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概况,本文是关于商业银行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不良贷款和商业银行和概况有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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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的质量压力不断增大,不良贷款增速维持高位,其一方面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和稳健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也造成经济体系中信用风险的不断积累,不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如何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是银行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总体特征
（一）商业银行不良率迅速走高后保持平稳
从整体上看,自2013 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有所增加,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不良贷款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从近期来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的态势有所趋缓.
具体而言,2012 年底至2016 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呈现双升走势.2016 年三季度末不良贷款接近1.5 万亿, 是2012 年的3 倍,不良率也由0.95% 上升至1.76%,上升了0.81 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占比从2014 年一季度的2.5% 上升至2016 年三季度的4.1%, 上升了1.6 个百分点,带动潜在不良率（不良率+ 关注类贷款占比）从3.54%上升至5.86%.此后,2016 年四季度至2017 年三季度末,虽然在规模效应带动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增加至1.67 万亿,但不良贷款率连续四个季度维持在1.74% 的稳定水平,关注类贷款占比也连续四个季度出现回落,2017 年三季度末为3.56%,较2016 年三季度末4.1% 的高点回落了0.54 个百分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开始企稳.
（二）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是不良贷款的主要集中行业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行业分布特征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二者合计占据不良贷款总额的比例超过60%.2017 年二季度末,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为5268 亿元,占比约为32%；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719 亿元,占比约为29%.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余额较高的原因一方面是近些年投向这两个行业的贷款较多,2017 年二季度末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贷款分别占各项贷款的14.3% 和10.6%.此外,不良率偏高也是导致不良贷款集中在这两个行业的关键原因.2017 年二季度末,批发零售业不良率为4.74%,为各行业最高,关注类贷款占比7.15%；制造业不良率为3.93%,在各行业中排名第四,关注类贷款占比为9.04%,二者的潜在不良率（不良率+ 关注类贷款占比）均已经超过11%.此外,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也是近年来资产质量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的行业之一,其不良率自2013 年以来分别上升了2.58 和2.14 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占比分别上升了4.61 和5.72 个百分点.
采矿业和农林牧渔业的资产质量压力仅次于批发零售行业,二者的不良贷款合计占不良贷款余额的约10%,2017 年二季度二者不良率均为4.09%,关注类贷款占比分别为6.52% 和11.3%.尤其是采矿业的不良贷款近年来上升较快,从2013 年的48.8 亿元上升至2017 年二季度的779.2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1%,不良率从0.82% 上升至4.76%,关注类贷款占比从1.91% 上升至11.3%.资产质量恶化速度较快,主要与近年来我国能源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关.
从整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个人贷款（不含经营性贷款）的不良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2009 年至今不良率都维持在1% 以下,2017年二季度末为0.7%,资产质量稳健,是商业银行相对优质的资产.其中,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极低,2015 年末为0.39%,2016 年末为0.36%,2017 年二季度为0.32%,是银行体系的优质资产,抵御经济周期能力较强.
（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区域分布特征明显
2017 年二季度末,各省市中内蒙古、吉林、云南不良率最高,均已超过3%,其中内蒙古的不良率最高,已经突破4%.从总体来看,大部分省份的不良率在2013-2016 年三年时间处于上升通道,但近半年来各省份的不良率走势则出现了分化.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不良率开始见顶回落,东北三省和甘肃、内蒙古等中部省份的不良率继续恶化.此外,山东省不良率在2017 年上半年上升0.37个百分点至2.85%,结合此前山东省民营企业债券违约风险暴露事件频出的现状,山东地区的区域性信用风险值得关注.
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走高的原因及未来趋势
（一）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不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
我国银行体系共经历过两轮不良贷款快速生成的时期.1983 年“拨改贷”改革后,银行提供的债权融资取代了政府对企业部门的直接拨款,使得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对象由财政转为银行,从此开启了不良贷款生成的大门；上世纪90 年代的中国先后经历了过热和紧缩时期,资产泡沫破灭沉淀为90 年代末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估计超过30% 的不良贷款.1998 年亚洲邻国的银行危机为中国银行体系敲响了警钟,自1999 年起中国通过10 年时间重组了银行业,批量剥离约3.4 万亿坏账,使不良率降至2% 以下；并通过推进大行股改上市融资、引入外部投资者来改善公司治理,推动银行机构市场化改革.
