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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尽狂沙始见金论文参考文献：
王龙
明治三十四年（1901）二月三日,福泽谕吉终因宿疾脑溢血复发,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噩耗传开,日本全国上下,同悼巨星殒落,全国报刊杂志连篇累牍进行报道,众议院也破例对其发布吊词.福泽身后备极哀荣.在日本今天流通的一万日元的纸币上,赫然印着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头像.他就是被喻为“日本伏尔泰”福泽谕吉.二〇〇二年八月,日本银行宣布发行新纸币,其他面额的人物头像均被更替,惟有福泽的头像得以继续保留.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日本人仍然不敢忘记这位伟大的先知式人物.
一九二二年的中国杭州,康有为的人生大戏还未正式落幕,却已经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有一天他忽然看到杭州街头有一家剧场正上演《光绪皇帝痛史》,好奇之下急忙购票入观.在剧场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看到舞台上演出维新变法的一幕幕昨日好戏,康有为唏嘘良久,回家后赋诗两首,其一为：
电灯楼阁闹梨园,笳鼓喧天万众繁.
谁识当年场上客,今宵在座痛无言.
大幕落下,一句“谁识当年场上客,今宵在座痛无言”,端的是千言万语,欲辨还休.
十九世纪下半叶,同样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日本和中国先后进行了变法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是昙花一现,迅速失败.两场国家大变革的结局,为何如此天壤之别？康有为和福泽谕吉作为这两场变革的“精神教主”,在个人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不但决定了他们迥然有别的人生际遇,更深刻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道路,对于今天知识分子的人生志业,想来也不无启发.
戊戌变法的尴尬处境
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戊戌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
刽子手的屠刀,寒光雪亮.临近午时,行刑时间到了.“六君子”被推上刑场强按在地.谭嗣同大叫：“某有一言！”官军机大臣刚毅扭头不理.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悲愤地仰天长啸：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刚毅提起朱笔,将六个名字全部勾掉,掷笔于地.六名刽子手同时抡起钢刀,六颗头颅同时跌落尘埃.红雨纷飞,遮天蔽日,菜市口一片.其时,杨锐血吼丈余,“冤愤之气,千秋尚凛然矣”.刘光第尸身不倒,观者惊惧不已.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落下苍凉的帷幕.
当“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一些看热闹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自从六君子被逮捕审判,许多此前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京官噤若寒蝉,多所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株连自己,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红墙内的慈禧太后微笑了———她把这场喋血的表演精心安排在菜市口,就是要公开告诉人们,这六个家伙实是罪不可赦,不杀无以平民愤.而大清子民们也欣然认同了这一判决,目睹这惨烈的一幕后,他们默默地告诫自己乃至子孙：王法无情,谁要想冒犯大清的铁律天条,这些乱党的下场就摆在眼前.
谭嗣同被捕前慷慨吟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武装力量.连他们死后的尸体也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之下.后人在他墓前的华表上刻有一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山河无语,苍凉浸骨.变法失败后逃至海外的康有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复生,不复生（谭嗣同字复生）也；有为,安有为哉？”
而在老百姓眼里,“康党”根本不值得半点同情,他们都是一群瞎折腾的“白脸奸臣”,正如维新派也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不可救药一样.戊戌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观者数万,咸呼曰‘看大奸臣！’”还有的人议论纷纷,说从这老头子的面相打扮看,富贵已极,为什么还不知足,竟然想做皇帝呢？众人异口同声要求将他杀了省事.在他们眼中,张荫桓就是康党,康党就是谋朝篡位想当皇帝的乱党狂徒.那时顽固派造谣“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无稽之谈,却在城乡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甲午战败后,北京城里街谈巷议,痛骂李鸿章之余再加上康有为,同斥为“卖国奸贼”.八国联军破城入侵,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领洋兵进来的！（《庚子纪事》）
泱泱神州,从上层顽固官僚,到下层普通百姓,在苍茫的中国大地共同结成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哪怕是石破天惊的狮子吼,一进入这个“黑洞”就变得杳无踪影.他们想代表人民说话,可人民好像并不需要他们代表.
