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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道德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7

音乐和道德的关联,本文是关于道德论文写作资料范文与道德和关联和音乐方面论文怎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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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志伟

摘 要:音乐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音乐*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艺术与道德关系的特殊方面.温和的道德论认为对艺术作品既可以进行审美评价也可以进行道德评价,作品的道德价值可能影响审美评价.即使被评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也会在其创作或接受的背景中遭遇*困境.与其他艺术相比,音乐对人的道德影响更加复杂.现代某些音乐作品充斥低俗恶俗、娱乐至上和道德虚无主义,因而音乐和道德的关系更加紧张.音乐对人的道德产生影响的方式表现为:作为独特a的声音工具被运用到具体的*情境中;通过审美情感和审美愉悦,激起人的道德情感,唤醒人的道德追求;通过塑造道德想象力,帮助道德主体重新思考*道德问题;使人的身体或精神产生愉悦或痛苦,从而对人生的快乐和幸福生活产生影响.

关键词:音乐;道德;关联;*;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YBB292);湖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中西方传统音乐*比较研究”(14C0719)研究成果.

音乐与道德的关系是音乐*学的基本问题.然而,在应用*学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之时,音乐与道德的关系对普通人而言比较陌生,甚至在*学界的探讨也不多见,更不用提“音乐*”一词的普及程度了.由于*学流派繁多,想要提出一种大家普遍接受的音乐与道德关系的理论可谓困难重重.即使困难,也要前行.在音乐和道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哲学评论”[1]469,这种关系是艺术与道德关系的特殊部分.其他艺术,尤其是可视艺术或综合艺术对人的冲击和影响比音乐对人的影响更为直接,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音乐与道德的关系.因此,我们首先探讨艺术与道德的关系.

近代以来,由于艺术家们反叛传统,不断追求创新,某些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中肆意模仿社会中的低劣状态和丑陋现象,甚至力图在创作中通过比狠、比恶来超越他人.有的画家在街头裸露上身,用刀割肉导致鲜血淋淋,还有的画家割肉食婴、以*示人,甚至以艺术为名而自缢身亡……“艺术在日益泛化中越来越背离原有的本质和精神,张扬肉欲本能,追求用下半身写作和表达,倡导精神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甚至以伤害自身、伤害他人、违反人性为目的,艺术变成了‘非艺术’甚至‘反艺术’.”[2]相信每个有良知的人看到这些所谓的艺术作品时都会产生迷惑:艺术究竟有没有自身独特的*自由?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被禁止的行为能否以艺术的名义和方式出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诺埃尔·卡罗尔在其《温和的道德论》中把这些观点归纳为四种:激进的自律论、温和的自律论、激进的道德论和温和的道德论.(一)激进的自律论认为,艺术只为自身而存在,并无其他工具性价值.它“与其他追求认知的、政治或道德的价值的社会领域截然不同”[3]470.因此,根据认识、道德和政治等价值来评价艺术作品既不适宜也不合逻辑.这种理论只关注艺术形式,认为艺术吸引人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艺术有自身的目的和评价标准,但这些与道德无关,而且道德讨论完全不适合艺术品.(二)温和的自律论则认为,艺术可以有审美、道德、认知和政治方面的价值,但这些价值自存自立互不干扰,也就说对艺术品可以进行道德评价,但道德评价与审美评价无关.而且这种理论坚持认为,“艺术品的道德价值从来不会促进其审美价值”[1]485.(三)激进的道德论认为只能从道德维度来评价艺术,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以道德为导向,艺术家的创作首先应当考虑的是道德影响,作品的道德价值比其他价值都重要,因此,艺术品的评价标准只能是它的道德意义和效果.(四)温和的道德论者则主张,可以从道德方面评价某些艺术作品(与激进的自律论相反),甚至作品的道德价值可能影响审美评价.对于某些艺术作品而言,道德影响可以提升审美价值.不过,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品都应当从道德方面进行评价,也不是每个道德缺陷或优点都会影响其审美评价.

