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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社会想要根除贪污,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世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更带头腐败,为*们树立了榜样.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形势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暴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素质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败亡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而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地方督抚大多数陷入腐败的泥潭,然而他们的腐败比起京中权要,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规定,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彼时,“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竟然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王廷赞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亶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钱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命令各级政府编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人捐了监生,收银15094750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亶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没有人揭发过.
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史以下县令以上官员113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级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这些读四书五经出身的朝廷命官,无一例外廉耻丧尽.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罪行,居然无一拒绝,反而争先恐后.他们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捐粮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大抵也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王亶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亶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两个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样大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皇帝才恍然大悟.腐败到首席军机大臣,这个国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严格按大清律查处,甘肃全省处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政府运作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56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秋,皇帝降旨：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等56名*正法.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贤良祠.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著有《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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