行走在这个昏睡的帝国,他们的背影显得那么孤独凄凉.面对这样一个充满荒谬迷惘的国度,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国的《纽约时报》以《缺乏民意支持导致维新运动失败》为题报道：
如果让清国人民自己来决定应该做哪些事情的话,那么他们毫无疑问地会把这个难题又打回到那些必须处理这些难题的人们手中,也许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什么事情都依靠当权者来决定的习惯几乎已成了这个民族的本性.清国人民对当权者在博得人民信任后又反过来对人民进行巨大欺骗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祖祖辈辈都毫无例外地忍受过来了.大量过去的事例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被欺骗.
一场初衷即为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变法运动,竟然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最后演变成无人喝彩的政治独角戏.维新派与一般民众的隔膜之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为一种敌意.“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许还不如他们夕阳古柳下的一场评书有趣.可见康有为领导的这场维新运动遇到了一个多么复杂尴尬的环境.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廊中,很少有像康有为这样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的人物了.
无论生前身后,他那惊世震俗的脾气言行,引来多少赞颂叹服,也就有多少批判质疑甚至唾骂之声随之而来.他是沧海茫茫中破空而来的一只稀世之鸟,那凄绝怪异的一声声惊鸣长啸,在滚滚尘世中掀起的万钧雷霆,至今余音不绝,毁誉难分.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是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屡试不举的康有为的自况之作.他那种欲与孔子比高的狂态,那种乐利自信的心胸,在这部电视剧中常令人跃浮脑际,经久难忘.
强烈的自信心,几近于自夸,是康有为最显著也最为世人诟病的性格特征.
他似乎从一出生就不知道谦虚为何物,很早就以天才自居.十二岁那年,他看完龙舟竞赛,即席写出一首四十句的长诗,周围人诵读之余,无不惊呼为“神童”.这令小小年纪的康有为尝到了颂扬的滋味,颇为心喜,遂自以为高其他同学一等,“大有霸视之气”（康有为：《自编年谱》）.从此他对公然炫技、众人追捧有了一种自恋般的痴迷.多年后,仍然如此.当他三十一岁（1888年）访问北京时,与京城的学者们辩论斗智,他回忆道：“是时,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谦虚显然并非他的美德,相反甚至到了孤芳自赏、自我表扬的地步.
当是时也,他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劲头无可阻挡.自信之余,简直目空一切：“天生我聪明才力过于常人,岂天之私我哉？令我为斯民计耳”.狂傲如李白者,也只是期许“天生我材必有用”,而康有为则直接分身出另一个自己来,拍着自个儿的肩膀说：老康啊,真有你的！老天爷给你这么个稀世绝有的花岗岩聪明脑袋,他老人家哪儿是对你个人有私心啊,他是专门派你来拯救黎民百姓的啊！
凭心而论,康有为一生的雄辩、满腹经纶常人实难以匹敌.他博闻强记,识见深广,无异于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人物.诚如梁启超所说：“先生脑筋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一事片言而决,凡事物之达于前者,立剖析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再复杂的事情,他也可以抓住要害,几句话就打发了.梁启超十七岁那年已是一个举人了,而大他十五岁的康有为却仍是一个秀才.但当梁启超第一次听到康有为讲课时,那种咄咄逼人、高谈阔论的劲头顿时令他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深愧自己才疏学浅.从那以后,梁启超就绝了仕途科考的念头,专心师从康有为.“秀才先生,举人弟子”的情形世所罕见.
康有为的绝佳口才在戊戌变法之前的一场辩论中表露无遗.一八年的正月初三,奉光绪帝旨意,总理大臣们破格召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这是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正面交锋和尖锐论战.顽固阻挠变法的荣禄根本就没有把这小小的六品主事放在眼里,一上场就有意刁难,冷冷地使出杀手锏：“祖宗之法不可变！”他试图用“祖制”的大帽子压住康有为.谁知康有为不紧不慢地从容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怎么可以一味墨守成规遵循祖宗之法？比如今天的这个地方是用来*外交事务的,祖宗之法里就没有这一项.因时制宜,变法是不得已必须做的.”三言两语就驳得荣禄哑口无言,而康有为仍继续口若悬河般滔滔不绝,气得荣禄脸色铁青,拂袖而去.
康有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智德能力,他的桀骜不驯、自我神化,发展到后来连孔夫子也不稍让.他认为自己与生来就与负有天命的孔子完全一样.到民国六年（1917）,他还坦承“吾少尝欲自立为教主矣,欲立乎孔子之外矣,日读孔氏之遗书,而吹毛求疵,力欲攻之.”在一首诗里,他甚至提到自己出生时,像很多帝王降生时的异兆之象：“大火赤流屋,子夜吾生始.”