卡罗尔认为前三种观点都不恰当,他坚持温和的道德论,认为只有它才是既合理又合实际的.我们也持同样的观点.现代艺术已经成为了个人主义及其所倡导的自由精神的象征,其价值已被尼采们提升到了极致,人们已赋予它至高无上的超越性、神圣性.然而,不管怎样看待艺术,怎样提高艺术的地位,我们都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艺术面对的总是它的接受者和欣赏者.换言之,借用列维纳斯的话说,艺术只有与接受者“面对面”时才能实现其价值的目的,艺术是一种“为他者存在”,而不是独立自存的、只为自我而存在的实体.艺术创作者与艺术接受者通过艺术品这个*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艺术创作者和接受者是现实生活中兼备审美和道德判断的人.

绝对自律论者提出艺术的目的是吸引人而不是其他认知、道德和政治方面的价值,温和自律论者也认为道德评价与审美评价无关.然而,事实上,在欣赏艺术作品时,美感和道德感同时存在,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相伴而行.欣赏者会以自身的道德知识、道德情感对艺术品进行道德判断.有些艺术作品引起我们注意正是由于它的认知、道德或政治方面的价值.例如,文学作品这种叙事性艺术品必然会引起我们的道德反应,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调动读者的道德反应和道德情感,文学作品的叙事就难以成功.所以,“激发观众的道德判断是成功的叙事性作品的标准特征”[1]475.艺术家希望通过作品愉悦他人或者通过创新使接受者留下深刻印象,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仅靠恶意炒作,违背艺术审美精神并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忽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就会被观众视为违反公序良俗的丑恶现象,因此受到抵制和厌恶.这些所谓的艺术作品如果剥掉其艺术伪装,就只是残忍的表现,或者是、和丑陋的表演,完全是假借艺术之名来欺世盗名.另外,“即使被评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也会在其创作或接受的背景中遭遇*困境”[3]6.例如,最有影响力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无疑具有非凡的审美形式和极强的震撼力,并因此获得数项电影大奖.然而正是因为其形式之美与内容之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以至很多人成为希特勒的崇拜者.然而,对它的道德判断最终影响了其审美价值,而这部作品的作者莱尼·瑞芬施塔尔虽然获得了世界级名声,但却三次因此被捕入狱.因此,考察艺术和道德的关系时,我们必须从艺术与欣赏者的关系出发;在思考艺术的背景时,也应当考虑到欣赏者的道德选择范围.当艺术作品在道德上有缺陷时,即使这些缺陷没有被发现,缺陷仍然是缺陷,而且这种道德缺陷最终将成为审美缺陷.

当然,我们并非是绝对的道德论者.艺术并非只能从道德价值方面进行评价,艺术之善并不直接等于艺术之美,道德判断并不等于审美判断.人既有道德需要也有审美需要.在对作品的评价中,既有对内容之善的判断也有对形式之美的要求.即使是孔子和柏拉图,他们也都曾提出美善合一的标准.艺术对道德的影响,是鼓励观众“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自己已有的道德知识、道德情感调动以前存在的道德力量来深化我们的道德影响,而不是学习新的道德训诫”[4]28.对艺术的道德评价与对艺术的审美评价是相生相伴的,道德反应与审美效果同样是相辅相成的.自残自虐、食人吃尸的作品丝毫不能引起人的美感,只会让人恶心和恐怖,厌恶的原因在于那些行为与人性及道德是相对抗的.因此,观众对艺术作品道德理解的方式能够提升其审美价值.

