛经》的叙事和修辞有很大的问题.
《坛经》不同于其他佛教经典,其中的故事并非寓言,而是以慧能的语气在讲述其生平和禅法.简而言之,它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慧能讲稿,由他人笔录,又经过历代禅僧多次改编.
那么,问题来了.《坛经》的编纂者以慧能语录的方式,让慧能本人讲述五祖传授衣钵的过程,讲到神秀作偈的时候,居然是这样的文字：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凡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待法.大难大难！
如果是一本小说这样写,编辑立即会意识到,这位作者没有搞懂基本的叙事法则.故事以慧能第一人称讲述,而这里呈现的,却是神秀的心理活动！第一人称视角,忽然变成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我们姑且相信,这是六祖拥有的洞悉人心的超能力,尽管这种洞悉和揣测带有明显的不妥.但是接着往下看,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作为小说的《坛经》写到慧能在讲述神秀作偈的情形：
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着,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小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
也就是说,慧能从始至终都躲在某个角落里窥看神秀,神秀的一举一动,都在慧能的眼中.但后文有明确交代,慧能始终在碓房舂米,从未到过南壁廊,去作偈的时候还需要“童子”引路.那么,神秀在作偈的时候,慧能如何知道他“心中恍惚,遍身汗流”？而且时间是半夜三更,神秀明明“不使人知”,慧能又是如何得知的呢？作为小说的《坛经》,在这里完全章法大乱.“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细节具体到位,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后面还写到神秀作偈之后,“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到这里,篡改者已经得意忘形,自己跳出来讲故事,屏蔽了慧能的声音,大肆使用通俗演义小说的陈词滥调,对神秀的“小人形象”进行夸张的渲染.
接下来,作为小说的《坛经》写到另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即慧能见了神秀的偈语之后,心有所悟,请求有名有姓的江州别驾张日用也为他书写一则偈语.通俗小说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表演机会,一定会像今天的电视剧一样,来点佐料.果不其然,张别驾非常粗鲁地讥讽慧能“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而慧能呢,像被轻视的武林高手,不卑不亢,谆谆教导张别驾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这后一句的语气,简直像是恐吓——你很难相信禅宗大师会说出这样的话.再看后面一句：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
慧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怎么可能会如此变相夸赞自己？换一个稍有修养的世俗之人,也不会这样自鸣得意.但这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下限.随后,我们会看到,小说进展到五祖授予慧能当年达摩初祖的法衣（武侠小说中的道具）,然后说出类似诸葛孔明锦囊妙计、未卜先知的台词“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暗指慧能日后栖身的怀集、四会二县）,然后是舞台式的师徒道别（一段“师渡自渡”的情景剧）,再然后有歹人追踪慧能,一个前四品将军终于追上了慧能,面对宝物法衣,将军却“提掇不动”（像《西游记》中的金箍棒）.
这时,我们已经完全认清了《坛经》篡改者们三流通俗小说作者的身份.叙事者并非我们期待的禅宗祖师,而是下等茶馆里的说书人,通用的伎俩是神话演绎、廉价机锋、道听途说,为了讨好听众,这类说书人无所不用其极.
我知道,很多人都认为故事本身并不重要,文字修辞只是细枝末节,只要义理不假,就不算大问题,毕竟佛经不是文学作品.果真如此吗？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用蹩脚小说的笔法探讨“对外扫相、对内破执”的终极问题,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篡改者能够兴致勃勃地将慧能生平篡改成通俗小说,那么,不用怀疑,他们肯定会以同样粗俗的笔法篡改慧能的禅法.
于是我像胡适当年一样,找来不同的《坛经》本子,对照来读,想见识一下历代篡改者们是如何对《坛经》进行“艺术加工”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很清楚,几乎所有的经典历史文献,都难逃被篡改的命运.但《坛经》篡改者的张狂,还是有些令人诧异.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
《坛经》的本子有四大谱系,即唐代的敦煌本（法海本）、晚唐或宋初的惠昕本、北宋的契嵩本以及元代的宗宝本.最早的敦煌本一共一万二千字,慧昕本则是一万四千字,到了契嵩本和宗宝本都在两万字以上,篇幅膨胀近一倍.
