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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过去近70年间,两岸在谍报领域的争夺,丝毫不亚于政治与外交上的争夺,只是更隐秘更微妙.隔海进行的情报战时有起伏,尤其是台湾针对大陆的谍报活动从未停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与大陆双方的斗争还处于“你死我活”的状态.对大陆来说,迫切的难题是解决“台湾问题”,对台湾来说,最大的目标是“反攻大陆”.因此,这个阶段台湾的间谍活动,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既有高科技的高空侦察,也有真刀的爆炸、刺杀和抢滩登陆.上世纪70年始,大陆走向世界,与美国建交,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看到军事上没有“反攻”成功的希望,暴力行为又可能产生恶劣影响,台湾只能开始更为微妙的“渗透”战术.当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打开大门的时候,两岸的谍报争夺也变得更为复杂.当“谍战”走出政治与军事领域,渗透到经济、文化活动中时,也意味着两岸的联系更为紧密.
从“军统”到“军情局”：两岸“谍战”的起源
2018年9月15日,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关于台湾间谍案的专题报道,揭露了数起台湾军情机关策反赴台交换大陆学生的案例.报道指出,国家安全机关组织自开展“2018—雷霆”专项行动以来,先后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运用人员,及时切断了台湾间谍情报机关针对祖国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就不断地派遣特工到大陆收集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
1949年之后,两岸关系非常紧张,国民党一直有着“反攻大陆”的打算,把“光复大陆,统一中国”作为终生大业.这一时期的谍报活动带有很强的进攻性和主动性,基本上是以策反和为主.
两岸的反间谍运动也如火如荼.台湾经过“肃清匪谍”运动,抓捕和处决了大量“共谍”；而大陆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也大抓大杀“台特”,这段时期,是两岸“谍战”最活跃,也最惨烈的时期.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将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女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将军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杀害于台北马场町.此案轰动台岛,当年美欧媒体多有报道.
吴石,1894年8月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先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武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日本炮兵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后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等职,深受嘉许.吴石很早就对中国有好感.1938年8月,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来讲游击战争.1947年4月,经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介绍,吴石和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与正式建立联系.1949年7月,吴石奉调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临行前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1949年10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一度失利.为尽快了解敌情变化,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员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朱枫,1905年12月出生于浙江镇海名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投身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参加革命,此后多次变卖家产,资助革命出版事业和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等.先后在武汉、上饶、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周旋于国民党党政军界高层之间,收集情报、营救同志、筹措经费.1944年底加入中国.1948年,奉调香港,在出色完成任务即将回内地与亲人团聚前夕,于1949年11月毅然接受华东局指派赴台.
1949年11月27日,朱枫抵台,即与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周后,朱枫来到吴石的寓所,从他手中接过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容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几天后,这批情报通过香港迅速传递到华东局,其中,几份绝密情报还呈送给.当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激动之余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那边（指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然而,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大批地下党员被捕杀,朱枫、吴石及陈宝仓、聂曦也先后被捕遇害.1951年,华东局组织部批准朱枫为革命烈士,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1973年,为表彰吴石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力排众议,在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当时负责台湾谍报工作的,就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后来改名为“军情局”.直到今天,台湾“军情局”仍是对大陆情报工作的首要部门,也是台湾地位最重要的情报机构,尤其近30年大陆的台谍事件,几乎都与其有关.
“军情局”总部位于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那里设有专门的间谍学校,台军内称为“山竹营区”,下设7个处、1个“情报研究中心”和1个“秘密交通中心”,其活动主要是收集大陆政治、军事情报,情况需要时还可以策划破坏、,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心理战等活动.曾任该局局长的丁渝洲披露其职责范围：“虽然我们隶属于‘国防部’,从名称来看,工作范围似乎是以军事情报为领域；但‘军情局’是‘国家’唯一在大陆执行情报工作的单位……应该以‘国家’阶层、战略阶层为主,除了军事之外,政治、外交、经济、科技,乃至于中国大陆整体国力、强点及弱点、对我方的策略,都是我们搜集的范围.”
