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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论文参考文献：
1938 年, 两个“ 特训班” 在陕西同期秘密开业：陕南汉中郊外陈家营子,一个大宅院门口站着持卫兵；陕北延安郊外七里铺,山沟里来了一伙青年人……不约而同,国共两党都在秘密举办特别训练班,培训情报侦察人员.而且,两个特训班的学员都是知识青年.特务,常常选自军人或,这时候为何重视“知青”呢？
汉中有个“死间班”成立于1938 年的“中统”和“军统”,是横行华夏、人人侧目的特务组织.“军统”办了大批特训班,先后毕业学生近两万人,有些分配到沦陷区做抗日谍报工作,有些分配到国统区以警务等公开身份掩护做特务工作,有的留在“军统”本部工作,最危险的是派到根据地潜伏,圈内称为“死间”.
怎么打入延安,一直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班的主要课题.戴笠指示,凡是去过延安的特务,都要撰写一份“怎么打入边区”的文字材料,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注意事项和打入办法.“军统”的基本特务之中,去过延安的有秦某、赖国民、沈之岳等人.沈之岳先后去过两三次,还在抗大加入了,在“军统”中大为走红.
“军统”西北区派往延安的特务大多是兰州训练班的学员.兰训班前后培训5 期毕业学员,培训目的就是打入陕甘宁边区.这些特务进入边区并不很难,但是电台带不进去,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就更难.榆林站的学员打入延安之后都被捕获,而且公开送回国统区,弄得戴笠十分尴尬.戴笠不知,兰训班难以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边保”派出的毛培春早已打入兰训班成为内线,那些同学早就被揭发了.
逃出延安的张国焘,在重庆向戴笠提出一个建议：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打入就应从培训青年学生入手.于是,“军统”开始重视吸收青年学生加入特训班.直到有了汉训班,“军统”才真正打进了陕甘宁边区.
早在1938 年4 月“ 军统” 刚刚升格时,戴笠就指示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搞一个专门对付根据地的“特别侦察组”.程慕颐一向做对共工作,曾打入一个江苏地委组织,这次接受重大任务,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特训班,1939年9 月迁到边区附近的汉中,圈内代称“汉训班”.汉训班是“死间”培训班,干部配备相当强.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实际事务由化名程益的程慕颐副主任负责.政治教官朱增福 （朱国才） 曾在1938 年6 月打入延安,主讲“问题”.特技教官杜长城是绥远人,先后在兰训班第一期和汉训班第一期受训,后来成为“ 军统” 的爆破专家,1948 年任特技少将长,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曾经指挥炸毁广州海珠桥.
在“军统”系统,汉训班不像临澧特训班、兰州特训班那样出名,但是打入边区却最成功.得知边保注重审查外来人员,程慕颐招收学员就特别注意选择陕甘宁边区当地的知识青年.汉训班招收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放回老家,以本地进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组织分配进入组织.
戴笠十分器重汉训班,1940年秋专程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作出特殊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任务：“要从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
孙子兵法《用间篇》将间谍分为五类：生间、死间、因间、内间、反间,其中“死间”最凶险——情报拿回,间谍死去.汉训班的课程注重爆破、刺杀、下毒等行动手段,每一个潜伏特务都准备生死相拼.对付,“军统”居然在培养死士.那么,培训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窑洞里的“黄埔军校”延安有马列学院, 有军政大学,有党校,却没有一所情报保卫大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还得靠办班.创建特科时,周恩来于1928 年春在上海办班,亲自培训学员20 多天.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过训练班.
1938 年2 月, 敌区工作委员会的第一期训练班在延安开学,此后一共办了9 期.军队系统也在办班.军委二局的谍报训练班,由局长曾希圣主持编写教材《谍报勤务》,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军队班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系统,成为组建军事情报机构的骨干.
1938 年6 月,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边保”）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开办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7 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和军委的训练班,旁边有边保的三十里铺训练班.