对其他艺术与道德关系的探讨能否延伸到音乐之中?音乐是否同样会遭遇道德困境?实际上,从中西方古代社会开始,音乐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争议就不绝于耳.从先秦儒家主张德性主义音乐*观,即在道德本体论的基础上界定音乐,提出“德音之谓乐”,主张尽善尽美的音乐*评价标准,强调音乐的德育功能,到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主张美善合一、音乐教育即美德教育;从先秦墨家提出兼爱尚利、非乐、禁乐的功利主义音乐*观,法家提出先务耕战、后得其乐的实用主义音乐*观,到西方传统基督教、近代道德情感论、德国古典哲学等流派或思想家们的音乐*观等等.对音乐与道德关系的反思真可谓源远流长.在现代西方*学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霍克海默尔、阿多诺等人对该问题的反思令人耳目一新.例如,阿多诺以现代生活的正确与否作为探讨音乐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基础.他提出了音乐的双重本质: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认为音乐所揭示的社会内涵是评判现代音乐进步的标准.他批判现代音乐商品和音乐消费是极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虚伪性和欺骗性,完全背离了音乐的本质和精神内涵,给音乐活动主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勿容置疑,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反思音乐与道德的关系仍然颇具启发性.现代音乐在工具理性和功利理性的挟持和绑架下,唯利是图,利用大众传媒成为艺术中最早的商品.生产音乐商品成为世界性的热门产业,而生产音乐商品的各个环节包括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传播和音乐服务等均以求利为目的,因而音乐和道德的关系以及现代音乐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加令人忧心忡忡.现代流行音乐关注个体的情感和需求,善于表达个性和自由,这是它的最大益处.然而它也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接纳、掩藏、记忆各种负面信息:吸毒、、暴力、犯罪、自杀等,并成为许多“暴力事件无可分割的伴随物”[5]83.与其他可视艺术相比,音乐对人的身体、精神、心灵的影响更加复杂、普遍,因为“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却无法关闭我们的耳朵”[3]8.因此,音乐也能像病毒一般侵入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完全无视我们的需要与感受,让人无法抵御,无处可逃.如果说噪音是一种可以引发人痛苦的声音,那么,不被恰当运用的音乐也是一种噪音,一种暴力.

自上个世纪以来,流行音乐的影响极为广泛,50年代中期的摇滚乐、60年代末的摇滚、70年代的迪斯科和朋克音乐、80年代的重金属音乐和黑帮说唱以及90年代的锐舞文化等,其中不少作品以游戏的方式消解崇高和价值,充斥其中的是道德虚无主义和娱乐至上主义,并且力图操纵欣赏者的情感,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产生极大的危害.西方社会对这些音乐流派的影响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评论,这些评论主要是针对流行音乐对少年和青年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和行为规范的影响.“这些影响来自音乐中(可感知)的性暗示和男性至上主义、虚无主义和暴力、、黑魔法和反基督的本性.”[6]266这些音乐的出现甚至导致了“道德恐慌”.例如,不少人认为摇滚是撒旦制造出来的“谋杀的音乐”(MURDER MUSIC),它造成了数百万人吸毒、、犯罪、自杀以及其他恶行.很多人惊呼:“国家的道德品质和年轻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6]2741958年,美国父母音乐资源中心成立(Parent’ s Music Resource Center,PMRC),目的在于消除摇滚音乐对青少年的潜在危害.他们的努力在的美国获得了较大成功.1985年底,一名13岁女孩购买了硬核朋克乐队死肯尼迪的专辑《弗兰肯基督》(Franken Christ),其父母发现其中特意夹放的一张海报,画面是数行紧密排列的男性,因而向州检察长办公室投诉,该乐队也因向未成年人传播“作品”而被起诉.虽然乐队主唱因微弱票数获胜而宣布无罪,但这一案件也使该乐队最终解散.在20世纪90年代,说唱音乐因为涉及男性至上、和亵渎的语言而多次受到攻击并被起诉,该乐队也因官司缠身于1992年解散.时代华纳公司曾经出版匪帮说唱艺人“冰T”(Ice-T)的专辑《阵亡统计》(Body Count),其中有一首《条子杀手》歌颂谋杀的行为.后来,连老布什总统和副总统丹·奎尔等都加入了执法的群体队伍中.在英美国家,不少百货公司和音乐零售商因害怕处罚不敢再出售涉及堕落或的唱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市场压力下,音乐产业才开始关注自我规范.然而,自我规范毕竟只是一种经济压力下的运作,在其社会所标榜的和巨大的利益诱惑下,音乐产业仍会假借自由的名义违反*和道德规范,甚至突破法律的界限,因此音乐与道德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张.