除此之外,台湾“军情局”的主要任务还包括适时在大陆建立和发展“敌后武力”,对大陆军队进行策反和军事“攻心”,配合台军的战略性行动等.
“军情局”、“保密局”和军统是一脉相承的机构.军统建立在北伐战争之时,诞生于的国民革命司令部,时称密查组,由戴笠负责,当时负责与的斗争,搜集北伐前线军情.可以说,军统是中国现代情报机构的起源.
台湾有多个负责情报工作的部门,除了“军情局”,“中国国民党委员会大陆工作会”（简称“陆工会”,前身为国民党内负责大陆工作的各小组）最为重要.这两个部门承担了派遣或发展大陆间谍的多数工作.
除撤退时所留存的谍报人员外,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也在努力招募和派遣新的间谍.
以“陆工会”为例,其招募通常有秘密、半公开和公开三种方式.早期秘密招募的多是来自军方或曾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大都“单身未婚、在台无亲属（如家人曾遭斗争迫害）、生活工作不顺遂”,同时具备电子通讯能力等专长.后改为设置条件,进行公开招募.被招募者被分为三类：1.长期派遣.长期执行工作任务,运用公开身份掩护秘密,掩护身份与工作相一致.2.专勤派遣.执行特定工作任务,常以探亲、观光或经商名义进入大陆.3.特种派遣.以小组为单位,配带电台与必要武器,以空降渗透、海上渗透、陆上渗透等方法,派遣入区建立组织.
具体的谍报活动,往往是上述三类派遣者的混合运用.如1962年至1963年,台湾对大陆实施“飞龙计划”,向太湖地区、大别山地区、洞庭湖地区等5个地区派出了20名间谍,其中即包括：长期布建者4人,专勤派遣者15人,内线运用者1人.其任务是搜集“共党应付紧急事故,主持单位与所能调用之地方武力及目标区内防御设施阵地位置、种类及强度”“各人民公社之名称、位置、人口、编制、领导人之姓名等”“人民潜力如何,一旦导发武装叛乱获得当地人民支持程度如何”等情报.后来统计,该计划与同期之“野龙计划”,共获得大陆军事、政治各方面情报126件.其他如“六五一一计划”“十字军计划”等也大致如此,只是间谍投放地点不同.
1950年前后,台湾情报机关的工作重点是“政治颠覆,内部策反,敌后游击”.很多派赴大陆的谍报人员都没有经过专业的现代情报训练,但却是实在的党政军情报部门在编人员,派赴任务多带有暴力性质,如爆破、刺杀和武装攻击.
的红人、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台北附近设立了“求实斋”,其实就是他搞“反攻大陆”情报活动的秘密总部.他舍弃保密局正规训练特务的方式和人员取得的管道,从成千上万从大陆流落到台的单身流民中挑选人员,送到台北近郊的“蓝天海水浴场”附近的情报局所属秘密基地,接受情报训练.
训练的内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潜水训练以外,主要是爆破、、搏击、通讯,以及若干简单易学的情报技巧.只要短短几个月,训练好一批人,就可以派他们去“反攻大陆”了.
那时候,在谷正文的策动下,在大陆各省,台湾情报人员的“反攻”行动此起彼伏.、周恩来等人都经历过台湾精心策划的刺杀事件.其中有一些,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由知情人公布内幕.
专拣大陆领导人出国的机会动手
因为、周恩来等人在国内保卫严密,不容易下手.因此,每次他们出国都成为台湾间谍积极部署实施计划的机会.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按照计划,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专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
台湾方面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花50万港币买通了香港机场的一名清洁工,准备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置,谋杀周恩来.
计划十分周密,被伪装成牙膏的样子,通过了安检,清洁工安置的行动也十分顺利.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台湾谍报人员还把这名清洁工的父亲留作人质,以防止他临时变节.
4月11日下午6点半,“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中国代表团3人、记者5人以及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幸运的是周恩来逃过了这一劫.
原来,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尼总理的邀约,改变了行程.准备先赴仰光,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免于难.
