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君子人格型态,本文是君子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跟君子和嵇康和君子人格型态有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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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时期的士人中,嵇康可谓是用生命诠释“君子”的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说,嵇康的君子人格型态,既有道家情操,又不失儒家风骨.这种儒道结合的特点虽然不是首例,但却形成一种新的人生格局.“我”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单一的维度,而是随情况发展自由转化角色.在“朝不保夕”的魏晋年代,儒道结合的君子人格是士人们难能可贵的精神依托,此“君子人格型态”在当下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一、“游心太玄”的生命境界
“ 梅、兰、竹、菊” 在古代被称为“四君子”,嵇康偏爱对“兰”的使用.如：春兰、秋兰、兰渚、兰蕙、兰圃、兰池、馨兰、蔼兰、兰苕等.兰,空谷幽放,幽雅空灵,一个“幽”字道出其中“精致”.“幽”,有“深”的含义,与“玄”互通.通览嵇康的诗与文,会发现他极为渴望一种高远飘逸的境界,即“游心太玄”.嵇康在《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从诗中可看出嵇康向往高远飘逸,折射出的是他对现实中污浊社会的厌恶与无法脱离其中的无奈.在司马氏集团取代曹氏集团的过程中,多数士人无法置身事外,“竹林七贤”先后有“六贤”以不同的方式或真或假的融入了司马氏集团,唯独嵇康坚持自己心中的信念,不同流合污.他在“避地河东”之时所著的一首《游仙诗》,更能表现出他渴求离世脱俗的信念：“飘遥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南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临殇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诗中所描绘的仙界气息,让人心驰神往,但他真的想成仙吗？非也.他渴望的是如同仙人一样遨游太和.其实,嵇康是以游仙之名, 行玄理之实.
“游心太玄”之“太玄”,可理解为老庄所说的“道”.在中国哲学中,“玄”乃是万物之始的“道”,也是幽暗深远、神妙莫测的最高本体.《老子》中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扬雄《太玄》亦曰：“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可见,嵇康的太玄与老子、扬雄之“玄”,都是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至高之“道”.太玄之境,即是理想的自由境界.在嵇康的诗文中,还出现了不少与“太玄”含义大致相同的词汇,如“泰清”、“太素”、“玄虚”、“玄默”、“太和”、“大象”、“玄艺”,这些都指自由玄远之境.从这个角度看,嵇康没有违背“老子、庄周,吾之师也”的主旨.他索求的“游心太玄”,是一种体验,心与道合,于是我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一种淡泊朴野、闲适自得的生活.然而,“游心太玄”只是嵇康的生命之境,他还需面对社会,面对生活本身.
二、“越名任心”的养性修身
嵇康视野中的“君子”,能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教”是追求合乎自然的名教.“任自然”是追求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自然本性.名教与自然问题,本是社会问题,然而个体生命与之息息相关.“越名任心”就是从生存论的角度出发,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是君子能够养性修身的起点和归宿.
《卜疑》中的“宏达先生”,是嵇康理想中的君子形象的体现.君子“机心不存,泊然纯素”的形象的设置,汲取了道家思想元素.所谓“泊然纯素”、“与天道为一指”,就是道家理想人格的形象,这种人格可以游心太玄,俯仰自得,得意忘言.
嵇康将君子的内涵归结为两点：一是“ 心无措乎是非”, 二是“ 行不违乎道”.“心不措乎是非”是“心”不以外界的是非毁誉为念,即君子根据自己的“心”的要求“自然而然”地开展其生命活动.“行不违乎道”,是君子的具体行为不违背“道”的规定,以“通物为美”.“通物为美”就是“应物”但不累于物,“情”不系于“所欲”.
在《答难养生论》中,嵇康批评了以欲为性、以从欲为自然的观点.他说：“今若以从欲为得性,则渴酌者非病,淫涵者非过,桀砣之徒皆得自然.” 在嵇康看来,“ 欲”是不断满足自己的动物性存在,会导致“役身以物,丧智于欲”,而无法达“性命之情”.不为外物所役,首先要“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循性”是对“嗜欲”的超越, 即是循自然之性,“禀之自然”、“归之自然”、“任自然以托身”.其次要“淑亮之心”.“心”对事物的分别之“知”,会产生是非、好恶之价值判断,这种心“知”积存于心,久之形成主观成见.心有成见,从而与人对立、竞逐之心.
儒家的君子人格是以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为基点,从内向外而扩充之,从而形成“内圣外王”的格局.嵇康赞扬“仲尼兼爱”, 称其为君子, 认为儒家“达能兼善而不渝, 穷则自得而不闷”.在《管蔡论》中, 嵇康称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为“三圣”,并赞扬他们的事迹,足以说明嵇康深厚的儒家素养.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嵇康说的“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说明他是以“君子”的要求作为行为准则.嵇康一直关注时事,抱有治世之志.他赞美古代治世圣贤,并且希望经过“至人”、明君的治理,社会达到上古“治世”的局面.嵇康极其重视君子的人格操守.在《卜疑》中,“忠和佞”“义和利”“诚和伪”“正和邪”之间的对立,选择前者或后者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乱世之中,选择前者必定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嵇康以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
三、“以志抗命”的独立精神
儒家认为,知命是达成君子人格的必要条件.“知命”指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知道人力有达不到的极限之处,它是无法超越的客观限制.孔子有“知其不可而为之”气概,知命的穷通、极限,但却不放弃主观的努力.那么嵇康是如何看待“命”的？他在《幽愤诗》中说:“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在《琴赋》中说“委性命兮任去留”,嵇康似乎并不在意生死寿夭.
他在《养生论》中又说：“似特受异气,察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人禀气而来,是“禀命有限”的,必须“导养以尽其寿”.这是说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既不能长生不死,但也不会只有百年,只要导养得理,就可以达到自身寿年的最大值——“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为什么一方面不在乎“性命”之去留,另一方面又希望养生长寿？从政治上讲,嵇康的养生思想不排除避世逃祸的含义,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嵇康的性命导养之说实际上是反对儒家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天赋予人者为“命”,人所禀受者为“性”,“命”所给予的“性”,是需要个人的辅助调养才能实现的.人的性命是自然的禀赋.
嵇康曾与阮德如辩论“宅”有无吉凶的问题,仔细寻味,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是嵇康对“天命”、“命”的怀疑甚至是的精神.阮德如说：“ 夫命者, 所禀之分也； 信顺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嵇康反驳道：“ 必若所言,命以信顺成,亦以不信顺败矣.若命之成败取足于信顺,……安得有性命自然也？”嵇康指出“相命”与“信顺”是不可并存的,“信顺”即“不可为、不可求、而暗自遇之”就是说人配合天命的行为必须是“无心”的,不能有意强求.不可强求为何还提倡养生？这岂不矛盾？嵇康所说的养生,是采取一种无心无意、顺其自然的态度.清虚静泰、养神的各种技术做到了,自然而然就长生了,不需要为了成仙而孜孜追求.因此他说:“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嵇康反对宿命论,极力肯定人的主观努力.在他看来,人能不能“尽性命”还要看人的主观努力.人的生命,可以因“愚于用身”而夭折,也可以因“智而善求”得长寿.
因此,嵇康重视人的“志”.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后千百年来,儒家都不曾将“志”抛离.在《家诫》中,嵇康语重心长地强调“志”的重要性.“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在嵇康看来,作为人必要有一定的志向才行.不仅要立志,而且要守志,无论穷达,都要守住心中之“志”.(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科院哲学所)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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