音乐对人的影响无时不在,因此,我们同样赞成温和的道德论.激进的道德论之所以不能绝对地运用到音乐方面,是因为某些音乐,例如某些器乐曲的作者在创作时,并没有用音乐来反映客观现实的意图(包括赋格曲、重奏曲、练习曲、舞曲等),而只是通过音乐抒发自身的主观情感和情绪,表现某种意境,甚至只是为了着重强调或追求音乐本身的音响美、形式美,或者体现某种体裁风格特征(例如:军队进行曲、小步舞曲、夜曲、摇篮曲等),听众在欣赏这类音乐时可依据自身的审美经验、知识素养、生活阅历和具体的心境来获取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这类优美的音乐被称为纯音乐,而这些纯音乐不能完全以道德为指向.纯音乐的张力较大,其审美价值大于道德价值.它是感性的、笼统的,它“让听者通过感受音乐之美去接近人性之美,道德之美”[7].

激进的自律论和温和的自律论不能说明音乐和道德的关系.任何一首乐曲被创作出来,必然是在诉说并表现某种情绪和意境,以引起听众的反应和共鸣.如果作品并非为了表现也不是为了诗意和内容,那么这种音符的排列就很难称为音乐艺术.同样,假如一首作品既不表现什么,又没有情绪内容和诗意,仅有音乐本身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创作也只是用音符进行数学式的排列游戏,这样的作品也就不能称为“艺术”.

虽然卡罗尔认为在某些特定的艺术门类中才能主张温和的道德论.然而,我们认为音乐并不能排除在这些门类之外.音乐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我们通过优美的旋律、动人的节奏、丰富的合声和优美的音色感受到音乐的美妙、生活的美好和价值.正如美国音乐教育哲学家贝内特·雷默所说:“虽然我们在创作或欣赏音乐时会加入自己的情感和价值观,但是音乐本身——音声的结构方式所产生的有意味的感受——才是我们需要它的根本原因以及它的根本价值所在”[8].同时,每一个人对音乐的欣赏和体验都是建立在自身价值观的基础上,“在音乐感受中不可避免地留下自我情感以及社会文化语境所带来的所指内容.如一首歌的歌词,标题音乐中的故事,一部戏剧中的政治冲突等,这些所指内容的确存在,并具有强烈的影响,成为音乐内在体验的一部分.”[4]32-33因此,音乐对人的道德和*观念会产生某些影响,而这些道德影响一方面来自于音乐艺术本身所表达的和所蕴含的意义,因为音乐本身就具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意味,这些意味中就包含着道德品质.另一方面,这些道德影响也来自于音乐之外,赋予音乐某种道德主题或思想.

在考察音乐对道德的影响时,我们发现,音乐对道德的作用和影响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表现出来:首先,作为独特的声音工具被道德主体运用到具体的*情境中.其次,音乐通过情感与道德相关联.第三,通过特定的方式帮助道德主体重新思考*道德问题.第四,对人生的幸福或痛苦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总之,音乐以其独特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音乐具有工具价值,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声音工具直接运用到*情境中,从而支持或挑战某些*规范.换言之,音乐既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也可以产生消极的作用.从庄子鼓盆而歌中,我们可以领略庄子之歌表现出的生死齐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观.希特勒数十遍欣赏瓦格纳、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音乐,尤其在召开纳粹党大会或群众集会时,或者无数犹太人被运往集中营时,响起的音乐多半是瓦格纳的乐曲,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屠杀异类的豪情.在正义战争或者侵略战争中,音乐同样可以作为工具运用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等一系列昂扬的歌曲激励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奋起救亡.同样,“四面楚歌”却使光明磊落、重情重义、正直英勇的项羽中计失败,而诡计多端、见风使舵、心冷绝情的刘邦却在最后取得了胜利.