参与的清洁工则悄悄搭乘香港机场陈纳德的专机飞往台湾.由于到达台湾时,计划还没有结束,此人身份不能公开,在台湾机场还因为身份不明闹出了点儿动静.当天的《大华晚报》上还刊载出一则新闻,说是松山机场抓着了一名企图偷渡入境的“香港难民”.后来,谷正文费了好大周折才将那名清洁工带走.
很少出国的也多次遭遇.一次是1949年底赴苏联的时候.当时台湾策划在大兴安岭炸掉乘坐的列车,但因为沿途防范严密而未能得逞.为了保证绝不出问题,沿途队都是几个人守一个扳道叉,的车没过之前,扳道叉都锁着,的车过了才启开.在铁轨上,队还缴获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
车到长春,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计划.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
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计划在四平路投放、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来颠覆列车,加害.结果这一情报也被大陆知悉,在乘坐的列车即将临近时刻,这批特务已被一网打尽.
大陆情报工作技高一筹
在这几次案件中,大陆方面每次都能顺利地化险为夷,和内地技高一筹的情报工作当然密不可分.国民党的多次行动,都在事先就被大陆知晓,反而利用机会挖出了不少隐藏的谍报人员.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其实周恩来在事前得到了台湾行动的密报,还通知了机场方面,可惜对方重视不足,还是导致了意外的发生.
上校军统组长段云鹏被捕一案,更是显出了双方谍报技术的高下.
段云鹏在国民党内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他懂武功,据说还是江湖大盗“燕子李三”的弟子,擅长爬墙上房,身轻如燕,因为身怀异能被国民党情报部门纳入麾下,曾经担任过叶剑英、何思源等人任务的负责人.
对段云鹏十分看重,亲自将他由上尉军衔直接提升为上校军统组长,负责京津一带的行动情报工作.上世纪50年代,段云鹏先后三次潜入大陆,组成所谓“华北行动组”,负责情报刺探工作,还负责执行的任务.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一切行动都已经被大陆警方完全掌握了.
原来,大陆已经抓获了多名在大陆和段云鹏保持联系的特务,并保留了一名特务头子,在严密的控制下让他和段云鹏继续联系.这样,段云鹏的一举一动都在大陆人员的眼皮子底下.
为了诱捕段云鹏,大陆方面利用保留的特务头子一直给段云鹏戴高帽子,营造出敌特机关要派遣来大陆执行任务非段云鹏莫属的架势.
经过几年来对段云鹏诱捕方案的精心巧妙经营,最终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及段云鹏本人都以为他亲自出马的机会到了.时任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三次找段云鹏谈话,亲自考察他的坚定性,交给了段云鹏来大陆、进行爆破恐怖行动的任务.
1954年6月底,大陆警方得到了段云鹏准备在两个月内由香港偷渡入境潜回京津的消息.7月2日,在的统一指挥下,京津两市局组织了专案组,由广州市局协同配合,在深圳、广州严密部署,一张大网已经向他张开,只等着他自投罗网.
1954年9月13日,段云鹏以香港大轮行副经理的身份,以到广州与和昌行洽商投资的名义,领到了入境签证.
14日上午9时,段云鹏准时到达深圳.从这时起,他就被机关多层次地严密监控起来.当晚7时到达广州的段云鹏,被广州和昌行的钱经理接到一家高级饭店,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当酒足饭饱的段云鹏回到房间后,几名干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段云鹏只有束手就擒.
段云鹏的被捕对台湾情报部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经过大陆警方的顺藤摸瓜,一口气破获了段云鹏手下的4个潜伏组、4个联络点,共捕获148名案犯,其骨干分子全部落网.
台湾像这样的损失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岸“谍战”中屡见不鲜.据曾任“军情局”局长的丁渝洲回忆录中透露,上世纪50到70年代,最有价值的情报都是该局派赴大陆的谍报人员用命换来的,失手被捕、死亡、失踪的谍报人员,多达近两万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主要通过高空侦察,获取大陆等情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方面从陆上派遣人员变得相当困难.这时,台湾的间谍活动,也放弃了极端的形式,而采取心理战和宣传战的形式.此外,正值大陆“”,对外来人员的审查非常严格,所以,想要渗透进来并不容易.