自信心固然为一领袖所不可无,但若过于自信,则必损害于信用,流于幻想,以至于自欺.康有为过分自信也使他作出欠缺考虑的判断.在他的变法方案里,曾有一个秘密的迁都计划.在他看来,北京实在是太保守,“旗人环拥,旧党弥塞,下至市侩吏胥,中则琐例繁札,种种皆亡国之具”“非迁都避之无易种新邑,不能维新也”.因此,光绪皇帝只要带一些人,逃到上海去,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解决.他的主张越来越激烈,难怪旧党会觉得他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在毁大清朝的根基,而光绪皇帝在他的指挥下,也越来越手足无措.
康有为这种惟我独尊的王者之气,好奇猛进的“教主”派头,日益演化成正邪难分的司芬克斯之面,连支持变法的一派大臣疆吏也看不下去了.最后,戊戌变法既未得到留学生的直接参与,也未得到实力派李鸿章、张之洞的协调与合作.最致康梁非议四起,孤军奋战.本来对变法颇为支持的张之洞对康之批评也日见严厉,甚至将其民权、议院等说斥之为“谬论”.很多人更是指责他武断自夸,高傲争权,辜鸿铭称康有为和他的信徒们为“极端派”“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钱穆形容他是一“领袖欲至高”之人.连外国人后来的著作中也觉得“很难宽宥康有为的个人动机,以及夺权的”.
但康有为一旦认准了的道,九头牛也拉不回.梁启超就评价这位老师说,只要他认准了的事,不管学术、治事决不迁就,所以时人才责怪他武断、执拗和专制.康有为从不理会别人的感受和社会成规,也从不愿听取旁人的意见,他对明代改革大师张居正的名言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也.”他结婚时（1876年）为了“原则”,拒绝闹新房的风俗,根本不理会亲友们不高兴；他中举那年（1893年）,不遵守相沿已久的习惯,拒绝称选拔他的考官为“师”,一般士大夫纷纷谴责他“数典忘祖”；即使涉及到他的变法宏图,在光绪召见他后,刚毅让他在总理衙门供职,他认为位卑职小,有辱于他,乃拒绝赴任.
变法失败后,一位英国外交官一针见血指出,康有为“极富于幻想”,“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因为“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他的建议不是被忽视,便是惹起反抗.”由这样一个理想家、“宗教家”来充任中国改革决策与实践的大任,既是这个时代与文化的自然结果,也恰恰是这场变法运动的不幸.
流亡海外时,康有为的人格矛盾充分展示出来.
一九〇〇年,他宣称筹有巨款和相当数量的军队可以勤王,事实上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流亡海外后,更是扯虎皮作大旗,拿出伪造的光绪“衣带诏”四处招摇,俨然以“帝师”自居,后来连梁启超也看不下去了,直接写信劝诫他：“常作大言,与中山无异,徒使人见轻耳.”
他一向注重感观享乐和奢华的生活.他视自己为圣人,却完全不拘生活小节.先后纳妾六次,其中两名女子都只有十七岁.在这一点上,主张男女平等的福泽说到做到,终生只有一位妻子.康有为在海外完全依靠华侨捐资过日子.他对人说这些钱将全部用在国内改良变法的大业上,实际上却大都用于他个人的豪奢享受上了.康公馆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之家.当时他还有五位妻妾和六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十个女仆、三十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另外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养士”.
这么多的宾主成群,光是消耗上等白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一百七十六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四百银圆以上.有时海外朋友问他钱到底用哪儿了,他理直气壮地回答：“用于不可言之事！”
为了募集捐款,他不惜四处大肆渲染张扬光绪帝对他如何之好,并篡改光绪要他“设法相救”的密诏广示众人,完全不顾光绪此时正身陷囹圄,此举恰好证明这位倒霉的皇帝“里通外国”,从而招致慈禧变本加厉的仇恨和迫害.可以说,无论是站在“忠君护主”的角度,还是人情道义的立场,他都失去了政治家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学人陆乃翔、陆登骙所著《康南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总结得很精到：他每天戒杀生,而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
务真求实的福泽谕吉
极端的自信导致康有为的眼中只有皇帝圣明,而不屑与草根大众为伍.康有为领导下的维新派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大清朝新旧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维新派一无兵二无钱三无地盘,但对于民众的力量却十分轻视,甚至加以敌视.对起义的群众不但不予同情支持,反斥之为“乱民”“会匪”,主张镇压.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维新派不但没有坚持积极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争取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而借口“民智未开”,高高在上地拉大自己和民众之间的距离,抬高自己的同时却丧失了来自民间那股巨大的力量源泉,这不能不说是维新派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一着败棋.