对照最早的敦煌本一读,就发现我之前阅读过程中感到严重不适的段落,几乎全都是后来添加上去的.神秀三更半夜秉烛题壁那段刻画,当然是子虚乌有.慧能作偈的时候,不存在什么姓名确凿的张别驾在一旁讥诮,作偈完毕,慧能只说众人不以为然,他本人转身离去,态度非常谦虚,并没有什么自夸“肉身菩萨”的话.至于五祖击碓三下,慧能三鼓入室受教,这类刻意为之的戏剧性场景,更是伪造.敦煌本也没有出现什么达摩初祖亲传的“法衣”,更不可能出现“提掇不动”的金箍棒般的神迹.五祖相送的舞台式场景,敦煌本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而且,敦煌本《坛经》中的六祖慧能,言辞朴拙,绝不卖小聪明,真正像一个识字不多、读经很少、悟性惊人、心境平和的高僧,而后世的篡改者却强加给慧能多少“机智幽默”,多少“自我感觉良好”啊！
这些后世的篡改者,个个都是颇具名望的高僧.在他们的篡改中,我们看不出对禅宗经典的半点敬畏.擅改经典的那种随意、那种自信,着实让人吃惊.这是真正让人心凉的地方.他们秉持的理念似乎是能改则改,不能改,创造条件也要改.
比如敦煌本中,慧能开场作自我介绍,称自己的父亲为“慈父”.而惠昕和尚可能觉得此语不妥,毕竟“严父”才是儒家家教的正宗形象,于是提笔改为“严父”,契嵩本和宗宝本也乐于沿用.至于慧能的父亲是慈是严,他们实在没有兴趣.
还有一类修改,我们可以看出篡改者们的“拳拳之心”,他们为保全慧能的高大形象,简直操碎了心.比如,慧能卖柴,听到一位客人读《金刚经》,自此了悟,北上黄梅师从五祖.在敦煌本中,慧能大师并没有提及年迈的母亲,只身一人就北去求法了.这还了得？怎能让慧能大师背负不孝罪名？于是惠昕等人硬生生地编造出一位客人,无偿掏出十两银子,让慧能安顿好老母,再行北上.还有人操心操得更远,比如现存最早的禅宗史书《祖堂集》,其中有《慧能和尚传》,作者就觉得惠昕们给的十两银子太少,不够维持老母长久的生计,于是将十两银子改为百两,总算保全了慧能的形象.至于为什么有人这么大方资助,篡改者们倒是老实得只字不提.
钱财问题,如果事关大体,他们不肯轻易放过,倒也罢了.但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钱,也要改来改去,就让人有些哭笑不得.比如,敦煌本中,五祖弘忍请卢供奉在墙上画楞伽变相,但是神秀已经在墙上题了偈语,五祖为保留偈语,临时决定不再画,于是对远道而来的画师说道：“弘忍与供奉三十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了.”也就是说,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了,给三贯钱当路费.但惠昕和尚看不惯五祖的慷慨,改为“辄奉十千”,少给两贯,存心要替五祖省点钱.契嵩本和宗宝本更抠门,只一句“劳尔远来”,两贯钱也悉数没收,一文不给！这种无端的修改到底出于什么心态？着实令人费解.
从上面已经举出的几个例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把握后世“加工”《坛经》的原则,就是要达到通俗意义上的文学效果,符合社会正统规范,迎合大众心理预期,同时要故作惊人之语,要有戏剧性,使用的材料则是后世带有偶像崇拜色彩的民间传说,以及晚唐五代以后流行的“机锋”“棒喝”之类饱含蒙昧主义的大众禅理.在这样的宗旨下,《坛经》和慧能的旨意还能保留多少？
只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慧能有一首“菩提本无树”的偈语,世人皆知,读起来流畅干净,浅显易懂.然而,似乎根本没有人在意它是不是真的.