当时美国与大陆处于敌对状态,急于获得大陆情报,于是美台合作,在1952年成立一个负责侦察大陆的机构,代号为“西方公司”.其下辖的“黑猫中队”、“黑蝙蝠中队”使用的是美国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这种侦察机能升高至7万英尺,最大航程7000公里,续航时间9小时.“黑猫中队”的任务主要是利用拍照设备,搜集地面情报；“黑蝙蝠中队”很多时候还要负责向大陆空投文告、传单、口粮等物品.
从1961年至1972年,“黑猫中队”共完成任务122次,损失飞行员27名、U—2侦察机12架.在这122次任务中,以他们侦察大陆实验的任务最为著名.
1965年5月,大陆进行第二枚试爆前,“黑猫中队”队员张夑飞到了罗布泊上空,将感应器发射到了试验场附近,得以推算试爆的规模.试爆后,“黑猫中队”队员再次飞临大陆,“使用特别设计的一种过滤器,吸收到大陆此次试爆后在空中所产生的放射微粒加以仔细分析,科学家们就可以确定大陆这一原子装置所发生的能量,以确定他们是用的什么原料”.“黑猫中队”还对设在兰州、包头等地的核反应堆进行了空中侦察.
另一件让“黑猫中队”引以为傲的成绩,是赶在新闻公开报道之前发现了林彪的意外事故.1971年9月12日前后,“在中国大陆沿海巡航的‘蛟龙夫人’高空侦察机,突然截听到大陆防空系统一阵骚乱,所有飞机停飞,各式拦截武器全面戒备……”这些资料配合其他一些情报,“隐约地透露出令人震惊的内情”,“当时……（林彪）仓皇逃逸,所搭乘的三叉戟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成员全部罹难”.
U—2侦察机最大的功用是高空拍照.往返大陆一次,即可拍摄下4000多张高清照片.有时会亲自查看其中较为重要的照片,“一次他不经意地问起有没有他家乡浙江奉化溪口镇的照片,后来黑猫队员出勤就顺路拍了几张,冲出来的照片上王太夫人（母亲）的墓地居然一清二楚”.由此可见U—2侦察机所带相机功能之先进.
1972年,美国与大陆发表联合公报,“黑猫中队”和“黑蝙蝠中队”随后宣布解散.
上世纪80年代后,台湾主要在大陆政府中发展情报人员,间谍活动万变不离财色
20世纪80年代,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台湾人进入大陆逐渐变得容易,两岸的交流更加频繁.当时,台湾方面已经意识到不可能在军事上“反攻”大陆,因此,更多采用散发传单、发放宣传气球等方式.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83年3月出现在广东的一个标语风波.当时,在广州宾馆7楼南面的窗口,忽然挂出了一幅长约3米的标语,上面用白底黑字写着“三义统一中国”.据广州宾馆服务员反映,案发前曾发现两名港澳同胞打扮的人在七八楼活动,形迹可疑.而且还有群众发现,这两人在标语前进行拍照.很快,机关调查到,悬挂标语的正是台湾“陆工会”派遣驻香港“391”特务组的组长何恩杰和组员林泽荣.
一系列类似活动失败后,台湾的情报机构开始考虑在大陆搞策反活动,以获取必要的信息.台湾间谍进入大陆主要是三种方式：一是在短期探亲的人群中发展间谍,由于能够提供可观的收入,不少人加入这一队伍.二是通过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来获取情报,由于不少小企业主的经营压力大,所以也容易被拉拢.三是在大陆发展情报人员,从大陆的各行各业中物色间谍,从而提供更核心的情报.
除拉拢、策反普通大陆居民,台当局还投入了大量“心血”策反大陆官员.大陆的国防部署和军事动向一直是台当局的情报收集重点,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情报机构便开始积极在大陆“策反”部分高级官员和军队干部.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少康项目”.
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大陆对台军演,李登辉为了“安慰”势力,炫耀说“大陆所发的导弹不是实弹,而是弹”.此言论一出,立即引起大陆门的高度警惕,并由此揪出潜伏多年的解放军大校邵正宗和少将刘连昆.