而福泽谕吉难能可贵的是,他一方面致力于新思想新文明的传播,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工作和自我角色神圣化,把自己孤立于民众之中.在内忧外患的逆境中,福泽立志与封建专制作斗争,并以谋求民权独立、国家富强为己任.他早岁学习兰（荷兰）学,后又自修英文.他曾三次游历欧美,谙熟西方文物制度,一生致力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共有六十余种著译,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为日本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福泽信奉中国传统的告诫：喜怒不形诸色,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冷静和镇定,不愿加入面红耳赤的争辩.他对学者的使命和局限有着清醒而明确的认识：
“我不特别地急于证明我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它证明有效,很好,如果无效,那就很不幸.（但是）我无意对我的立场在遥远的将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福泽既不夸大伟大人物的启蒙作用,也不强调政府的权威,而是强调全体民众的智力和“时代精神”.
他既肯定启蒙者的工作,又肯定被启蒙者的能动.在他看来,文化英雄的作用不在于他们的才能超越了民众,而在于他们从民众的要求中汲取能量,汇聚成时代精神.
与中国的传统官僚吟诗作赋、明哲保身相反,在日本的武士们看来,“科制时文”“虚文卑弱”是绝对不能治国的.由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主张“身心合一”“亲身体感”使武士们形成了注重实际,躬身践履的品格.正如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说武士们“认为知识本是不应该作为目的去探求,应该作为获得睿智的一种手段去探求.因此,那些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人,便被看作只是一架能够遵照要求吟出诗歌、名句的方便机器”.日本的知识分子没有科举制度的束缚,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此得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他们奉行的原则是：“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武家诸法度》）.
和康有为的言行不一迥然不同,福泽坚信自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言行之间不容许有丝毫分离.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文人的虚伪.“他们宣讲四德：忠,孝,仁,义,然而一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中有的人过着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诗,热衷于书法.”因此,福泽决定不作诗,也不钻研书法.
福泽对于儒教那些欺世盗名的言行作派,反感至极.比如儒教主张的所谓“孝”的观念,他就深不以为然.孟子曾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福泽反对孟子的说法,认为“对于提倡违反天理,倒行逆施的人,即使是孟子孔子,也不必有所顾虑,仍当视为罪人”.福泽谕吉尖锐地批判当时劝人行孝的故事,比如中国《二十四孝》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夏天的晚上,一个孝子在自己身上洒酒以喂饱蚊子,免得蚊子再去咬父母.福泽谕吉认为这个故事非常愚昧可笑,他说拿沽酒的钱去买蚊帐岂不是更明智？
武士家庭的尚武精神和阳刚之气深深影响着福泽,使他一生崇尚务真求实.他的家中甚至没有一件乐器,因为乐器被认为不符合武士精神的.他从不耻于做学士文人通常认为低贱的杂事和体力活,这和四体不勤的中国儒生完全不同,而更多表现出日本武士文化务实的特点.福泽也没有中国式文人鄙视商人和物质财富的心理,他少年时代一次回答老师提问时,说自己的理想是做日本最富有的人,然后随心所欲地花钱.他重视子女的饮食甚于衣着,重视体质强健甚于学识渊博.因为坚信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福泽的孩子小时候甚至不会因为看书而受到赞扬.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没有太多的感伤情绪和逃避态度.福泽的儿子赴美国留学后,福泽在致子女的信中说,你们与其回国后成为苍白虚弱的学究,不如不学无术而身体健康.
正是这份健康平和的心态,使得福泽一生都积极但不狂热,满足但不自欺,从不怀恨抱怨,也不急于获得表扬,从而连续稳定地完成了日本民族的思想启蒙工作.这与康有为从早期的亢奋不已到后来的消极颓废,从狂热激烈到后期的进退失据对比深刻.