音乐*作用的积极与否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境来考察,即考察音乐活动者如何在*情境中运用它.音乐既可以被“善”所利用,也可以被“恶”所运用,音乐之美可以超越阶级、文化和民族.同一音乐可以运用到不同的*情境中并产生不同的*作用,从而建构或解构我们的声音、环境和社会,支持或反对社会的*规范.聆听“贝多芬的 《第五交响曲》,也许引起的是捍卫元首的神圣感、民族扩张的使命感,甚至是屠杀异类的‘豪情’,也可能是坚定了保卫人的尊严,与无边的苦难和不可逃避的命运做抗争的勇敢决心和无畏精神”[9].也就是说,音乐的内容和音乐的运用与*道德发生了关联.因此,当*道德规范与音乐相遇时,它们或者受到挑战和超越,或者遭遇改变或深化.从音乐产生的积极*作用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音乐对文化、文明和世界的构建颇有益处,而且现代音乐在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因此音乐在*关怀中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其次,音乐通过审美情感和审美愉悦,激起人的道德情感,揭示人的道德状态,唤醒人的道德追求.音乐和道德作为人的精神活动和精神需要的体现,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二者的关联中,情感是桥梁和*.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它不仅感于物而发,而且能感人心,通过感人心而化人德.《礼记·乐记》指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于人心感于物也.”音乐之声源于情感,而情感的产生和变化是由于外物的刺激,而表现情感的音乐反过来对人的情感又能产生感化和激活作用.一方面,音乐通过音乐形象和特定的声音结构模拟或表现具有道德内涵的社会生活,来激发接受者的共鸣,同时唤醒道德情感.另一方面,有些乐曲虽然只有较少的道德内涵,但人们在音乐的审美情感体验中被情打动、被情所化,从而产生一定的道德情感.当人们在决定自己的道德行为时,总会伴随相应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伴随其立场、观点和生活经历而形成的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好恶、爱憎等心理活动”[10].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可以激发人们追求道德和善的热情,调动人们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道德情感是道德主体将外在的他律内化为自律的桥梁和动力.正如近代道德情感论*学家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所主张的,人的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是相通相融的,美感和道德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音乐以其强烈深厚的情感特征深入人心,它通过独特的节奏和旋律表现人的内心情感和内在世界,也使人在昂扬的或愉悦的述说中受其感化,激发和培养一种适合具体的*情境的道德情感,同时也唤醒道德主体的道德需要和道德追求.

第三,通过聆听音乐,可以塑造道德主体的道德想象力,帮助其重新思考*和道德问题.音乐审美与道德判断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通过音乐形象和感知激发兴奋愉悦感或者舒适平缓感以达到领悟音乐之美的目的,而道德判断则是按照理性的规范对一定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进行选择或评价.然而,音乐审美虽然立足于形象思维,但也受理性或逻辑思维的影响.“完全脱离逻辑思维的形象思维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会使形象思维的方向、性质和它所孕含的思想深度和社会意义被弱化,甚至步入迷途.”[11]同样,道德判断虽然遵循的是理性和逻辑思维的程序以及要求进行运作,但是道德情感对人的道德行为的调节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虽然审美主情感,道德主理性,但是审美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例如,音乐审美需要和积累敏锐性的感知和观察以及比较开放灵活的精神,这有助于形成道德主体的道德判断.因为,真正的道德判断不是固守某种绝对的教条或道德原则,而是建立在生活中具体事件和情况的切身体验和敏锐观察之上.