刘连昆案发前为解放后勤部军械部部长,策反刘连昆是台湾“军情局”最重要的项目,该项目曾被丁渝洲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通过一名“台商”间谍张志鹏,台“军情局”将邵正宗策反,随后又将刘连昆拉入该组织,向台湾提供了重要情报.
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时已退休,但成为台谍后即被封为国民党军队少将.至1999年东窗事发被判处死刑,刘连昆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份达7年之久.7年间,刘连昆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
此案一出,全国震惊.然而,仍然有军内高官没有吸取教训,抵御不住金钱诱惑,不惜以身试法.2004年3月,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少将因涉及向台湾情报机构出卖军事情报被捕,这也是继刘连昆间谍案后,解放军涉案级别最高的台谍案.
发展刘广智成为台谍的贾某是一名退役军官,是台湾间谍李运溥（2003年被机关抓获）在大陆所开公司的职员.刘广智第一次是在无意中向贾某透露了一些情报,随后收到大笔金钱.虽然对此感到意外,但当他得知这是自己透露军事情报获得的报酬后,却并未及时向上级,而是越陷越深,最终成为一名间谍.
刘广智涉嫌将属于“绝密”的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空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和训练详情,以及最高领导人的绝密谈话内容交给台方.事发后,有海外媒体推测,依照刘广智的职位和级别,台湾情报部门至少可以知道一些战机的准确部署数量和基地分布情况.通过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台湾情报部门便能分析出中国空军在作战思想、实战准备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04年3月2日,刘广智被大陆有关部门“双规”.在破获刘广智间谍案的过程中,大陆反间谍部门还逮捕了另一名间谍——某市台办副主任张淮宁.刘广智的儿子也因涉案被捕.
“二刘”（刘连昆、刘广智）间谍案被认为是建国后解放军最严重的间谍案.
据公开资料,台湾策反的大陆官员,还包括：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一名局级干部,他向台湾泄露了许多有关国家经济规划和改革方案的情报；原电力部一批中高级干部,向台湾提供了很多有关大陆重要项目的信息.2003年被捕的广东省安全厅的一名处级干部,为“军情局”工作6年,收受1400万元人民币；2004年,大陆破获了一个间谍网络,一所军事院校的十多名中高级军官,向台湾提供了苏—27、苏—30等解放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情况,以及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
自改革开放后,台湾间谍到大陆活动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多以台商身份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一方面,台商投资大陆的现象普遍,以台商身份在大陆活动不易引起怀疑和警惕；另一方面以台商身份“钓鱼”,在开始接触时较为自然、合乎人情,也便于其后的间谍活动.
2003年11月30日,在高雄“扁友会”成立大会上宣称,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共部署了496枚导弹,其中在江西乐平、江西赣县和广东梅州各部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游64枚,且部署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这是第一次“精确”说出大陆导弹部署位置和具体数量.与当年李登辉的“弹”如出一辙,的这番讲话,也让大陆的门高度警觉.
经调查,大陆门很快锁定了一批行动诡秘、在有关地区出入异常的“台商”.导弹均部署在偏僻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商业活动并不活跃.提到的江西乐平就地处偏远农村,经济并不发达,几乎没有外地人在那里做生意,但有一个名叫高国宁的湖北襄樊人,在乐平开了一家小店,他的身份早就引起过门的怀疑.
2003年12月2日,也就是讲话之后的第三天,高国宁与在南京的台湾人李运溥进行了秘密接头,当日,高国宁就被拘捕.经过突击审问,李运溥这一目标也被锁定.
经查,李运溥系台湾“军情局”五处一组上校,在大陆以经营“南京实力克医学研究咨询部”为名,以秘密方式指挥下属情报员搜集情报,他的任务是每半年向“军情局”提供60条情报.李运溥所建立的情报网,下设“蓝天情报组”“白云情报组”“吴大卫情报组”等,主要搜集大陆导弹部队部署情报、南京军区和东海舰队机密,内容涉及战地部署、人员配置、单位编队、武器组成等.1997—2001年,李运溥连续5年获得“莒光楷模”（台湾“军情局”颁给有功情报员的称号）,号称台湾情报网的“王牌间谍”.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内地发展了几条情报链,实属“能干”.