人格缺陷成了失败的导火索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康有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这导致康有为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对于光绪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康有为顶礼膜拜,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派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
然而,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不广结盟友,却打草惊蛇,四面树敌,杀气腾腾地直接向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荣禄公开挑衅：“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试想荣禄何许人也？他是慈禧最倚重的心腹重臣,官场老手,手握雄兵,岂能容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般威胁,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无比的宰相地位,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敢于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终仍然归于惨败,遑论康有为一个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康有为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也许是为了震慑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但这种情绪化的言论固然非常痛快,却缺乏改革家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无可避免地引出政坛动荡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堂弟康广仁对康有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在一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在刀丛林中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光绪推进变法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连老谋深算谨言慎行的袁世凯也对他所用非人的缺点洞若观火,苦心劝谏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变,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当年血气方刚的康梁一派对此置若罔闻.好冲动的书生康有为与好冲动的光绪皇帝结合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
文人与官场：永远纠结不清的难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是康有为七十寿辰.就在前一天,有人由天津抵达上海,带来末代皇帝溥仪题赠的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和玉如意一柄,为康有为贺寿.康有为受宠若惊,伏地痛哭,亲自起草《七十赐寿谢恩折》计一千多字,由书记用小楷清缮,石印千份,分赠祝寿贺客,以示皇恩浩荡,没齿难忘.他在《谢恩折》中感激涕零地说：
臣海滨鄙人,文质无底,虽十三世为士,而门非华腴,既四十岁而无闻……（先帝）择臣于侧陋冗散之中,咨臣以变法自强之业,谕臣专折奏事,由是感激,竭尽愚忠.
言行作派,完全仿效诸葛亮《出师表》,散发出愚忠的陈腐气息———尽管此时已是北伐军浩浩荡荡、除旧布新之时,革命思潮席卷神州之日.
康有为的一生,始终未能摆脱传统文人与专制皇权和官场难舍难分的关系.辛亥革命后,他宣扬尊孔复辟,还与军阀张勋拥清废帝溥仪登基.直到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还亲往天津觐见探望.
他的脑袋虽然进入了新时代,脚却留在旧时代；他在十九世纪是挺立潮头的时代骄子,在二十世纪却成为画地为牢的落伍者.他也曾力主要“通世界之识,养有用人才”,但他本人得遇圣主、感恩保皇的思想终生根深蒂固.个人际遇的宠辱悲欢,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扰乱了他作为一个学人平和的心境,使他过早地与政治牵扯不清.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尊荣与诱惑,对于谁都无法拒绝.康有为曾颇为得意地说,康家十三世都是“士人”出身,未尝有一人执过其他的行业.托身明主、展才济世,从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只不过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康有为从光绪忧国忧民、开明求变的表现中,似乎拨云见日,寻觅到了士大夫们祖祖辈辈渴盼至极的明君贤王.
康本人十一岁即丧父,与母亲和幼弟相依为命,穷得“不能出游,不能购书,乃至无笔墨.”（康有为：《自编年谱》）他前半生执意科场,却六次应考失败,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个人心理产生的刺激是不可低估的.谁知柳暗花明,他也许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居然能步入深宫红墙之内,直接得到皇帝的九重恩宠.
千金买剑,万言献策.他本来就是那种自视极高,行动性极强的人,天生就有一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今终于找到了一个“识货”的买家,他怎能不激动万分？
康有为迫不及待地操刀上阵了.他自然希望朝廷将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到维新派身上.在呈送光绪的变法指导《日本变政考》里,他除了强调君权变法以外,着重描绘了明治天皇对“草茅微士”的破格提拔,和对他们的信任倚重“任贤勿贰”.他一再暗示光绪要破格提拔他那一帮位卑官位的维新弟子.为了让弟子们早登高位,他不惜四处运动权要,频繁上书,甚至也不忘暗中毛遂自荐,恨不能一飞冲天.为此,他还安排早已无心于八股的弟子们继续科考,经求进入仕途,壮大维新阵容.吴稚晖曾抱怨说,他去看康有为,提出不赴八股考试,康有为举双手说好,可是后来看到梁启超等人“还去入场”,因而很生气康有为“说话不大当话”.（张鸣《再说戊戌变法》）
当是时也,维新派炙手可热,如日中天,朝中大臣趋之若鹜,纷纷以结识康梁为风雅.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康梁组织“强学会”时,不仅捐银最多（五千两）,而且让他的儿子张仅也跻身其中.康有为与张之洞一度过从甚密,在江宁一待就是半个多月,“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并不避嫌疑,以文件的形式盛赞维新派主办的报纸《时务报》“实为中国始创第一种有益之报”.张之洞曾屈节致函梁启超,力邀他来鄂一游.函中居然称二十出头的梁启超为“卓老”（梁启超字卓如）.一七年一月,当梁启超路过武昌谒见张之洞时,张闻讯大喜,“令开中门及暧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
按清朝,总督衙署只有钦差大臣和与自己品位相当的地方官员来见才开中门并鸣炮,若六部侍郎级官员来,也只是开中门不放炮,其余自两司以下,统统由角门出入.张之洞这种高规格的破格接待,充分显示出他对维新派的重视程度,也足见康梁一派在朝中声名显赫的荣耀.