让我们来看看最早的敦煌本是怎么写的：
惠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注意,不是什么张别驾）,于西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看,即悟大意.惠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又偈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院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惠能却入碓房.（郭鹏版《坛经校释》）
除敦煌本外,其余几个版本大笔一挥,将慧能的偈语删头去尾,捏成一首打油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看上去更简单,读起来更通顺了,效果似乎很好,付出的代价是将惠能的本意彻底篡改.
慧能偈语讲的是“真如缘起”,改完之后变成《金刚经》的“性空缘起”,“般若空”篡入了慧能的“佛性有”,对佛性和自性的思索在这里消失了,只有人人可以理解的“空无”.“佛性常清净”改为“本来无一物”,下面一则强调“自性”的偈语则干脆删去,就我个人粗浅的理解,这简直是与慧能本意背道而驰.在慧能之前已经消失多年的“本无”论,又在这里奇迹般“复活”了.这样修改的目的并非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为了“迎合后来禅宗发展的需要”,这种观念显然太高估了篡改者们的水准.他们并没有这样形而上的追求.从他们修改叙事部分的指导思想来看,所有修改的总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让偈语更加朗朗上口,更加语出惊人.至于禅宗义理,他们不想深究.他们很可能根本就看不出慧能思想和《金刚经》的区别.如果看出来了还这样改,简直就是不可饶恕.
难道那么多高僧大德,就没有人发现《坛经》有问题？当然不是.早在宋代,也就是惠昕本《坛经》出现不久,就有禅僧对这则被删改的偈语表达不满.黄龙悟新直截了当地讽刺道：
六祖当年不丈夫,倩人书壁自糊涂.
明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人一钵盂.
而在明清之际,王起隆则对当时最流行的宗宝本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宗宝和尚“自专自用,大舛大错,当以佛法四谤定之”,而且“四谤不除,则百非俱起,退众生心,堕无间罪业,不通忏悔矣”.
然而,《坛经》的流行是从民间开始的,自下而上,不像《论语》或《庄子》,从士大夫阶层开始,自上而下传播.这意味着少数知识精英的抵制对《坛经》篡改本的传播流行影响甚微.从初祖达摩,到六祖慧能,一直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种对文字的警惕,是真智慧的体现.可惜,如此谨慎的教诲,还是遭到了文字的扭曲和报复.
看到这里,学者们也许会哑然可笑.他们会说,禅宗属于民间大众,不是慧能一个人的.群众创造出来的历史,才是唯一可靠的思想素材,所谓的慧能本意和他个人的声音,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不想站在大历史的高度,追求宏大视野和人类社会的客观真理.我在这里谈论的是文字叙事的基本尊严.
单凭多年的阅读经验,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蹩脚的叙事不可能承载高明的人文义理,审美水平的低下,一定是思想境界低下的体现.这样一个常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大声喊出来.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历朝历代的官修国史,再到乡绅野老们的方志野史,再到现代以来的各类历史小说、家族小说,我们提供了太多的传奇和演义,太多的伪造和附会.几千年以来,我们已然形成了一种书写传统——无传奇不成书.到今天,小说家们以“说书人”自傲,以畅销为荣,以讲好一个故事为最高追求,创造出一部又一部宏大的伪史诗.在我们的文字使用者眼里,所谓的叙事,等同于制造传奇；所谓的虚构,等同于伪造真实、取代真实.而《坛经》的篡改史,就是我们的叙事理念先天反智的历史缩影,这已然成了中国叙事走向更高维度的关键制约.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戳中了我的痛点.这也是我对诸如莫言的小说无感,对现当代叙事文学整体失望的根源所在.
我坚持认为,我们在文字叙事中希望读到的,是真实的思想火花,是这个民族最高智慧的结晶和启示,是有迹可循的历史的回音,是来自现实归于现实的脚踏实地的思索.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小说所真正缺少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对那些寥若晨星的智者保持应有的敬意,对过度的篡改、廉价的传奇保持批判的舆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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