李运溥被捕十几天之后,广东、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8个省市的安全机关同时出动,一举破获24起台湾间谍案,共捕获了24名潜伏在大陆进行情报活动的台湾间谍和19名涉案的大陆人员,摧毁了台湾间谍机关在大陆布建的秘密情报网.有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本来想借捅出“大陆导弹内幕”来煽动台湾岛内的“大陆威胁论”,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这几句话使自己丢掉了在大陆的间谍网,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除了以台商身份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美人计”是台湾谍报组织又一惯用的招数.2018年9月电视台《焦点访谈》就披露了台湾间谍使用“美人计”策反大陆学生的案件.
2011年,18岁的小哲正在一所重点大学机械专业读二年级,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他得到了去台湾义守大学学习交流的机会.一次,小哲参加同学聚会,认识了一名叫许佳滢的台湾女子,女子自称年纪比小哲大几岁.平时她对小哲非常关心体贴,不久,许佳滢就把小哲的各种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小哲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许佳滢对他所学专业所表现出的兴趣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程度.而他所学习的专业,可以接触到不少国防科工的机密.很快,许佳滢就主动向小哲表了白,并与小哲发生了关系.小哲的交流学习结束回大陆后,许佳滢以恋人的身份要求小哲及时把他取得的成果发过来和她分享,还会向小哲提出要一些具体的内容.小哲就读研究生后,得以参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些项目,许佳滢对他的要求也变本加厉.
2014年,许佳滢的活动被门发现,小哲的行为被立即制止.至此,小哲相处三年的所谓恋人的真面目被揭露出来.原来,许佳滢的真实姓名是许莉婷,1977年1月出生,比小哲大了整整16岁,是台湾军情局的间谍人员.她用尽手段引诱小哲,从而对小哲实施控制,就是为了获取情报.而小哲在之下,最终没能守住底线.据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干警介绍,小哲总共向许佳滢提供了涉及我国防科工的近百份情报,也收到了许佳滢的一些报酬,总共折合人民币45000元.
这些被捕的台谍,大多结局凄凉.2003年李运溥（被判无期徒刑）间谍案被侦破后,12月22日,香港《明报》率先报道了此事,但遭到当局矢口否认,可怜被捕间谍家属求助无门.台湾《联合报》感慨：“台湾当局视谍报人员如同黑社会,用完就丢,就好像杜月笙说的‘夜壶’,当权者都需要他们,可是用完就远离他们,甚至糟蹋他们.”
在台湾的情报人员名单中,许多人的名字恐怕根本不会被提起,他们是历史当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这特殊的一笔,却改写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1987年,香港商人姜建国作为台湾特务被大陆门逮捕,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近15年,出狱后回到香港,失去工作,失去名声,贫病交加,妻离子散.他当时的想法是,找台湾当局,至少坐牢期间的工资要补给他,拿这一笔钱买个小房子,可以住下来.2003年,他找到台湾军情局,台湾方面承认了他的身份,但给了3000美元就将他打发了,没有别的补偿.在香港,姜建国只能靠政府援助和自己捡废纸皮来卖以维持生计.
1982年7月1日,因潜入大陆发展情报人员,简志钧在广州被逮捕.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香港九龙区一个神学院的语言教师,教人说英语和粤语,每周上三天课.其他时间,他的身份是台湾间谍,经常到毗邻香港的广州活动.直到1996年11月26日,简志钧在服刑14年后才得以释放,回到香港.但是,太太已改嫁,唯一的女儿一直当他是卖国贼,这让简志钧很痛苦.
“这是一个历史悲剧.”中国社科院台湾问题研究专家王建明这样概括姜建国等一批台湾间谍的命运.
如今,“装傻”戏码再度上演.不久前,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开展“2018-雷霆”专项行动,先后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件,焦点访谈连续两天进行播报.然而,台陆委会却咬死不认,还妄称案件是“子虚乌有”,是大陆“企图透过媒体宣传,‘胡乱’对台指控”.