在深受儒家礼仪教育的大人们看来,康有为等人上蹿下跳,只能说明他们功名心太重了.如梁鼎芬所撰《康有为事实》就说他上书奔走,皆因赴试不中,遂攀附大员,上书谀颂以求富贵,实属“躁进无品”.还说诸公看不起康有为如此轻躁,“皆甚鄙之”.
但如果仅把钟鸣鼎食、宝马轻裘当作康梁一派的追求,则未免太过小看他们了.坐镇中枢指挥变法,成就伊藤博文那样一番盖世奇勋,才是康有为的最高向往.而在以科举为正途的国度里,要想播云布雨、有所作为,康门弟子舍科场一路,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康有为坦承自己是“即业八股,以窃科举者”.维新派代表人物中西学知识最多的严复,留英学成归国后,也为谋高就,几次应科考.从某种意义上讲,“康党”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挽救危亡）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以急功近利为特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于雪耻图强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同样急不可耐的自强“狂人”.
在近代中国,儒学的浸染和西学的修养似乎都没有能给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们以默默坚持的勇气,反倒增加了他们在新旧夹攻下进退失据的尴尬和懦弱.文化人由积极入世到遁入空门、由春风得意到失落颓废并陷入虚无主义的例子举不胜举：严复晚年转向佛道、吸,刘师培从无政府主义变成保皇派,周作人由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变成晚年自闭于苦雨斋的知堂老人,鲁迅则陷入某种程度的虚无主义和文人之间的相互攻讦.而反观福泽,他一生都秉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纯粹、非功利的.他常说如果因为理想而变得贫困,那就在贫穷中生活,如果因此而变得更富有,那就把钱随心所欲地花掉.其余则笑骂由人,自己不喜不悲.这种心态,在相互间唇舌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语）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并不多见.
福泽谕吉为何拒绝做官
环境迥异,见解不同.与康有为相反,学问独立于政治,是福泽贯彻一生的追求.为了一扫几千年来政治权威的绝对价值,改变学问隶属于政治的弊病,他身体力行,终身不仕,以感召世人.其实早出生二十四年的福泽谕吉,本来有很多做官的机会,但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终其一生拒绝担任任何职务,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新的维新政权,一直以报人和教育家的社会身份出现.
对于不做官的原因,他简单地解释为“不喜欢官员的傲慢”.即对虚伪的官场文化的厌恶.但实际上,他深知,作为政治的旁观者,他可以保持清醒的观察,不必把自己卷入到纷争之中,从而集中精力从事带更根本性的思想启蒙工作.因为在日本封建社会中,学问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和附属品,完全听从于统治者的摆布与调遣.由于政治的权力取代了学问的价值,学者们把学问看作是步人政界的手段,读书只是为了做官.不仅如此,因为学者们对统治阶级阿谀奉承,以为目的,不仅损害了学术的发展,同时也助长了统治阶级的专制威权.
而福泽健康豁达的心态,和甘于寂寞的坚守,正是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所欠缺的.看一看中国文人们这些诗句吧,“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十有九八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历朝历代,书生们无不梦想挺身国难,拜将封侯.一旦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不来,就立马坐卧不宁,寑食难安.要么临风洒泪,对月伤怀,要么扯旗造反,杀奔梁山.最没用的,也要故意躲到终南山上去隐居炒作一把,三天两头借着称盐打醋的机会悄悄溜回长安,看皇上最近提起过自己没有.至于福泽坚持认为学者应该独立地从事研究而不是效命于政府.这一点大约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做到过,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本能地在政权之间选择和归附,急于效力,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政治的旋涡,而又每每在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落伍.