这“黄埔”虽然是一句笑谈,却也有些道理—— 七里铺出干部.1992 年组织了一次聚会,尚且在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 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长邹瑜,前上海市局局长艾丁,作家柯蓝、邓涛、晏家华、汪琦……
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所以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
七里铺训练班第一期36 名学生,在山沟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 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学员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20 岁左右的青年人,大学生浦琼英的父亲是云南火腿大王, 中学生吕璜来自四川学校,解衡是东北流亡学生……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其中包括大户人家的子女,千里迢迢来到生活艰苦的陕北,在黄土窑洞里聚会.这些学员够特殊,若在以前,这种条件是不能做保卫干部的.可现在,党的工作需要知识分子,需要社会关系多.二期学员也有几个出身地主官僚家庭.毕业后派往敌后的学员,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
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的曾经被捕经受酷刑的考验.训练班没有正规教材,但结合实例的讲解相当实用.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授革命阵营内部的反托派斗争,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李克农讲解非法和合法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的不同方式,刘鼎演示化装技巧.最有意思的是实习,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化装成卖菜小贩,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 一看这人就不像.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女知青”卓琳
“黄埔一期”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有8 个女学员.延安本是偏远小城,大批革命干部的到来,迅速改变人口构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竟达18 ∶ 1.新来的知识青年中有不少女性,但人家未必看上老干部.延安流行一个段子：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薛明、李宁等党校的女学员曾经约定：不嫁老干部！不过,薛明后来还是被老干部贺龙追到了.
的第一位妻子在白区斗争中牺牲,第二位妻子在苏区离婚.时任八路政治部副主任的没有老婆,还是老战友邓发帮忙.保安处训练班的8 位女生个个政治可靠,品貌端正.同保卫系统很熟,1928 年在上海同周恩来住一个房间,制定最早的保密规定,还被特科救了一命.长征期间行军艰苦,一匹马有时就能决定一个干部的生存.因为是“毛派头子”而挨整的,在总政当巡视员,乘马摔死了没法补充,全靠步行,脚都走肿了.一直暗中关心的看到了,悄悄布置纵队的特派员肖赤给找匹好马.
边保处长周兴热心帮忙,陪悄悄到训练班看了两次,相中了浦琼英.浦琼英是这个班文化程度最高的大学生,父亲是云南的火腿大王,姐妹三人一起来到延安,都在保安处工作.姐姐浦石英的丈夫罗绍华告诉边保干部秦平,浦琼英尚无恋爱对象.秦平赶紧向周兴汇报.没几天,又来了一趟.过不久,周兴找浦琼英谈话,把浦琼英调去社会部工作.
浦琼英就是卓琳.对于这段婚姻,卓琳在一篇回忆周兴的文章中提道：“作为一名战线的新兵,对于部门的最高领导,我们只知其人而并不相识.记得有一天,周兴同志找我谈话.我报告后进去,第一次见到久仰盛名的领导.一眼窑洞中,简朴的办公用具,简朴的衣着,一切都是延安那种既熟悉又普通的风格.周兴同志问了我的情况,告诉我要调我到保卫部门工作.谈话简练、明确而亲切.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兴同志,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谈话和对我的调动,对我未来的生活竟然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到了党的保卫部门后,我认识了小平同志,并最后与他结成终生伴侣.可以说,在众多热情关心小平同志的人中,周兴同志也是一位积极分子.”
卓琳与定情后,在延安城里请了一次客,出席的都是卓琳的训练班同学和检查站同事,吃饭地点是新市场的一个小饭馆,主菜是陕西地方风味,将面粉、猪油、鸡蛋,白糖打在一起,吃起来甜软滑腻,既不沾碗也不沾筷还不沾牙,俗称“三不沾”.与卓琳的婚礼在女方的工作驻地举行,共同举办婚礼的另一对孔原和许明都是中社部同事,许明还是七里铺一期卓琳的同学.卓琳从此伴随一生.女儿毛毛写道,躲过“”冲击的法宝就是和家人在一起.
保安处训练班的女生人才出众,不止到这里择偶,作家刘白羽、周立波,保卫干部孔原、汪金祥、谭政文都从中找到终生伴侣.
“打暗仗”
国民党大干快上,怎么办？ 1939 年2 月18 日,书记处作出 《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敌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从此,党的情报保卫机关是中社部；军队的情报机关是军委二局,保卫机关是总政锄奸部；政府系统,那就是边保了.
中社部是个精干的指挥机构,边保是实施部门、实力派.保安处不仅是机关,还兼有检察机关的职能.保安处下辖各县的保安科；保安科下属的保安队是县政府的唯一武装力量；保安科管理的看守所,又是县级的监狱.陕甘宁边区辖有5 专区、22 县、1 市,到处都有保安力量.别的地方都称保安分处,唯有延安称为“局”,圈内称天下第一局.