大陆加强反台谍工作,台湾在两岸“谍战”中逐渐丧失优势
分析人士指出,台湾派往大陆的间谍数目虽多但素质参差不齐.有直接身份的间谍,也有间谍,其窃密手段比较拙劣,相互间甚至出现分赃不均、相互的情况.
近年来大陆已经连续破获数批台湾间谍.与此同时,大陆国家安全机构还加强了一些敏感部门、敏感地区的反谍报工作和内部保密措施,特别重视加强了对福建及沿海其他一些地区军事设施的保卫工作,使台谍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据台湾一名资深情报官员透露,在台湾近年来的各项情报搜集计划中,“没有一次是不付出代价的,总是会有报告称被‘破线’或‘拆台’,也就是情报网被大陆的反间谍系统查获”.这名情报官员还承认,大陆的门对台湾特工的行动几乎了如指掌.
不仅如此,据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公民间谍行为起到重要作用的,最多可获奖励50万元.
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指出,台湾向大陆派间谍,其中有一些很有趣的规律.首先是台湾当局自己吓唬自己,认为大陆在准备攻打台湾,于是派出大批特务,企图摸透大陆的军事、政治动向；然后是台湾特务吓唬台湾当局.绝大多数台湾特务收集的情报只讲“大陆的威胁”,其他一概不管.于是,“大陆威胁台湾的证据”越积越多,台湾当局越害怕,就越要派出特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台湾当局应尽快摆正心态,回归“一个中国”原则,正确看待大陆对台湾的各项方针政策.
2003年“大嘴害谍”事件爆发后,大陆破获台谍网的效率和成果进一步提高,台湾“国”坦承,大陆逮捕“下线人员”的动作之快,令其按照传统“单点垂直”方法布设的间谍网“存活期往往不到一年”,未来“情报布线工作只会更加困难”.
随着台湾岛内意识形态多元化,特别是民进党的“”主张导致台湾情报机构产生“效忠对象混乱”、相关机构内斗激烈等严重问题,台军情系统士气涣散,再加上大陆经济实力提升,港澳台乃至海外华人的向心力增强,台湾完全进入军情工作瘫痪的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后,台湾安插在大陆“家门口”的两颗“情报钉子”无形中也被拔除,台高级涉密人员“反水”投奔大陆的情况也日益频繁.2000年,台湾“国”少将潘希贤首开投奔大陆的先河.2002年9月27日,台陆军“飞弹指挥部”中尉辅导长王宜宏偕同妻子与幼子飞到泰国曼谷,辗转投奔大陆,害得台“军情局长”薛石民隔空喊话,希望与大陆“作交易”,力图拿“某些筹码”换回王宜宏,但最终未能如愿.
2006年5月30日,台湾“军情局”第四处副处长朱恭训上校、第四处组长徐章国上校为了会晤在大陆发展的“聘干”,套取更多有价值情报,抱着侥幸心理绕道越南进入广西,结果“伸手便被抓”.台湾哀叹,朱恭训、徐章国二人被捕,就等于把台湾在东南亚的所有情报网全部交给大陆.
鉴于老派的专业间谍派遣体制已告崩盘,台湾情报机构索性“不按牌理出牌”,2008年前后,台湾“”和“军情局”不分青红皂白,通过威逼利诱等方式,裹胁一批生意难做的台商充当业余间谍,只是业余人员不但容易失手被捕,更在被捕过后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照顾.
宜兰台商林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1993年他前往福建开办石材工厂,因贪图小利,上了台湾“军情局”的“贼船”.林凯说,因为是单线联系,“军情局”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系统的培训,“他们只是教我一些简单的暗语、编码及记录军事情报的方法,至于我们这些新手的人身安全,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林凯的间谍生涯只维持一年不到就结束,他被关进大陆监狱服刑14年,2008年8月刑满释放时,他身边还有三名经历相似的台商间谍还得继续坐牢.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对大陆谍报战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情报搜集从偏重军事转移重心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搜集,从搜集“威胁情报”转向“机会情报”.