对于政治与学问的地位,福泽并非简单地厚此薄彼.他认为“学者们只谈要重视学问,说政事如同儿戏、不足挂齿.政治家也蔑视学问,认为学问是缺乏实用的迂腐的空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其实公平地讲,无论是学问还是政事,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学问的独立》一文中指出,学问和政治的目的虽然相同,都是为了“增进一国的幸福”,但是由于两者的特点不同,他们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不同的.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成一个人的话,学者和政治家其实都是起保护其人的作用.只不过学者是讲授平生的养生法、防病于未然,而政治家则是临病时加以治疗的人.既然职责不同,就应该各行其业.学问的事情应该只有学者才有发言权.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有一次开学术会,邀请他参加.但他的名字被写在伊藤博文的后面,由此他拒绝参加.其理由是这是学术会,作为学者的他应该排在作为政治家的伊藤博文的前面才对.
在福泽谕吉那里,政治是动态的,是活泼的；而学问是静态的,是沉潜的.一旦学问从属于政治或服务于政治,学问就会失去其方向；而一旦政治凌驾于学问,也必然贻害无穷.他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对很多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频频发表意见.他本人也没有产生过康有为晚年那种对自己的学说感到忏悔的心情.在实际的教育中,福泽也并不鼓动学生关心和参与现实政治,不直接针对学生进行煽动.他以自己的亲身体感说：
西洋诸国也曾经有执政的人指示文学的事情,成为世间的祸害；也有有名的硕学（学者）步入政坛被人取笑的例子.并且,在我国封建诸藩里,把老儒先生录用到重要职位上,非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成为藩士的障碍,那位先生也终于失败的例子也不少见.
福泽这段话,想不到后来居然成为康有为从政的不幸谶语.
康有为并不甘心长期驻守在并不显赫的思想启蒙家位置上,更热衷于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到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为帝王之师,为治世能臣.他并非高明的政治家,不擅长的事热心去做,而擅长的事情却又来不及去做.最终,他顾此失彼,一错再错,致使光绪瀛台被禁,弟子京华喋血,自己也落了亡命天涯的悲惨结局.
先秦《左传》言：“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只有精神站起来的民族,才有可能真正强大.当时无论中国或日本,维新运动中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操作都是两件迥然有别的事情,也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这两项任务不应该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日本既有像吉田松荫、福泽谕吉这样杰出的思想启蒙家,也拥有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这样优秀的政治家.而在中国,虽然也有像严复、黄遵宪这样专心于思想启蒙的人,但他们的知名度远非上述人可比.思想启蒙的担子,责无旁贷在落到了康梁头上.
正当启蒙运动深入人心、渐入佳境时,历史老人仿佛太过心急,中国就猝然到了非变法的地步不可了.甲午一役,中国惨败,部分士人引为奇耻大辱,于是国人遂奋起思有所变.对于当时的思想界而言,变法派只占少数,中间派则占了绝大多数.由于维新思想并未形成时代思潮,尚不能形成“气候”,当时社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声势并不足以推广变法运动.但群情激愤之下,危亡无日的恐惧导致变法运动的早产———启蒙准备的先天不足,与变法过程的后天失调,使一身二任的维新派勇气虽嘉,却于事无补,变法的失败也就自在其中了.诚如梁启超反思所谓“出世太早而已”.
取法西洋南辕北辙
一八七九年,康有为游览香港,第一次接触到西洋文明使他眼界大开,激动不已.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令他叹为观止,“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观视之”.回国后,康有为迫不及待地重新捧读《海国图志》《赢寰志略》等书籍,广收西学之书,如饥似渴地从头学习西学.在还沉溺于借鉴西洋的物质文明时,康有为已开始着手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了,可谓领时代风气之先.
然而,大清王朝以天朝大国自居,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几乎没有向别人学习的习惯.即使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的官员跨出国门一步.少数号称开通的大员,对近代政治原理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康有为对西学的了解和认识显得肤浅而狭窄,支离而无系统,其创造的思想体系也是中西杂烩,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而且由于他不懂外语,在戊戌变法前又没有游历海外的经验,所以他对西学的了解都是间接的,这难免与现实的西方社会有差距.
在接受和传授西学的道路上,康有为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艰难之至.他只能采取盲人摸象的方式,以传统知识来吸收、阐释近代西方文化.他用“仁”来解释西方的博爱思想,用儒家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等来解释西方的“自由”“”.在介绍自然科学时,康有为更是别出心裁地从古书中借取了“气”“神”“仁”等中国古典哲学范畴来阐释西方的“电”“热”“磁”“光”“力”等知识.