本轮不良贷款高企始于2008 年底“四万亿”刺激政策后银行信贷快速扩张,随后为了抑制经济过热,2010 年1 月货币政策走向紧缩,央行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不良贷款生成加速.从2016 年起,在企业风险频发、不良高企的大环境下,处置不良资产成为了我国银行业工作的一大重点,本轮不良贷款处置周期开启.
（二）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能力薄弱加剧了不良贷款压力
1、信贷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不足
我国多数商业银行“重清收,轻预防”,银行管理层对尚未逾期或不良的问题贷款关注较少,管理系统及流程建设的投入不足,导致信用风险无法被及时发现.有些商业银行尚未建立对客户潜在逾期不良的提前发现、预警及预防机制,缺乏科学化的信息分析能力,缺乏及时监测违约风险的能力及防范逾期的能力.虽然目前部分国内银行有内部的风险预警制度,但尚未普遍建立类似国外发展成熟的系统化的信用风险早期预警机制.而实践证明,早期预警系统能够帮助银行提高风险预见性,提升风险缓释的快速反应能力,减少逾期及不良贷款的出现,防患于未然.
此外,国内商业银行针对行业、区域层面的前瞻性、主动性信贷风险预警和管理能力也较为薄弱.
2、客户信用风险评级机制、工具与系统不健全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尚未建立起健全有效的客户信用风险评级机制,相应的系统工具支持、数据基础相当薄弱.部分拥有客户风险评级机制的银行也多以客户经理的主观评断等人为因素为依据,而缺乏客观性、科学性和系统性.银行应当建立客观且科学化的评级系统,充分结合客户的财务数据、行业及外部风险指数等综合信息,进行量化分析.只有基于有效的信用评级制度及工具,并定期对客户的“健康度”开展评估诊断,方能在出现异常迹象时及时做出反应并快速采取相应的风险缓释举措.同时,有效的风险评级机制也是开展差异化贷后管理的基础.
3、贷后管理相对粗放,专业性有待提升
国内的很多商业银行都存在“重贷前,轻贷后”的现象.通常,银行的贷前管理有着严格的流程与要求,需要经过多人审贷会审批.相比之下,一旦审批完成额度落地,贷后管理较为粗放,缺乏专人监管与有效的制度,都导致信用风险无法被及时发现.贷后管理的核心是银行基于客户的风险评级,形成差异化的贷后管理流程.针对风险评级较佳的客户,应采取常规的贷后管理流程.
4、逾期与不良资产管理的专业团队建设滞后
面对快速上升的逾期不良资产,国内商业银行在逾期与不良管理的组织架构设置、内部职责界定、专业人才团队建设、考核激励机制配套等方面准备不足.虽然部分领先的商业银行已成立资产保全部或类似部门,但当前的能力及职责范围仍无法完全跟上不良资产上升的紧迫形势.而部分中小银行更是于近期才成立总行级的资产保全部门,且与业务条线、其他职能部门存在职责边界不清、考核与激励机制不明确、专业的重组清收人才能力匮乏等等一系列问题.
5、问责机制的执行力与约束力不足
国内部分商业银行逾期不良问责的执行与约束力度不足,存在管理松散,问责机制不到位、责任界定标准与追溯不清,或者有制度难执行等一系列问题.部分银行未能有效地对总行高级管理人员、分支机构经营层甚至是一线客户经理形成终身问责.针对贷款后发生问题的相关追责,银行须制定明确的问责规则,按照责、权、利相匹配的原则,完善客户经理、风险经理以及相关条线管理层的考核问责体系,强化风险管理问责的执行与约束力.
展望未来,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仍十分严峻.在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必须尽快提升前瞻的、主动的逾期与不良资产管理能力,方能应对外部环境持续带来的信贷风险挑战,抑制不良率的持续攀升,以适应新形势、新发展的迫切要求.
（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未来仍将承压
2017 年,受宏观经济阶段性回稳等利好因素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行压力有所缓解,但考虑到不良贷款增量仍较大,且贷款规模较快增长带来的稀释作用也是不良贷款率走平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仍难言见顶,未来商业银行的潜在信用风险仍将继续暴露,不良贷款主要增长领域的风险管控压力仍存,商业银行处置及内部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仍面临挑战,但不良贷款率将保持平稳或略有下行.
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进入新一轮周期
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出放缓并趋于下行的走势,银行业的整体盈利增速也随之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已经成为行业预期的共识.目前,摆在中国银行业面前有两大任务,一是加强资产风险管控,减少新增不良资产；另一方面,要持续开展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工作,解决问题,甩掉包袱,最终达到资产回收最大化的目的.在本轮不良资产处置的周期中,除了传统的自主清收、核销、对外转让等方式外,不良资产证券化和债转股等处置手段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消化不良资产方式.