年轻的边保干部,遇到空前复杂的特务破坏.在的词典中,“明仗”是“军事斗争”,“暗仗”是“隐蔽斗争”.“暗的敌人”来自两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反共分子的特务.“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日寇直接奸细”.从1939 年至1941年,延安保卫机关共破获73 件.太原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高子文,以3000 元特别费,专程到延安谋刺、周恩来.山西日本特务机关训练小勤务李永茂,派到边区偷文件、偷、放毒.抗大和陕公还发现日本培训的夫妻间谍.第二种是“日寇间接的组织”.1937年至1938 年,边区内外有百余股土匪,李青伍股在劳山伏击周恩来,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要打通山西路线迎接日军,绥德、关中还有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暗的敌人”第二方面是“反共分子的特务”.这“反共分子”的限制词,实际是照顾国共合作,其真实内容,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保卫圈内简称“国特”是也.
无论“日探”还是“国特”,对外统统纳入“锄奸”范围.凡是针对针对边区的特务行为,都是资助日本侵华的奸细,都属非法,都应铲锄.“反特”“反间”,也许还有党派之争的色彩,“锄奸”却是民族大义,名正言顺.以“锄奸”代称抗日时期的反间谍工作,可见此时反间谍策略的转变.
三八式干部
决定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大量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来延安.延安成了中国西北的文化中心,原来只有一所师范学校,如今有了马列学院、党校、边区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60 多所学校.加上原有的党直属机关、八路部直属机关、西北局所属机关单位、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厅局,共有机关单位200 多个.古老的延安城迎来了众多新居民,很快从1 万多人膨胀到6 万多人.
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来奔,给延安干部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这一批干部,延安人称“三八式”.了解历史的都知道, 有这样一批干部,他们大多在1938 年前后的抗战初期参加革命, 大多是知识分子成分.干部论资历,一般按革命阶段分期,第一批是1921 年至1923 年的建党干部；第二批是1924 年至1927 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干部；第三批是1927 年“四一二”事变至1937 年七七事变的红军干部；第四批是抗日干部,最有名的称号就是“三八式”.
“三八式”的得名,确实和抗战相关.日军有一种,能够射穿八桶水.八路军战士对这种战利品爱之如宝,以其定型年份明治三十八年,称为“三八大盖”.三八式厉害,三八式干部更厉害.建党干部和大革命干部素质虽高,人数却少；红军干部阶级立场坚定,但文化水平偏低；三八式干部则数量大、文化高,恰恰弥补前两者的缺欠.1938 年参加革命20来岁,1949 年建国30 来岁,三八式干部与红军干部两股力量密切协同,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骨干队伍.
向来重视情报保卫系统的干部配备,特殊机构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高层领导送苏联培训,骨干成员强调工人成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是海员出身,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是手工业工人出身.可是,组织成分纯而又纯,并没有保证不出顾顺章那样的叛徒.经历挫折的更会用人,延安新配备的保卫干部来源多方：既有一批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又重视培训陕北当地农民干部；既有许多来自红区的工农干部,又充实来自白区的地下党干部,还特别注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
决定“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情报保卫系统积极行动,从延安各学校的学员中优中选优.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科长时才18 岁.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1939 年2 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队指导员.7 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
国共两党都重视吸收知识青年,但用人方针又有不同.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军统”主要干部多是浙江人,和戴笠的老乡.为了打入延安而设立的汉中特训班,学员都来自一地——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特训班,学员却来自全国各地.外来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南到两广,北到东北,东到海隅,到处都有人来,这就立即改变早期干部集中于几个省份的格局,便于向各地开展工作.
汉中班、七里铺班,国共两党的特训班都在培养知识青年,可是结果大相径庭.汉中班鼓动学员现在当死间、将来升官,可是这个班的学员没有一个当上戴笠说的部长.其中不少人潜入延安后主动自首,成为的保卫干部.七里铺班教育学员为革命牺牲,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杰出的战绩,成为调查部长、长、长、总政保卫部长,组成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
秘密战线的国共相争,向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超过对手,但是,文化程度和社会经验偏低.当时的知识青年,大多出自社会的中上层.的情报保卫部门有了这批知识青年,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知识青年者得人才.能够重视人才,团结人才,看来也是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自《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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