今天看来,开启民智,再造文明是一件长期、艰巨的工作,在那个时候还远远不到火候.而当时时局日艰,国难当头,只接触到西学皮毛的康、梁无暇考虑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就仓促上阵了.最终的结果是,福泽渝吉在日本引燃了熊熊燃烧的文明之火,康有为则只在茫茫中国点亮长夜之光.福泽渝吉的西学功底,远非康有为可以望其项背.
一八六〇年,福泽渝吉以一名随员的身份登上了赴美的“咸临号”；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福泽渝吉作为幕府派遣到欧洲的使节团成员搭乘英国军舰“奥辛”号,经香港、新加坡、埃及、法国、英国、荷兰、普鲁士、俄国等,详细参观和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政情、风俗.一八六七年,因幕府购买军舰“吾妻舰”（后改称“东舰”）,他作为购买团的一员再度赴美.
明治维新以前,福泽的三次游历西洋都跟军舰有密切的关系,这使得他经由西洋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所在,这也和他日后强烈地主张扩张军备论有密切的关系.三次游历考察,使他在当时的日本成为最了解“西洋事情”的人.而他的著作《西洋事情》出版后立刻成为最畅销书,有力地启发指导了明治维新政府的当局者们.
康有为和福泽的思想都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因此二人的思想具有同质性；但又因为他们生长的国内环境和文化氛围不同,因此二人的思想在具有同质性的基础上又具有异质性.由于它们不是产生于腐朽的封建母体之内,而是在西学的冲击下被迫生产出来的自我更新,所以,中、日两国的启蒙运动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认识、对待西方文化,如何调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康有为和福泽谕吉也同样面临这样的课题.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西学东渐首先是一场“中学”与“西学”的对抗,是一种地理和种族意义上的对抗,而前者事实上站在一个更优越的地位上.康有为虽然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进行西方式的社会改革,但在思想武器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学去寻找答案.康有为的学说与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并无很大不同,张之洞要保存传统中的儒学,而借自西学的不过是技器；康有为则予儒学以非传统的解释,且除西方的科技外更建议变法.因而康氏虽较张之洞更为激进,两人却都一样坚信尊孔保教与富强维新必须齐头并进.这也正是为什么康有为没能吸引更多信徒的原因.
与晚清知识界中西二元对立和中国本位思想不同,福泽喻吉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对立的根基.他从全球范围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欧洲和美国是最高阶的文明,中国、日本、土耳其并列算是半开化国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为不开化民族.欧洲文明是日本的未来前进方向.但是,福泽并没有陷入民族自卑和悲观,也没有把冲突看成绝对存在.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所有文明形态都会逐步趋向较高阶段.针对伴随西方文明而来的傲慢和残酷的征服,他并没有从道德主义的角度进行谴责,而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指出：傲慢和残酷不过是富强的副产品,最终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克服.而且文明是动态的、发展的,即便西方文明也只能说是达到了人类智慧在当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思想基础的不同,还导致他们对西洋文明的认识利用程度也不尽相同.尽管康有为和福泽谕吉都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深刻的认识,对西方文明都采取了比较积极受容的态度.同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材”的传统模式.但康有为突破传统东西文化论的方式,是提倡引进先进的政治制度,而福泽谕吉则比康有为更进一步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欲改造国民精神.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至于中国戊戌变法思想启蒙的失败,福泽渝吉进行了认真总结,他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他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像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得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
康有为当年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后来多“不幸而言中”,他的变法思想仍不失为解救中国的另一种途径.他的努力虽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他“忠实地设法免除人们的痛苦”,仍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福泽渝吉早期的文明论思想使日本能够迅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后期的国权主义思想却导致了日本以文明为幌子侵略亚洲诸国的畸形的近代化.他本人也逐渐陷入了军国主义的迷狂状态.当日本战胜大清,依《马关条约》获得两亿白银庞大的赔款时,福泽激动得掉下泪来：“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多么愉快,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见闻到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们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泪哭泣.”
不经过艰苦工作,不经过巨创阵痛,不经过几代人默默无闻的努力,中国人就不可能从巫术迷信、落后愚昧中走出来.所幸在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幡然醒悟,激愤之下,要“挑战四万万群盲”,终于开始了艰难漫长的群众启蒙.此后的鲁迅、胡适、陈独秀……一支支如椽巨笔摧枯拉朽,涤污荡浊,振聋发聩,利用小说、报纸登高呐喊,把一点一滴的国家、民族及科学常识灌输给民众,中国的地平线出现了崭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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