第四,音乐的角色、功能和地位甚至比其他艺术更加重要,它能够超越美学领域,使人的身体或精神产生愉悦或痛苦,从而对人生的快乐和幸福生活产生影响.一方面,音乐作为特殊的艺术门类,能够给人带来生理上的快感,这种快感是快乐和幸福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这种快感就很难生发出心理上的快乐,更难以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幸福感(包括美感).同时,较多临床实验证明:柔和优美的音乐使人平静舒畅,悲伤低沉的音乐使人忧愁伤感,明朗轻快的大调式音乐使人情绪高涨、心情愉悦,暗淡沉缓的小调式音乐使人忧郁忧愁.可见,音乐能够让人体验不同的情感,而这些情感经过升华后可以转化为优美或柔美、崇高或神圣的艺术情感.同样,音乐可以把人带入一种最高的幸福感.“音乐的自由空灵感是音乐给人带来的最高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中国传统道家、佛家哲学和美学追求的‘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12]

然而,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音乐作为一种伤害和噪音又会对人产生负面影响.某些节奏疯狂的音乐会传递暴力、、吸毒、性暗示等的信息,消除了美和善的本质而成为不断伤害听众的宣泄方式和暴力手段,就如同波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中所说“我们已经看到‘平静’的日常生活持续地吸收着被消费了的暴力、‘暗示’的暴力”[13].某些音乐就存在于这种舒适生活和艺术的掩盖之下,它引发多种社会疾病和社会混乱,从疲劳、自杀、神经症等这些可传染性的压抑到吸毒、嬉皮士、非暴力等集体逃避现实的行为,再到暴力、犯罪等破坏性的行为.有研究成果显示,长期受到暴力信息的影响,会使主体增加攻击性,而且会对暴力行为产生冷漠感,也减少施暴后的内疚感等.这种现象“被称为‘暴力脱敏’”[5]82.

即使并未处于音乐的噪音和暴力之下,而在不同场合不恰当地使用音乐,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也会带来伤害.例如,节奏疯狂而刺激的摇滚乐会助长人的怒气,音量大、力量强的乐曲会影响人的心脏和情绪,忧伤的乐曲会加重伤心人的悲愁.音乐在不同情境中的使用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是美妙动听的音乐,如果不分场合,反而不会带来应有的审美效果,只能给人带来称为噪音的负面影响.

随着现代音乐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把破坏乐器作为其目标的音乐作品,比如新西兰作曲家安妮·洛 伍德的作品《钢琴移植》就包含了燃烧古钢琴、把钢琴浸水、将钢琴埋入花园等内容.作曲家原本希望通过作品谴责某些钢琴拥有者将废旧钢琴不加修理出售给他人的不道德行为,然而,这种音乐直接毁坏钢琴的做法却使受众者成为伤害和痛苦的承受者.乐器不仅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它是人类音乐文化和音乐传统的载体.音乐家和乐器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人所共知的,乐器是乐手身体的延伸,如同乐手身体的一部分,弗朗兹·李斯特就曾把他的钢琴比喻成他的言语和生命.印度尼西亚人强烈反对他人从加美兰乐器上跨过去,认为乐器不只是工具,而且拥有类似于人的特殊地位,“它们本身凭借自身的实力应该受到尊重.”

当然,对人能够产生最大伤害的音乐作品是三大死亡音乐:《黑色星期日》、《忏魂曲》、《第十三双眼睛》.相传这些乐曲不仅使许多听众患上精神分裂和抑郁症,而且甚至听过乐曲的人无一生还,较多专家因为无法找到乐曲原稿或原声证明其杀伤力,因而认为这些作品并不存在.我们也宁愿选择相信这些乐曲并不存在,因为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们就是一种极大的恶.即使被用在特殊的*情境中,即使是作为以恶制恶的工具和手段,恶也仍然是恶.而且,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那么这种恶对人类的伤害就会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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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志伟,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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