如今,从两岸长远的趋势而言,双方都希望和平发展,台湾的情报部门除了继续关注大陆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外,也会关注大陆发展趋势,并从中找出对台湾最为有利的契机,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情报”,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也包括为台湾企业在大陆和全球的发展竞争中取得先机.
经费曾是台湾对大陆谍战的优势,但是,随着大陆生活水准的提高,这项优势反而成为了台湾情报的软肋.
有情报高层人士透露,台湾过去用较低的就可以买到大陆内部的情报.尤其是在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穷台湾富,财大气粗的台湾情报部门敢于花大价钱腐蚀大陆内部的一些见钱眼开之徒,一批情报动辄花费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于是有人禁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铤而走险向台湾情报部门出卖情报.
随着大陆经济崛起,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反观台湾,经过李登辉、搞“”撕裂台湾社会,台商与资本纷纷出走,台湾经济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首一路下滑成为亚洲四小龙之末.情报经费受到限制,不再像过去一样承担得起高额支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情报部门对大陆情报战的经济优势不再.而且台湾对大陆各种重要设施进行卫星拍照这样的情报搜集工作,大多是要花大价钱从美国人手中购买.除此之外,如今大陆科技进步,而台湾倚重的技术情报工具却在逐年递减.
前台湾“国长”蔡得胜有一次在民意机构的质询中不无心虚地提出,以台湾多年的经验和部署,台湾情报部门通过情报搜集而获得的对大陆的了解应可掌握到七成.对于这样一个答复,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则开玩笑表示,希望剩下那三成不是最关键的.这反映出台湾情报部门自身对其获得情报的质量也没有多少信心.
随着两岸实现三通和台湾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每年有一百多万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参访,还有很多大陆学生、学者赴台学习交流等.面对两岸人员交往的良好势头,民进党人士疑神疑鬼,对大陆游客也是充满怀疑,一天到晚恐吓台湾学生说坐在他们旁边的大陆学生是间谍.对此,尽管台湾情报部门也曾澄清说,自2008年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以来,台方很少发现有大陆人士用假身份来台潜伏或刺探军机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双方高层已有多项沟通管道,大陆根本不需要那样的小动作.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台湾情报部门一方面加大了对内部的清查,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对大陆游客等的防范力度.
随着两岸交流热络,台湾对大陆持续数十年来的谍报战转趋低调,由热变冷,一方面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台湾在谍战中丧失优势,是两岸实力此消彼长的一个结果.
2013年10月,由中国人民解放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风景优美的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广场是为纪念上世纪50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在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而建.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潜伏.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遇害.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显著位置,是整个纪念广场的高光亮点.
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那些“在台湾流第一滴血”的英雄们,既是对英烈的告慰,对一段曾经渗透、潜伏的峥嵘岁月的还原和缅怀,更是对今人和后人的激励和警醒.
7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笼罩海峡上空的硝烟已散去,直航两岸的班机客轮以及来来往往的人潮成为亮丽的风景.尤其是两岸“三通”的实现,开启了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大融合的历史新篇章.今天,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信心百倍,这些无名英雄的梦想终将会变成现实.
（参考资料：《从军统到情报局：两岸谍战的起源》人民网2015年10月12日、《同根相煎：台湾间谍在大陆》《世界知识》2007年第2期、《台湾当局情报战揭秘》《现代台湾研究》2006年第6期、《震惊台海的“中将共谍案”》《文史参考》2011年第5期、《军统到情治：台湾到底训练了多少“相貌平平”的女间谍》《国家人文历史》2018年9月20日、《“换谍”：台海可以说的秘密》《南方周末》2015年12月3日、《暗战未歇：台湾间谍进入大陆有哪三种方式？》人民网2015年10月12日、《谍战七十年,两岸胜负如何？》新华网2015年12月7日、《台湾间谍网走向覆灭》《军事文摘》2005年6期、《目标：国民党神斧部队的间谍作战计划》人民网2015年10月12日、《三个被捕台湾间谍的悲剧人生》《南都周刊》2007年4月7日、《解密潜伏并牺牲在台湾的大陆特工》新华网2013年12月19日等；作者：王宏德、刘丈、李鹿、杨津涛、龚开国、石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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