目前,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自主清收、核销和对外转让,目前三种处置方式的占比大约各占1/3,未来对外转让占比将逐渐提升.
银行的自主清收主要通过委托诉讼和委托催收公司的方式完成.前者主要适用于有担保的不良资产,但是诉讼的周期长、执行起来较困难,而且银行通过自主清收处置不良资产很难避免利益输送的问题.催收公司主要服务于银行的个人信贷类不良资产,以信用卡逾期为主.核销是运用银行的风险准备金冲销坏账,过去三年银行业已累计冲销不良贷款近2 万亿元.
对外转让是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主要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自2016 年以来,市场化不良资产处置细则逐步落地,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松绑,“4+2”的市场格局逐步形成,AMC 扩容为商业银行通过对外转让处置不良资产提供了更大操作空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仍占据着核心地位.2016 年10 月22 日,银监会向省级政府下发《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其中允许确有意愿的省级人民政府设立两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同时允许地方AMC 以债务重组、对外转让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且对受让主体不受地域限制,同时鼓励民营资本入主地方AMC.地方AMC 扩容后,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百舸争流的格局进一步打开,地方AMC 容量有望翻倍,不良资产收购行业竞争将进一步加剧,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有望得到进一步的市场化定价,提高处置效率,增强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能力及收益.
伴随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一度处于暂定状态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于2016 年2 月重启.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持续走高的背景下,不良证券化产品一方面为银行提供了新的不良资产处置途径,改善了银行财务指标和监管指标；另一方面也为更多的投资者提供了产品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杠杆率高企,银行资产质量压力不断增大.大规模实施债转股一方面可以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另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财务杠杆和财务成本,缓解企业经营压力.预计债转股将成为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重要手段以及当前国企去杠杆的重要途径.
2016 年10 月,正式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政策推进新轮市场化债转股序幕的拉开.此外,各地方政府还积极出台地方性政策推动当地支柱企业进行债转股,债转股项目有望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自2016 年年底以来,积极鼓励支持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等金融政策缓解企业债务压力.2017 年8月7 日,银监会印发《商业银行新设债转股实施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针对债权收购实现难度大、资金募集难度大、监管和配套政策不到位以及退出机制不健全等常见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明确规定债转股实施机构应由一家境内注册的商业银行作为主出资人,且持股比例不低于50%；最低注册资本不低于100 亿,且必须是自有资金.
市场化债转股顶层设计落地后,各地方政府积极出台地方性政策推动当地支柱企业进行债转股.总体而言,地方文件较文件更接近具体实践,但也显现出了地方政府较政府在债转股实践中干预程度更大.以河南省为例,2017 年3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南省属国有企业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推进工作方案》,提出对建设银行与安钢集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平煤神马集团已签订协议的350 亿元债转股项目,省政府国资委、省发展改革委、工商局、河南银监局、证监局和建设银行,相关企业等要加强协调,加快推进,确保尽快实施.
本次债转股与1999 年的政策性债转股最大的不同就是市场化原则.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的实质是财政兜底、化解债务危机,各方主体利益均可得到照顾,因此推动起来相对容易,债转股规模较大.本轮市场化债转股在企业甄选、结构设计、交易对价、投资主体、退出机制等方面都强调市场化的原则,要求各方在博弈中达到利益的平衡.
在企业的选择上,政策鼓励面向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从交易结构上来看,本轮债转股市场化模式多元,为企业降杠杆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操作机制；从操作模式来看,结合本轮市场化债转股顶层文件政策要求以及落地的实际案例,已实施项目的“募、投、管、退”全流程呈现出资金募集方面、实施机构方面、运营管理方面的特征；从退出机制来看,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较上一轮债转股时更为发达,因此股权以二级市场退出为主.
在市场化债转股的政策助推下,债转股项目在微观层面的落地不断加快.目前,已经有70 余家高负债企业积极协商谈判达成市场化债转股协议,协议金额超过1 万亿元.此外,通过分析去年顶层文件落地至2017 年7 月底已落地的57 家债转股企业可以发现,当前债转股项目具备集中在钢煤行业、中西部地方为主、国企主导、拥有上市平台、信用资质较佳等特征,且在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杠杆率等方面已经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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